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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那些年，那些事儿 [打印本页]

作者: 大笑十三 时间: 2015-12-2 19:52
标题: 那些年，那些事儿
在某个网友的空间里看见一篇写童年的日志，只有标题却没有内容。意味很深。但是……
   ——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既丰富，又多彩，还幸福。

   尽管那时候是个物质上极其贫瘠的年代，贫瘠到任何一种“得到”都是一种奢望，除了挨揍和挨饿。比方，吃一顿饱肉就是一种梦想，比方，过年时能有一件海军蓝的衣服或者两颗硬得咬不动的水果糖揣在兜里，比方，给长辈们拜年时，如果给长辈磕头可以得到一块或者两块压岁钱，如此等等。

      而其中一种奢侈的“得到”，于我，如今说来还是会很难为情，不过，到底还是年长了一些，脸皮也厚了许多，也就不怕人笑话了。

      我从小就是个大肚汉，“饥不择食”，偶尔分到手的零嘴，比如自家晒制的红薯干儿和葵花籽，极少有能放到第二天的，母亲总笑我是“老鼠放不得隔夜食”。凡是别人吃的东西，我都吃，不挑剔，包括有名的“霉渣”和有三两个盐蛆在里面蠕动的“臭豆腐”。这两种东西都有一种特别的气味，怎么说呢，就像一双汗脚却一周没洗的臭味儿吧，可是吃起来却香得很，我也能吃。冲得两眼双泪交流的本地名菜，“冲菜”，又辣又冲，打着喷嚏，流着眼泪也还是吃。尤其好吃肉，可就是吃肉不长肉。

      母亲炒好的肉块儿，总被我霸道地整碗搬到自己面前，谁也不能动一下——没有吃过多少奶水的我，肚子虽大体格却小，甚至比弟弟还瘦，只是比他稍高一点点；母亲总是护着我，因此也委屈了她另外两个孩子，我的兄，和弟；那时候只顾自己饱餐，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分享”，也不知道他们怨恨过我没有，都还是孩子，也许是有的吧，而我因为既贪婪又愧疚的心理，从来不敢去看他们的眼神。最终，在我上小学之前，母亲终于下定决心要治我了。她煮了一大碗肥肉，拌上白糖，却并不放盐，汤汤水水，我依旧一扫而光。第二天，饭桌上又有肉了，我却吐起清水来，不是馋的，是反胃。

      此后好几年，只要闻见一丁点肉味，我就会犯恶心，连瘦肉也不能吃一点。那个时候，母亲后悔了，非常后悔。幸而后来，随着长身体的时候逐渐到来，我慢慢地又开始吃肉，而这个时候，农村里发生了许多变化，隔三差五地弄点儿猪肉打打牙祭也已经不算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很久以后，母亲的自责才一点一点地消褪。现在，很惭愧，我依然是家里主要的“肉食消耗动物”。

      关于我的童年，更多的还是幸福，那些至今难忘的各种游戏。

      大了一点点，就会跟在大孩子们的屁股后面去抓泥鳅，拿个畚箕，跳进齐肚脐深的水沟里瞎撮乱舀，也会弄到不少泥鳅鳝鱼。有大孩子带着，大人一般是放心的，我们也就不必担心回家挨揍的事情。晚上也穿了深筒的胶鞋，点起一个火把照着，去水沟里和池塘边上逮鳝鱼。过去时候不比现在，插秧季节也听不见多少蛙声。那时候的夏天，蛙鸣的聒噪可以让人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拿了手电筒去逮，不到半夜就能逮好几十斤。那田鸡肉可叫一个香！只可怜了母亲，总要给我们换洗糊满泥巴的衣服。

      有一种土蜂，个头跟蜜蜂差不多大，但比蜜蜂懒，常常在老屋的土墙壁上钻洞，住在里面。掏土蜂也是我们爱玩的游戏之一。我们拿了吃过桔子罐头或者装过墨水的空瓶子，把瓶子口堵在墙洞，用一根细细的竹枝捅进去骚扰它，一会儿就会爬出来，落入我们的陷阱。其实抓来也并不玩，只跟别的小伙伴们比数量，谁抓得最多，谁就最“厉害”。现在，这种土墙的房子几乎绝迹，土蜂也没有再见了。

      小孩子因为特别贪吃贪玩，或者戏了凉水，经常会有肚子痛。每到那时，奶奶就给我们吃烧鸡蛋。新鲜的鸡蛋往烧着柴火的灶膛里一扔，顷刻听见“嘭”的一声响，鸡蛋爆开，再等一小会儿，用火钳把那个裹满灰烬的鸡蛋饼夹出来，拍拍上面厚厚的白灰就吞下去，那些灰烬在牙齿上滋滋地响着，一点都不好吃，可是就算噎得直翻白眼，我们也还是把它咽下去，免得被奶奶捉住了摁在床上“掐痧”。

      说起掐痧，我还依稀记得那情形：奶奶一手摁住我们赤裸着上身的脖子，一手半握拳，食指和中指作钳子状，在脊柱两边夹着“筋”，狠狠地捏起，猛地一放，然后再捏起，放下；我们就在床上杀猪宰羊般地嚎叫。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不愿意去找医生打针，那一根又细又长的针扎在屁股上，可是要疼好几天的，并且也不是只打一针就算。

      见过不少小孩子“灌亭耳”，耳朵流脓，疼得裂着嘴，连腮帮子都肿起来吃不得饭。这种病在现在被称为“中耳炎”，也有说叫“腮腺炎”的，不知对不对——往往需要连续好几天打点滴和吃药，而那时候是不需要的。大人们去抓一条黄鳝，剁了头，滴上几滴血进耳朵，过一天就好了。

      偶有感冒发烧，大人们就会在火塘里架起柴火，用吊锅或铜炊壶烧一大盆热水，放上几勺盐，然后扒光了我们的衣裤，把我们摁在大木盆里，用毛巾拼命地擦，直到全身红透，像一个挨过鞭抽的刑犯，才迅速给我们穿上厚厚的衣服，然后捂到被子里发汗。等到衣被湿透，额头不再发烫，感冒也就好了。

      我们家养过一头黄牛，真的黄牛。全身的皮毛亮梭梭的，短而尖的犄角朝左右伸开，威武又漂亮。每天早上，我们赶着牛，走到离家三五里地的山坡上就回来，天快黑的时候，也不用我们去找，它自己就沿着小路回了厩舍。

      在相应的季节里，山上会有各种可吃的野果子，我们也会在山坡上滞留，最多的是“茶叶果子”和“猴爪子”，还有“三月黄”，“刺果子”，“苦李子”和“地方果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美味。不过那种叫做“茶叶果子”的东西，有点干涩，吃得多了会不舒服，但不至于中毒。“刺果子”表面有微细的毛刺，果子中间有一层绒毛，吃得多了也会糙胃。“猴爪子”就是野生的山楂，挺香的，吃起来的味道没有闻着好。“三月黄”长在一种刺条上，黄红紫红的都有，个儿小，甘甜，汁多，比起酸甜的桑葚来不知要美味多少倍。“地方果子”是我至今吃到过的最为香甜的野生果子，尤其那个香，无与伦比。

      家长们特别叮嘱的不能吃的，是一种叫做“马桑果”的东西，熟透之后黑黢黢的，比较甜，可是有毒。我们也曾听说过吃它吃死了人的，因此连尝都不敢尝。要知道，在乡下，吃马桑果中毒的人会被灌大粪水解毒。他们找一块破碎的红砖头放火里烧到暗红，然后从厕所里舀一碗粪水，把烧红的砖头浸在里面，待那“药水”温冷了就撬开中毒人的嘴。这种方法听起来够恶心的，却也真的救过好几个人的性命。

      好在我们弟兄都是乡野里长大，十分泼皮，健康上没有多大的问题，倒是母亲一直以来都被各种各样的病痛折磨着。蛀牙、贫血、肺结核、胃炎，最为严重的是血崩导致的贫血，多少次几乎就要夺走她的生命，而她又一次次地从死神那里逃了回来，这事至今记忆犹新，不堪提起，只略带说一下她的牙疼。

      母亲的身体一直不好，她健康状况最好最好的时候，体重也不过八十余斤。

      我记得她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们家还在种一些棉花——已经开始由于疼痛难忍而拔牙，后来不得已，拔光牙齿，换了整副假牙，那时候，一整副假牙才两百多块钱，当然，那个时候的两百块已经很不是个小数目。记得最清楚一次，是有一次摘棉花我做错了事情，母亲正牙疼得连饭也吃不了，心里烦，拿着棍要揍我，不怎么懂事的我怎肯就范？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边回头看，既怕多病的母亲摔倒，又担心被追上了挨打。后来终于不忍心看母亲跑几步就停下来喘气，在等她追到跟前的时候，转身对着她跪了下去，尽着她一下又一下地抽，我哭，母亲也哭。

      母亲揍我们的时候很少，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吓唬吓唬我们，走走过场。父亲脾气比较坏，揍起我们来就大不一样，揪耳朵，打耳刮子，“挖怪包”，罚跪劈柴，最厉害的就是扒光了我们的裤子，用细长的竹条抽屁股，一抽一条青紫的血痕；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挖怪包”，不需要任何道具——也跟掐痧一样屈起两根手指，狠狠地敲在脑袋上，有时能敲出一个大包来，疼好几天才消；我们也只能强忍了眼泪，哭都不敢哭。

      我第一次走进学校，是在某个别人的暑假里，那时我不满六岁。当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幼儿园，我们所进的班，叫做“红儿班”，现在想来，更准确地，叫做“哄儿班”才对。五六岁的男女孩子，多数都还拖拉着鼻涕，吹着鼻涕泡儿，每个人的袖子上，都擦着白晃晃明亮的一片；甚至有胆小的不敢跟老师说话，连大小便都拉在裤子里。每逢遇见这等事，老师就会三下五除二给他脱下来，拿去鱼塘里搓洗几下摊晾在砖砌的乒乓球台上，任那个孩子光着屁股坐板凳，晒得半干了再给他穿上。

      上学了，家里的洗衣粉袋子就是我们的书包，其实家里有那种“新华书包”，舍不得用，说舍不得也并不完全属实，因为那种帆布书包不能像塑料袋子一样用指甲刮出一溜溜的“泡泡”来。我们做算术题的草稿本，也不是专门买的，而是到处捡别人抽过香烟的包装盒，一个个拆开，弄整齐，然后找订书机“啪”一下就好了。写作业，画画儿，演算术，都用它，以至于有老师对我们的家长有意见，说他们有钱抽烟，没钱给我们买作业本，其实不是那样的，是我们自己觉得好玩而已。那些“草稿纸”被我们涂画完了之后，就会变成我们新的玩具，“三角板儿”，用来在地上“铲板儿”或“拍板儿”，以赢来别人的“板儿”为荣。

      我家去学校的路程也不远，大孩子五分钟就可以走到。我们却总是一路玩耍，听见学校里挂在树上的那块大铁板“咣咣咣”地敲起来，才会扔掉手里装满水或者沙子的玻璃瓶子赶紧冲进教室。有时候去得晚了，老师已经站在讲台上，我们就站在门口叫一声“报告”，老师往往看都不看，一摆手，我们就进去了。也有的时候，遇见老师心情不好，会不理睬我们，让我们在门口站一节课的时间，既不让我们进去，也不问迟到的缘由，哪怕是三九寒天里，我们的手都肿得像刚出笼的包子。

      小时候个子特矮，每次出操或其它什么时候站队，我总是排头兵。一年级结束，其他的同学都上二年级，就我一个人成为留级生。我当然不愿意，认为那是一种耻辱，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是很不错的。老师的理由是，个子矮，年龄也不满足条件。为了让我服气，他让我用右手从头顶上冒过去摸自己的左耳朵，说摸到了就升级，摸不到就留下来。结果，我比别人多上了个一年级，同学也比别人多了几十个。

      依然还记得每天早上跟父亲在通往县城的马路边上煮豆浆卖，五分钱一碗，卖完了我才能去学校上课，所以每次自己都偷喝不少；二年级的时候，父亲从远处挑回一担梨子，我也用小篓子装了，抱到学校去卖，结果总被大孩子给强抢了去。

      冬天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每人拿一个装着炭火的破盆子，用铁丝拴了，一路摇晃着提到学校去。教室的窗户没有玻璃，老师安排下来，每个人从家里带一块黄板纸去堵窗户，没有带的不许进教室，就这一点“小事”，不晓得弄哭了多少同学。那时候，谁家能成件成件地买东西啊，买不起成件的东西，自然也就没有黄板纸了。

      上小学期间，无数次编过“有天晚上我生病发烧了，天下着雨，妈妈背着我一步一滑地去找医生”的故事，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从来不曾这样生过病。倒是有一次被树上掉落的毛毛虫，那种杨树上个头特大的青色“八角羊”弄到一身疙瘩，几乎窒息休克，连头皮都是肿泡的，才把母亲吓坏了，唯一能买得起的药就是“清凉油”，涂满全身，过了一天就好了。

      父亲是不抽烟的，也不怎么喝酒，但家里总是一直有烟和酒。“大公鸡”和“寰球”牌香烟是我见过最多的，才几分钱一盒，偷拿过不少；“白兰地”“五加皮”我也曾偷偷地喝过，自然的，挨打也不止一次两次。可是比起偷偷抽烟喝酒的快乐，屁股上挨的那些打，根本就不值一提。

      太阳每天从东到西，日复一日，曾经光屁股到处疯玩的我们会爬树掏鸟窝抓蝉了，会抽陀螺滚铁环了，会跳房子跳绳分拨打架了，演刘胡兰，扮王二小，学董存瑞……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挨揍的机会越来越少，而那些快乐幸福的生活，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只剩下怀念，怀念糖拌肉，怀念水果糖，怀念三月黄，怀念呛人的劣质香烟和辣喉的白兰地，怀念那段挨打却不记得疼的时光……

      至今有个遗憾，没有穿上过母亲专门为我做的纯手工布鞋。其实母亲的手工很好，那种千层底的布鞋，穿起来不只是舒服和炫耀，我所想象的，是一种温暖。农村里孩子多，“新老大、旧老二，侉（破旧）老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家庭比比皆是。勤劳的母亲一有空坐下就做布鞋或者棉袄，却没有成天的工夫去做；其中就有给我做的鞋，可惜，等她终于完工，我的脚却再也塞不进去了。

作者: 听雨白杨 时间: 2015-12-3 08:02
要是认得你，一起吃饭应该是比较爽的事儿，都不挑，胃口又都出奇的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