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咬着牙”之六十六：陈升杰——那场火，那条河 -

2023年寻访长寿老人时，在河口乡漳河岸边，我们第一次听陈升杰和邓芝兰夫妇讲述日军烧毁陈家房子的往事。2025年夏天，当我们带着新出版的《长寿远安》再次造访时，特意请两位老人重温了那段“过日军”的岁月。他们是历史的活档案，是抗战亲历者中日渐稀少的见证人。

陈升杰老人的故事，要从漳河两岸说起。他1929年12月出生在漳河东岸南漳县口泉村，如今住在西岸的漳沐村，一水之隔，却是两种人生。

“那时的漳河两岸，山大人稀，只有羊肠小道沿着河岸蜿蜒。”陈老的声音带着深沉的回忆。这条小道连接着肖堰镇、东巩镇、河口乡和洋坪镇，在太平年月，是乡亲们走亲访友的必经之路；到了战争年代，却成了日军扫荡的通道。

陈升杰出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家庭。爷爷精明能干，当过保长，在乡里颇有威望。“爷爷常说，我们陈家就你一个男孩，一定要读书明理。”尽管天生左脚残疾，走路一跛一跛，但陈升杰天资聪颖，国语算术在私塾里总是名列前茅。私塾先生特别喜欢这个勤奋的学生，全家也为他感到骄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4月，国民革命军七十七军驻防远安。1940年5月至6月，枣宜会战爆发，荆门、当阳、宜昌相继沦陷。

“一夜之间，远安成了重庆的最前线。”陈老说，远安县城被日军飞机夷为平地，县政府不得不迁往洋坪镇的芦溪湾村。

在远安、当阳、南漳一线，中日军队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中国军队凭借罗汉峪天险顽强抵抗，屡次重创日军。恼羞成怒的日军时常派出小股部队到远安“扫荡”，烧杀抢掠后立即撤回驻地。因此，当地老人把那段岁月称为“过日军的时候”。

漳河上游的南峪沟、巩峪河，成为日军从东巩涉水过河，“扫荡”河口、洋坪、旧县乃至县城的必经之路。就连漳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也难逃战火蹂躏。

“日本人来了，我们就‘躲难’。”陈老用了这个当地特有的词汇。

所谓“躲难”，就是拖家带口，带上粮食藏进深山的洞穴里。“一藏就是十天半个月，整天提心吊胆。”渴了找山泉水，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充饥。日军走了，乡亲们才敢回家种地；听说日军又来，又要立即肩挑背驮逃进山里。

日军所过之处，哀鸿遍野。“牲口被宰杀，米缸被打翻，锅碗被砸破，家里被翻得底朝天，最后还要放火烧房子！”陈老说到这里，声音有些颤抖。

“爷爷得到消息，日本人要渡过漳河到洋坪方向扫荡。”陈家人立即通知左邻右舍，匆匆收拾东西逃往深山。

“我在高山上的岩洞里，远远望见一队日军扛着‘膏药旗’过了漳河。”八十多年过去了，老人眼中依然燃烧着当年的怒火，“我恨得直挫牙齿，恨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和他们拼命。只可惜自己左脚残疾，年龄又小，背不动枪炮揍日本强盗。”

几天后，日军走了，陈家人随着爷爷返回家园。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惊呆了：曾经温馨的天井小院已被大火烧毁殆尽，只剩下残垣断壁和尚未燃尽的黢黑檩条。猪圈里的猪只剩下一堆发臭的猪毛和猪头。

奶奶当场痛哭失声，爷爷恨得直跺脚。年幼的陈升杰紧紧攥着小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无家可归的一家人，只好投奔漳沐村陈家阴坡的亲戚。在亲友帮助下，他们重新选址建房，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年代，陈升杰在这片土地上见证了国家的每一步发展。“孩子们都已成家，早就搬出了大山。”老人说，自己只是偶尔回到陈家阴坡的老屋看看。

谈话间，一直默默倾听的邓芝兰奶奶插话道：“同志啊！日本人确实太坏了！”她的声音突然哽咽，“我的兄弟和一个侄儿被日军抓去当苦力，是死是活，到今天还无音信啊！”

邓奶奶抬手抹了抹眼角。这个跨越八十多年的伤痛，依然鲜活如昨。

两位老人的故事，是千百万抗战亲历者的缩影。他们的记忆，如同漳河的水，静静流淌，却从未忘记曾经的伤痛。

我们不传播仇恨，但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陈升杰老人从被烧毁的家园中站起，在漳河岸边重建生活，见证了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

如今，漳河两岸早已换了人间。羊肠小道变成了宽阔的公路，“襄—宜”高速穿山跨河快速推进，贫穷落后被小康生活取代。但那段历史，依然在山川河流间回响。

临别时，陈升杰老人执意要送我们到路口。夕阳下，他佝偻的身影在漳河岸边站成一座丰碑。那场大火改变了他的一生，却没能摧毁他活下去的勇气。正如我们这个民族，历经磨难，却始终向前。

这条漳河，见证了苦难，也见证了新生；这场记忆，充满了伤痛，也充满了希望。而这一切，都化作了一句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