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英雄远安”之二十七：抗战老兵韩培庚的家国记忆 -

1942年的夏天，宜昌城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我，韩培庚，一个刚满21岁的农村青年，站在乡公所门前，手中紧握着那张改变命运的入伍证明。鲜红的印章下，"韩江臣"三个字格外醒目——这是我参军后的新名字，象征着一个农村青年向革命军人的转变。

"誓死保卫宜昌！"街头巷尾的标语刺痛着我的双眼。作为家中次子，我本可以选择逃避兵役。但当我想到日军铁蹄即将践踏家乡的土地，新婚妻子韩培秀含泪为我整理行装的模样浮现在眼前。"你要体面地去，更要体面地回来。"她的话犹在耳边。临行前，她塞给我的那块怀表，至今仍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

与同村韩培元结伴，我们翻越四方山，向着兴山马粮坪军营进发。山路崎岖，却挡不住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途中小憩时，培元兄指着远处的炊烟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军营。"我望着那片陌生的土地，心中既忐忑又坚定。

初入军营的生活比想象中更为严苛。特务营的训练场上，叶排长的口令声如雷贯耳。"抬腿要齐！摆臂要直！"烈日下，我们的军装被汗水浸透，却无人敢有丝毫懈怠。夜间躺在硬板床上，浑身酸痛得难以入眠，只能靠回忆家中火塘炖腊肉的香气聊以慰藉。

一次违纪捉泥鳅的经历，竟成为命运的转折。当元兄被蛇咬伤，我背着他狂奔向卫生所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夜写就的检讨书，让金连长发现了我的文采。"这小子能写能算，是块好料子。"他的评价让我从普通士兵晋升为勤务兵。

驯服烈马"红妮"的经历更让我永生难忘。每日精心准备的草料，耐心的陪伴，终于换来它的信任。虽然首次骑行就摔断手腕，但姚医生打石膏时的调侃："摔断腿看你还神气不？"反而激发了我的斗志。伤愈后，我与元兄加练枪法至深夜，日式38大盖步枪的后坐力震得虎口发麻，但我们硬是练出了百步穿杨的本事。

1943年5月，鄂西会战的号角吹响。周岩副总司令的战前动员令全场沸腾："75军的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洪亮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我们与32军协同作战，采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战术，在龙泉铺、土门垭等地与日军周旋。

最难忘的是那个雨夜。我们小队埋伏在崶宝山隘口，日军的探照灯扫过丛林，近得能听见他们的交谈声。当信号弹升空，我们如猛虎般冲出，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战友郑小山为掩护同伴，毅然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告诉我娘，儿子没给她丢脸..."

雾渡河战地医院里，伤员的呻吟声日夜不绝。我协助医护人员照顾伤员时，常看见截肢的战友强忍泪水练习用假肢走路。军嫂们自发组织洗衣队，她们的孩子在病房外嬉戏的笑声，成了最好的疗伤良药。

1944年冬，部队面临断粮危机。金连长带领我们40人执行运粮任务。水路组的徐越排长率队穿越险滩，有次船险些翻覆，陈志贵跳入刺骨的河水中，用身体稳住船只。我们陆路组更是九死一生，山路陡峭处，需十人合力才能推动一辆粮车。

记忆最深的是那个风雪夜。为躲避日军巡逻队，我们牵着马匹在悬崖边的小道摸黑前行。一匹驮马失足坠崖，培元兄险些跟着跌落，是我死死拽住了他的武装带。当粮车终于抵达营地，看着炊事班熬出第一锅粥时，我们相拥而泣。

这次任务后，我被调任沈澄年副军长卫士。这位没读过多少书的长官，却有着过人的智慧。他送我的那本字典扉页上题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话成为我毕生的座右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正在操练。先是片刻寂静，继而整个军营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在孝感的受降仪式上，往日嚣张的日军垂首而立，我紧握缴获的日军皮带，铜扣上反射的阳光刺痛了双眼。我用缴获的那本印有“昭和”字样的日军笔记本记录着日军的暴行。

九月接到岳父病危的电报，沈副军长特批我回乡探亲。临行前，他拍着我肩膀说："等局势稳定了，回来给我当副官。"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后来得知75军在转移途中全军覆没，那口装着文书的箱子，永远留在了军营。

文革期间，我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当公社书记质问我何为"卫士"时，我挺直腰板回答："保卫的卫，士兵的士。我是保卫军长打日本鬼子的卫士！"这份坦荡，让我免遭更大的厄运。

2015年，九十五岁高龄的我，看着电视里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画面，那些尘封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菜园里沈太太晾晒的被褥散发的阳光味道，受降仪式上锃亮的日军皮带，返乡路上那20根留给岳父的油条...每一个细节都如此鲜活。

我的故事，只是千万抗战将士中的平凡一个。但正是这一个个平凡的故事，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愿后人铭记：在国家危亡之际，正是普通人的热血与坚守，换来了今日的和平与安宁。

（注：韩桂莲为韩培庚老人孙女，老人于2021年11月去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