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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黄公职人员再谈强拆：公众同情拆迁因仇官

李昌金曾经的一个举动，在网络与媒体世界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他以“慧昌”的笔名投书媒体，在媒体的加工下，这个《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来信的作者身份，变成了“宜黄官员”，其文章被提炼出“没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等观点，从而为千夫所指，加速了其传播速度。但事实上，李昌金只是江西宜黄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县政协委员，虽然身在体制内，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三农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

其实冷静理性地看这个来信，不管它的观点如何，不能否认其代表了一部分体制内者的真实看法。只有都充分地表达了意见，中国才能又有机会达成一种社会共识。如今两年过去了，在剑拔弩张的嘴仗平息之后，南都评论记者找到了李昌金，回过头再重新探讨与思考文章的说法，以及交流他对于当下中国农村现状的各种看法。

“‘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的孩子”

南都：你为何投书媒体？如果现在回头看，你还坚持当时的看法吗？你对随后的社会反应预估到了吗？

李昌金：最直接的原因是对网络媒体舆论一边倒不满；对一些专家学者信口雌黄的评论不满；对一些记者为了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抓住政府一点可钻的空子随心所欲、无限发挥、上纲上线，全然不顾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原则、不考虑事件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不满。深层次的原因，是试图通过对这一全国关注事件的解读，在国人面前撕开一道口子，让国人看看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和地方发展逻辑，尽管看上去是那么血淋淋的。

老实说，我曾写过两个版本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一个平民版、一个官方版。宜黄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我先是站在“民”的立场写了一篇《透视》，但当我写好后准备投稿时，发现形势不对，宜黄事件在一些记者推波助澜下，舆论“一边倒”声讨县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我改变初衷、掉转笔头，改站在“官”的立场重写《透视》。不过，尽管版本不同，分析问题的角度和维护的对象不同，但文章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

《透视》一文的观点凝聚了本人十多年来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深入思考。遗憾的是太多的网民读不懂我文章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让那句被媒体记者单独拎出来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牵着鼻子走。

至于社会反映可谓“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因为，真相总是让人很难以接受。正如网友“红土地”在他的《“宜黄来信”乃沉默的爆发》所写：“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长期以来，我们生活在美好的想象里，巨大的经济成就膨胀了人们的信心，他们忘了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忘了民主人权自由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他们以为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在当下的中国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对映入眼帘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残酷事例接受不了。所以，“宜黄来信”这个天外之音所引发的石破天惊的效果也就不足为奇……

南都：你被解读为宜黄官员，对这个外界赋予的身份你认同吗？还是这篇文章是一个集体观点，你只是一个执笔者而已？

李昌金：“宜黄官员”是一些媒体记者为吸引读者眼球给我的标签。其实，作为一个地方八品官员，准确地说，我这种边缘化的、有职无权的官谈不上“官”，当然也没人把我当“官”看，充其量就是拿所谓“正科级”工资的公职人员。因此我代表不了宜黄官方，当然，宜黄官方也没有给我这个授权，所以我的言论只代表个人。正如你所说，那篇文章发表后，很多网民认为这一定是枪手所为，或者是一个写作班子所为。其实只要对中国官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当地出了影响全国的大事，主政者不可能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来写文章为自己辩护、跟媒体叫板，因为这是官场的大忌。

我这类自诩为忧国忧民的人，在体制内通常会被看做“另类”，“不拘一格降人才”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个传说。思想者总是孤独的，何况是在江西一个旯旮小县？因此，除了“自耕自作”外，别无他法。

不过，虽然我的身份不足以代表“宜黄官员”，但对媒体赋予的“宜黄官员”的角色，我并不反感，我很愿意代表宜黄官员发声，甚至代表所有基层干部发声，因为我要让那些妖魔化基层干部的人看到，基层干部并非都是他们想象那种只会鱼肉百姓、无所作为的酒囊饭袋，他们当中，不乏一批有思想、能作为，忧国忧民、铁肩担道义的仁人志士。他们与农民的感情最深，也最同情他们，这方面一定不亚于那些成天以“维权卫士”自居的所谓专家学者。无疑，基层干部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官民之间应当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

南都：据你自己的了解，你所说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较大部分体制内官员的真实认识？

李昌金：我认为大凡那些深谙中国国情、有较长农村生活、工作经历的有识之士，尤其是广大基层干部，绝大多数都会支持我文章中所表达的观点。因此，当《透视》一文在网上引发争议后，一些我熟悉的三农专家、基层干部等纷纷通过发表文章或打来电话，对本人行为及文章观点表示支持。湖北省一位市领导坦言：“我敢说国家大多数的重大工程，都是强拆做成的。”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文章观点。

南都：在宜黄事件包括其他的政府强拆事件中，为何公众都习惯性地站在被拆迁者一方？

李昌金：那是因为人人都想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借此获得一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借以逃避残酷的现实。因为在政府与被拆迁户之间，被拆迁户显然是弱势的一方，从心理学上来说，在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种追求崇高的愿望，而同情、支持弱者便能满足这种愿望。还有就是仇官心理作祟，通过指责政府、同情被拆迁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宣泻这种仇官心理，从而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并且这种指责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南都：这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民意特别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也是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有关，你认为该如何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而不会一旦有事情发生，政府官员就有被妖魔化的倾向。

李昌金：我国目前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方面是几十年不变的官僚体制，一方面是公众主体意识、权益意识的觉醒，一方面是社会舆论不恰当的引导，在这种状况下，实现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互信似乎很难。但尽管如此，政府也并非不能作为，政府要做的是，决策前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充分参与；决策中坚持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决策后一旦出事，就要诚实面对公众、不藏不掖、勇于承担等。当然，媒体客观公正的报道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

南都：如果跳开宜黄事件来看，强拆式的发展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李昌金：当然。不过“强拆式发展”一词值得商榷，因为媒体过度渲染和夸张报道，使人们感觉凡拆迁都强拆、凡强拆都违法、凡强拆被拆迁户都受害。其实真正实施强拆毕竟是少数，比例或只占1%。但没有1%的强拆，就没有99%自愿拆迁。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使用包括强拆在内的强制性措施，正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没有强制性措施作后盾，国将不国。

南都：强制农民上楼等这种市民化的过程，是否需要反思？

李昌金：我感觉强制农民洗脚上楼只是媒体的夸张报道，或者说是一个噱头，现实的情况可能相反，是农民盼政府要给他上楼的机会。我现在很担忧的是，积极或过度的城镇化是否会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陷阱？中国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四五亿农民把农村大好资源废弃，背井离乡挤进城镇，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三无农民、城市贫民窟……尤其是一旦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农民工失业，这些进城农民靠什么维持城市高消费和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由此带来的社会震荡，是我们能够承受的吗？

近二十年来，政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恶习难改，这其中，中央农村政策偏离农村实际是一个突出问题，中央财政每年投到农村几千亿资金有多少打了水漂？一些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自毁长城”的政策(如免除农民税费尾欠实际就是摧毁诚信道德长城)，造成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各级领导层内真正懂农村的人越来越少了，包括参与政策制定的专家们。

南都：激进的城市化，往往伤害到民众的权益。在所谓公众利益与个体合法正当的权益之间，孰轻孰重？如何达成平衡？

李昌金：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并不一定伤害民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到哪里，就等于把致富的种子播种到哪里。强拆出事，最主要的并不是被拆迁户原来的利益受到多大的损失，而是被拆迁户希望获得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补偿，而地方政府通常只肯一至三倍补偿之间的矛盾。

按照过去“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价值观，显然公众利益大于个体利益；按照现在“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当然公众利益要让位个体权益。哪种价值观更适合中国国情？在搬迁征地方面，要达成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的平衡，就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约束政府，合理补偿，以保障被拆迁户权益；另一方面约束被拆迁户，诉求合理。但在当前利益格局之下，要构建这样一种协商机制以及救济途径很困难。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现实有偏离，由此导致基层政府无所适从，只有各行其是，采取以“摆平”为目标的实用主义办法，但这种办法危害很大，后遗症很严重，最终公众利益与个体权益一起受到伤害。

“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

南都：你很关注的农村基层选举，现在很多地方都暴露出了各种问题，比如村干部的腐败、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等。你如何看待运行了30多年的村民自治？

李昌金：搞选举容易、搞法治难，如果选举能解决问题，印度一定比中国发达。制度比人重要，只选人不选制度的民主，这种民主的意义就大打折扣，这种民主就变成“轮流坐庄”，那谁当不一样？按农民的话说，就是“条条蛇都会咬人”。

在我看来，30多年的村民自治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乡村政治生态，或者说外来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内化为村庄新秩序。村级组织继续按它原有的运行轨迹运行，由于农村精英不断外流，取消税费后县乡又放松了对村级组织的管理，从而导致基层民主出现种种问题，其中腐败问题最为突出。

问题的根源：一是宏观体制与政策。在“压力-控制型管理体制”和“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之下，民选的村委会话语权不足。二是全能主义政府。全能型政府将公共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什么都让政府管死了，农民有什么可以自治？三是“四个民主”失衡。只有民主选举，没有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样的民主不健全。四是无组织的农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历史常态。

南都：村民自治如何能够真正地脱离“压力-控制型管理体制”与全能主义政府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治？

李昌金：首先是要改革顶层设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政治体制，在这一框架下重构党政关系、乡村关系和村组关系。其次是建设“有限政府”。赋予农民更多管理社区资源和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其三是“四个民主”协调发展。着力引导村民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力。其四是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效仿东亚日韩台成立“农协模式”。其五是进一步规范村委会选举，制定更严格、细致的《选举法》等。

环球时报：媒体人“战胜”高官什么让前者强大
原标题 [社评：媒体人“战胜”高官，什么让前者强大]
　　一位媒体人通过微博最终扳倒了一名部级高官，这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给人留下的强烈印象，尽管这又一里程碑式的事件还发出了更广泛的信号。
　　去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微博一出来，预测刘铁男“凶多吉少”的人就很多。除了罗的举报“看上去像是真的”，还因为人们有了这样的预期：如果刘“真有事”，如今的中国没有人能够“保他”，他的部级高官身份同样成不了他的护身符。
　　刘铁男案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信念：只要是被揭出来的腐败和丑闻，而且是真实的，嫌疑人能够逃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正义决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只是中国社会的化妆品，它更像是这个社会的真实脸色和态度。这有两方面大的原因，一是民意越来越强大，而且谁都知道民意不可违。二是“制度”的纠错功能越来越刚性化，它不以少数人的权力和意愿为转移。
　　如果仔细看，这就是正在中国发展的民主和法制的真谛。
　　但我们都清楚记得，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的当天，能源局就以官方名义为刘的“清白”背书，并宣布对罗的“污蔑造谣”报案报警。这反映了公权力有时会向高官屈服，甚至被他“私用”。谁说这个问题不恰恰就是腐败发生的温床之一。
　　从实名举报到宣布刘铁男被调查，一共5个多月。这样的结果和节奏都会进一步影响今后舆论的预期。在过去5个月中，不时有人质疑官方对待实名举报的真诚性，而现在看来，这些日子里的调查一直静水流深。
　　昨天互联网上的掌声里，夹着大量对能源局当初声明成了“官谣”的嘲讽，社会部分人的反向情绪不会因这件事扭转。事实上官方调查刘铁男也不是为了舆论而去做的。但“表哥”、“房婶”以及雷政富们都被查处了，现在刘铁男也倒了，事情的正面效果正在民间的真实舆论里积累，这些是微博的胜利，但到头来，它们都是“体制绩效”的彰显。
　　中国社会的和谐方式在微妙变化。微博监督和微博反腐揭开了一些问题甚至“黑幕”的盖子，但它们又同时展现了一定的“对抗性”。能在鼓励“建设性”的同时包容这些“对抗性”，这是中国社会和谐在互联网时代实现升级的一个关键方向。
　　打个比喻，互联网就像中国一个非常能干、活跃，但又让人“不太省心”的孩子。它拒绝以往的潜规则，或者就是不守规则，但总能另辟蹊径，通过“很世俗的方式”触动国家长期的难题。它同时制造了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又像是国家的弹性。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有着不断前进的强大内在动力。对互联网上有些“另类”的举动，社会（包括官方）的总态度是接纳其积极影响。这是互联网在中国发挥了特殊作用的根本原因。
　　官方对互联网也采取了管理措施，但设计方向都是“渠”和“通道”，而不是“闸”。事实对这一点做出了验证：互联网是中国意见表达最开放，也最多元、最尖锐的舆论场，它还同时成为中国最有活力、成长势头最猛的经济领域之一。互联网是中国这些年经济及意见表达领域的“突出赢家”。
　　罗昌平“战胜”刘铁男是通过互联网实现的，这预示着，中国舆论场的“权力重心”在进一步向互联网偏移。中国互联网是全球对本国舆论影响最大的互联网之一，此趋势将继续强化。这一现实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