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胡延雄:从明朝的言官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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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墨云
时间:
2021-8-9 11:36
标题:
胡延雄:从明朝的言官说开去
从明朝的言官说开去
胡延雄
言官是个什么官?《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没有这样一个词条。再查《辞海》,方见到一简要解释:言官,即谏官,如御史等。说简单点,言官就是向皇帝提意见的官。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言官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敏感的位置。
“言官谏诤”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独具特色的、重要的行政监督制度。“文死谏,武死战”是对文武百官进行考评的最高褒奖。据考证,它早在尧舜时代就已萌芽,从秦代起向制度化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唐代趋向完备,明朝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清朝。
明朝的言官制度比较完备,言官的作用也体现得比较充分。涌现了一大批铮铮铁骨、直言敢谏的狷介之士。
言官的第一大责任就是向皇帝进谏,指出皇帝的过错,规劝皇帝改正错误。言辞过激的甚至破口大骂,这方面的例子明朝多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两份天下第一骂书。
嘉靖皇帝迷恋道教,整天装神弄鬼,炼丹制药,以求长生不老,还热衷于填写青词。著名清官海瑞当时还是个户部主事(财政部的小官相当于处级),给嘉靖上了一本万言书,将嘉靖比作夏桀、商纣一样的亡国之君,将嘉靖骂得晕头转向,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尽家尽。”嘉靖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喊:“快去把海瑞抓起来,别让这家伙跑掉!”宦官黄锦在一旁说:“启禀万岁,他上疏前就买好了棺木,现正在朝房里等待治罪呢。”嘉靖一听,叹口气接着往下看,最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家伙想当比干,我可不是纣王(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因多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纣王因此在史上留下骂名)!”只好将海瑞作降职处理。可见,皇帝有时为了天下安宁,也有怕臣子的时候。
海瑞备棺上疏的事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天下都知道有个不怕死的“海主事”,百姓都称为“海青天”。
万历皇帝中晚年体弱多病,办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不上朝理事,连内阁首辅(位同宰相)朱庚三年都未能见到皇帝一面。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他上了一篇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的报告,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说万历皇帝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等等,总而言之五毒俱全、一无是处。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这样一来,言官看万历软弱可欺,就对他进行群狼式的围攻、暴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睬。躲进后宫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任由他们去骂吧。
这两份天下第一骂书,怎么样?没有铁骨和胆识,敢写吗?
受到言官的影响,在官场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批评朝政的风气,人们关心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有时候官民团结,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悲歌。其中只说一件事。
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独揽朝纲,为所欲为,祸害百姓,当时苏州吴县有个人叫周顺昌,为人耿直廉洁,万历后期任福州推官(府一级管刑法的官)。宦官派来的税监残害黎民,地方官吏害怕宦官,不敢管理,周顺昌却敢把其爪牙抓起来治罪,由此引起大规模群体事件,皇帝怪罪下来,周顺昌愤然辞官回家。并和几个被宦官排挤回乡的士大夫一起,共同揭露魏忠贤的罪恶。魏忠贤叫东厂缇骑将他们锁拿归案,被苏州老百姓群起围殴,当场打死一人。苏州巡抚毛一鹭为讨好魏忠贤,决心武力镇压百姓。危急关头,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主动投案,大义凛然地说:“喊打的是我们,打死人的也是我们,和别人无关。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五人慷慨就义。自此以后,直到明朝灭亡,东厂缇骑都不敢再去苏州了。此事后来被晚明散文家张溥写了篇《五人墓碑记》,刻在石碑上,歌颂他们不畏强暴的英勇行为,使他们的事迹广为传播。中学语文课本长期刊载此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自古以来,言官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敢杀言官的不太多。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点头称是;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言官确实有点儿威风啊!
言官的第二个重大责任是监督百官,对大小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署名举报,当庭纠劾,据理抗争,毫不容情。
众所周知,严嵩是明朝有名的奸臣,以善写青词获得嘉靖皇帝的宠信。他在担任首辅期间,包揽朝政,结党营私,蛊惑皇上,荒淫怠政,贪污受贿,祸害百姓。臣民对他恨之入骨,只因他树大根深,奈何不得。不少大臣起而抗争,都被他所害。辅臣夏言被杀,抗倭名将俞大猷发配戍边,兵部侍郎曾铣被杀,就连锦衣卫出身的沈鍊及其两个儿子,因揭露严嵩的罪恶都被他斩死刑场。一时间,严嵩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朝中无人敢敌。
就在此时,号称“天下第一硬汉”,曾写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名联的杨继盛挺身而出,对严嵩发起了“死劾”。所谓“死劾”: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杨继盛被打得血肉模糊,投入大狱。他苏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块破瓷片去刮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和筋膜,清理满身的创口。连旁边掌灯的看守都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案子拖了三年,十多个官员为杨继盛鸣冤叫屈,都遭罢黜。最终杨继盛被秋后处决。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杨继盛死了,礼部尚书徐阶紧紧跟上。这徐阶精明练达,正直深沉,他用以柔克刚的手法,巧妙周旋于万历与严嵩之间,寻找严嵩的破绽。铁汉御史邹运龙也趁热打铁,上书揭发严嵩父子的种种罪行。万历终于龙颜大怒,将严嵩罢相,严氏一党顷刻土崩瓦解。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地挺身斗争,严嵩老贼怎能扳倒?
毛泽东不是多次号召全党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做到“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吗?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手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案时,几千名中央委员齐刷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义愤填膺地落井下石。只有一个女委员陈少敏坚守住了道德底线,没有举起手来。几千须眉男儿,不如一个巾帼女子!不禁令人想起了五代时期花蕊夫人的两句名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人们不禁要问:明朝的言官为什么能有那样的胆量、勇气、精神和节操?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一是,言官占据着道德上的优势。宋明道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各派)的对儒家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弘扬,使抗争者对掌权者有道义上的心理优势。我们动不动就拿科举取士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说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书五经塑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对“执一”,并不反对那些儒家基本价值观;举人出身而循例无资格入阁的他也从不反对科举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义仁爱节操,就有一种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高度自信,敢于蔑视邪恶的权势者并与之拼死对抗。
监察御史王朴性格鲠直,几次与明太祖辨论是非,激怒了朱元璋,朱命令杀了他,其实只想要他屈服,恐吓而已。从刑场召回问他改不改,他竟说“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于是再押赴刑场,过史馆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铁骨铮铮,毫无恐惧之态。真有点恪尽职守、视死如归的做派。
二是,中国士民坚信对历史褒贬的信仰,历史自由公断。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是这种情结;有人说“青史留名”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替代品,可谓一语中的。明代的士人是幸运的,他们还相信有信史。上面讲到王朴呼叫史官,杨慎鼓动众官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都是对己方正义感的确信,也是以对历史的信仰作精神支柱的明证。
这种信念人格和历史信仰的力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明英宗大兴土,拓宽皇城、修离宫别馆时,刑部主事(副局级官员)郭循极谏触怒皇帝,命将他用毡子裹到大内亲自诘问,而“循对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锦衣卫以泄忿……”但郭循坚贞不屈。最后,是英宗被迫“屈服”并恢复了郭循的职务。大太监王振专权,在东阁召开会议,“公卿见振皆趋拜”,唯独大理少卿薛瑄屹立不拜。王振恨得牙痒痒的,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将薛瑄下狱论死。将要执行死刑的时候,王振听见薛瑄的仆人在厨房里哭泣,问他为什么哭泣,仆人说“薛大人就要死了,我怎能不哭!”王振听了竟也为之感动,薛瑄终于保住了性命。此二例可证,有明一代果然能信文天祥之言:“天地有正气”。
第三,更具全局性的是,民间的声音可以支持和“对冲”官方的声音。廉吏于谦下狱论死,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于谦辩冤请命者数以千计,英宗无奈,“乃命复原官”。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李时勉不肯谄事太监王振,辞官回乡,太学生和朝臣出饯都门外送别者近三千人,俨然在送别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至明末,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籍”为民,没想到宪成的名望更高了。于是地方官修缮宋代建的东林书院,让顾宪成在里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在野党”和“影子内阁”。
第四,言官们本身过硬。大凡敢于谏阻皇上、弹劾奸臣的言官,本身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胸怀坦荡,节操高尚。他们正直无私,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舍生取义。所以他们才能够敢向皇帝叫板,敢同奸臣抗争,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当然,言官也是人,也会有人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他们大多比较迂阔耿直,情绪比较急躁,做法比较简单,容易意气用事,有点讨人嫌。故他们的人缘关系不会太好,在斗争中容易陷于孤立,往往坏人没打到,自己先落马,造成了不少人间悲剧。他们当中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只是极少数,无法代表言官的总体素质。
有人会说,言官嘛,一张利嘴,语多讥诮,沽名钓誉,投机取巧,以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不惜自虐以抬高身价等等。这种人的论调听起来“折中、公允,调和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语)。只是这种非议言官的人一旦面临着牢狱和屠刀,可能会最先低下头来。
处事圆滑、八面玲珑的官员,如过江之鲫,层层叠叠,大浪淘沙,影音俱灭;唯独历代那些为民请命,为国谋事,强项抗争,不畏邪恶的言官,被人们世代称颂,千古不灭。他们是镶嵌在夜空里的星星,闪闪发亮,光华夺目,我们要看他们,只能翘首仰望。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关于解决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说的这种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广开言路、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民主协商制度;二是通过下放权力和分解权力建立领导成员之间角色制约制度,解决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主要领导手中的问题;三是健全批评、举报者权利保障制度,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四是完善宪法赋予公民对政府批评建议权的具体法律保障制度,如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选举权、罢免权、表达权、救济权和公益诉讼制度。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作者:
楚.山鹰
时间:
2021-9-26 09:17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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