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九子溪水 于 2026-2-1 14:30 编辑
抗战时期远安县治迁移始末
从公元前140年古临沮县将县治设在今罗汉峪堰头河算起，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共2000余年时间里，远安县治所在地仅迁移过5次。迁址原因，或因地势不适合建城，或因受到农民起义军、流民起义军威胁。 而从1939年1月至1945年4月，仅6年3个月时间里，远安县治竟迁移了9次。迁址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一 从古至今，地方行政中心相对固定，很少频繁迁移。 远安县治所在地亦是如此。 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置临沮县，县治设在今罗汉峪堰头河凤凰台，时间达540多年；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改临沮为高安，北周武成元年更名远安，县治设今旧县亭子山（包括元英宗至治年间迁至山下张家台），时间长达1068年；从明成化四年（1468年）起，县治迁至东庄坪，至民国时期，时间也有470多年。 史料记载，至民国时期，远安县治所在地仅迁移过五次：第一次，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治所迁移到今旧县亭子山，原因是堰头河凤凰台“地系沙砾，建置非宜”。第二次，元英宗至治年间（1322年），从亭子山迁至山下的张家台，目的是蒙古人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达鲁花赤沙班”是蒙古人在远安的最高长官，但沙班把县衙迁至山下不久，即被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攻陷。从明洪武初年至明成化四年148年间，位于亭子山下张家台的县城多次被起义军攻陷。第三次，明成化四年（1468年），县治迁至东庄坪。至崇祯七年（1634年），县城曾遭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陷。第四次，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县治迁至鸣凤山麓。从这年期至清顺治年间（1658年）共26年间，鸣凤山麓的凤山新城四建四毁，或因起义军攻陷，或因洪水冲毁。第五次，康熙五年（1666年），县治重新迁回东庄坪。 县治回迁后，县府不断整修加固县城。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宋楷主持扩建、加固县城城墙，将土墙全部换成砖石，在原有基础上扩伸四里，城墙高一丈八，周长八百多丈。清同治县志记载：“矗谯楼而四门有伉，掘深堑而一水如环。数十稔颓垣断瓦，俄而改观：百余里地邑民，居恃以固圉。偶然小丑跳梁，望避垒而莫犯；从此四民安堵，捍萑苻以无虞。在昔小心谨慎，保固仅计三十年：于今胜概巍峨，坚完已近六十载。城垣之巩固，厥功不又懋哉！”宋知县在《远安县修城碑记》中写道：“今复钦奉谕旨，令承修之员保固三十年。楷固不能辞其责，尤冀后之莅兹土者，于砖瓦脱落之处时加补葺，则斯城可巩固于亿万年也。” 同治县志另记载：嘉庆初年，白莲教白巾军攻打县城，县城首次没被攻破。 到了咸丰二年，知县李葆树又重修城楼。咸丰县志记载：咸丰二年，邑侯李葆树重修城楼，补葺砖石，疏浚池壕，遂有言言仡仡之观。 经过不断扩建、改建，县城建成一个四面高大城墙相连、城墙外有天然沮河和人工壕沟的城池。按说，这样的城池作为县治中心，无论是其地理位置和环境，还是防御能力，应该十分稳固。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面前，这样的县城却不堪一击。
二 地处东庄坪的县政府始建于明末，距今五百年历史。房屋是轴线型院落建筑，共有七重100多间。家住凤山村、时任县政府录事的任良成先生在《远安文史》中撰文记述：“原县政府地址，在今县人民医院后面皂角树那里，向东直出县门街。医院厨房是三堂，接连副食品公司，直至西抵横路，共有七栋房屋一百多间”。 这么优越的位置，这样规模的建筑，应该是远安这个山区小县县治中心的理想之地。 然而，随着战火漫延，这样的县城已岌岌可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1939年4月，国民军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副军长兼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率部驻防远安。 1940年6月，日军由南漳进犯远安。6月8日，远安县城失陷。日军攻占当阳、宜昌后，远安成为敌我双方开展拉锯战地带，多次遭敌机轰炸和窜扰扫荡，仅县城就4次遭敌机轰炸。县政府房屋炸毁一部分，加之日军窜扰，先炸后烧，所有房屋毁灭殆尽。县政府在东庄坪已无能履行管辖治理之职能。县境东南部的栗溪等乡已成沦陷区。县政府机关被迫迁移。 《远安县志》记载：“远安县政府自民国28年（1939年）1月起，先后经向家畈、两河口、鹿苑寺、旧县、张家台、黄家坝辗转迁至洋坪泸溪寺。抗战胜利后方迁回县文庙办公”。 1940年2月，由于战事紧迫，时任县长肖液垓将县政府迁至县城郊区的向家畈鸣凤山麓。当年6月5日，日军3架飞机飞临县城。当时，县政府正在往向家畈搬家。一个红书桌引起日军飞机注意，飞机向西门河渡口丢下3枚炸弹，炸死县政府衙役陈家喜等2人，炸伤7人。 向家畈与东庄坪县城仅一河之隔，并非久留之地。慌乱中，县政府改迁至距县城20多公里的两河口（今旧县镇龙泉村）。两河口虽然不在日军窜扰扫荡地带，但位置偏远、狭小闭塞、交通不便，不利于县政府履行职能。 便又迁移至旧鹿乡的鹿苑寺。但鹿苑寺规模过小，显然不能满足县政府所有机关办公。 数月后，县政府迁至旧鹿乡的张家台（旧县村六组）。县府在旧县文庙办公，其余机构设张家台。历史上，张家台作为县治驻地曾持续一百多年，但多次被起义军攻陷，何况这里离县城仅十多里地，亦不是安身之地。 之后，县政府又迁至洋沮镇黄家坝（今洋坪镇双路村）。但黄家坝房屋设施满足不了县府办公基本需要。 这期间，县政府居无定所，无完整之机构，如同难民一般。
三 芦溪湾村地处沮河西岸，与洋坪集镇隔河相望。村里的芦溪河从山间流出，河道蜿蜒，溪水潺潺，岸边芦苇丛生，河边是连绵的庄稼地。村庄四周，殷家冲、刘家冲、何家冲、新铺等自然村错落有致分布其中。 芦溪河出口处附近，有一座蟠龙山。山下拐弯处，有一古老寺院——泸溪寺，是远安39处佛教场所之一，为远安八大寺之一。明弘治九年《夷陵州志》记载：泸溪寺在县北六十里蟠龙山下，元建，宣德间重建。清同治《远安县志》记载：泸溪寺原名蟠龙寺，元至正间（公元1341年前后）重修，更今名。 从洋坪集镇向西望去，远处是高山峻岭，近处是芦溪湾村，泸溪寺隐藏于群山之间。 1942年元月，县政府迁至泸溪寺。这次迁移，一直到抗战取得胜利的1945年。1945年5月，县政府复迁向家畈的凤山新城，期间筹资修复县城文庙。直到1946年5月，县政府才迁回原县城文庙办公。 从东庄坪到向家畈，再到两河口、鹿苑寺、旧县、张家台、黄家坝，两年间，县政府始终在不断迁移中，每一个地方都只停留几个月时间。最后迁到泸溪寺后，在此停留了三年五个月。
一个偌大的县政府机构，为什么能在泸溪寺安顿并停留时间相对较长呢？ 首先，地理位置相对安全。泸溪寺地处洋沮乡（洋坪镇），与东庄坪的县城相距25公里，远离日军窜扰扫荡区。与泸溪寺相距6公里的徐家棚村，还有相距不远的凤凰村、旧县镇十冢坪（今观西村）、董家村等地，驻扎着国民军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守军各部。泸溪寺在驻军后方，日军很难进犯。同时，泸溪寺处于群山之中，在此隐蔽办公，避免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 其次，战略优势十分明显。与芦溪湾隔河相望的洋坪镇，北枕夜红山，南邻沮河，地势上易守难攻。洋坪是古老的商业中心，水陆交通交汇，能保障政府办公所需的物资转运与信息传递。芦溪湾村隐蔽在群山之中，万一日军逼近，政府机关也能很快撤进深山。 第三，便于县政府行使职能。日军进犯远安后，所辖16个乡中，东南部的栗溪区、附城、青溪等三个乡成为沦陷区，8个乡经常受到日军侵占窜扰。芦溪湾村地处守军后方，县政府设在泸溪寺，除了东南部的沦陷区外，对西北部的洋沮、寿鹤、青峰等近十多个乡能较好地行使管理职能。 第四，有相对较好的办公条件。泸溪寺座落于芦溪河边，占地三十亩。正殿前后共三重；除正殿外，还有东、南、西、北四殿；东、西两侧还有客堂、禅茶室、禅堂、僧舍、斋堂、香积厨、碾房等一百多间房子。县政府迁到泸溪寺时，寺内仅有谭进英一位僧人住持，闲置的房舍较多。县政府迁到泸溪寺办公，有现成的房屋设施，节省了大量的财力。
四 1942年元月，在时任县长肖液垓带领下，县政府迁至泸溪寺。当时的县政府，有县长1人，秘书1人，内设民政科、财政科、建设科、教育科、军事科、警察局、秘书室、军法室、会计室、合作指导室等，后又增设粮政科、税务局。这些机构和人员，均在泸溪寺院内办公。 如今已经90岁的芦溪湾村村民刘泽金回忆说，当时县政府在泸溪寺办公，正殿及东、南、西、北四面都有士兵站岗，一般人不能进到县政府办公场所。芦溪湾村村口建有山门，也有哨兵把守，戒备森严。县长毛懋猷从1942年7月至1945年4月在泸溪寺内办公近三年，刘泽金只在寺院门口见过两三回。 除了县政府，政府各部门也需要办公场所。仅一个泸溪寺是不够的。 从泸溪寺沿芦溪河上行约二里，就是一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落——殷家冲。这里的人都姓殷，40多户。殷姓人家较为富足，房子都是青砖做的天井屋。村中建有殷氏祠堂。殷氏家族不仅殷实，还有一定势力。有一个叫殷先芹的，就是洋坪镇上大财主杨醒龙的“三把手”，人称殷三爷，在洋坪集镇及周边开有多家商铺、榨房。县政府将司法处设在殷氏祠堂内，一位姓柴的审判官就住在殷先芹的宅子内。除了司法处，殷家冲一带还有县警大队、县中队、田粮处、银行、邮政局、供销社、粮管所等部门，都是租用的殷先芹、殷正海等殷氏大户的房屋。 从殷家冲沿芦溪河再上行约一里，河对岸就是刘家冲，住的人家都姓刘，有近40户，也是当地一个富足、有一定势力的家族。其中有一个叫刘长安的，就是洋沮乡乡民代表。县政府下设的检查署、武装部、国民兵团、谍报处、兵役科、监狱等就设在刘家冲沙坪子，租用的是刘长安、刘泽训等大户人家的房屋。 刘泽金老人还说，那时的泸溪寺到殷家冲、刘家冲一带十分繁华，长年有几百上千人在此居住，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有官员、军人、商人、苦力等，商铺生意兴隆，机关人进人出，用当时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叫“每一个茅厕角落都是人。” 县政府及各机关租用寺院及民房办公，都是出了租金的。史料记载，1942年-1946年间，县政府在迁移中共花费搬迁费130万元、防控设备费136万元、疏散费117万元。 政府机关租用的都是大户人家的房屋，而政府官员、职员生活住房都是借住在殷家冲、刘家冲等地普通人家的房屋内，那是不出租金的。刘泽金老人说，那时的政府官员并不富裕，他经常看到一些政府官员上班之余还种菜、养鸡。有一个科长，白天上班，早上、晚上还放养一只羊子，用于补给自己的生活。 这表明，一方面，抗战时期，县政府在不断迁徙中造成了重大财产、资金损失；另一方面，芦溪湾村的老百姓十分诚朴，他们提供房屋场所，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
五 1939年元月至1942年元月三年间，远安县政府不停迁移，居无定所，难以履行政府职能。1942年元月至1945年5月三年五个月时间里，县政府迁至洋坪泸溪寺办公，区域相对安全，政府机关运行相对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围绕全民抗战做了一些积极的工作。
根据县志及部分文史资料，归纳如下： 一、行使了政府管理职能。全县划分为附城、旧鹿、寿鹤、洋沮、青峰、龙华、清溪、平等、中和、花桥、宁远、紫山、文盛、公平、永清、永定16个乡，除三个乡被日军控制为沦陷区外，其他地区维持了县、乡、保、甲行政体系。同时，推行战时管制，统筹粮政、户籍、治安，组织抗日动员委员会，凝聚各界力量参与抗战。 二、协助做好兵源征集及人力调配。抗战几年间，全县共动员、组织民众服兵役45858人（含保安团、游击队及征用民夫20000人）。1943年，远安县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动员有志知识青年从军。几年间，县政府多次组织劳力协助做好防御。如：1942年6月，县政府奉令构筑“阻塞工事”抗御日军，调用木工、铁工、民工153.8万个，征伐木材1万株，无论平原山地，到处掘沟筑垒，为时7月之久。同年10月，县政府奉令再次动员民工5300名，石匠58名，铁匠38名，征伐木材1.2万株，修筑国防工事39处，历时3个月完成。1945年8月中旬，县政府配合宜昌、远安驻军开赴前方接受日军投降，组织运输民侠3180名，为时40余天。 三、支持驻军做好物资调配。据《远安抗战史料》载：1941年至1945年近5年间，远安供给驻军蔬菜1834.56万斤，黄豆70余万斤，香油菜油2700斤，柴5400万斤，木炭窑361个，军鞋45.56万双，军袜23.21万双，猪6.5万头，羊1560只，鸡18.54万只。各地民众运送猪3.52万头，军鞋、袜2.5万双犒劳前线。 四、做好税收征稽、资金筹措工作。1941年，远安县成立湖北省银行远安办事处、县税务局、县合作金库。1942年7月，成立远安县银行，股金50万元，官商各半。税务、银行机构的建立，为远安驻军提供了资金保障。 五、开展民生建设与生产恢复。几年间，县政府与远安驻军一道，调配劳力，筹集资金，兴修水利。1942年，县政府调集民工，驻军王长海师长调动部队力量，军民合作，共调用民工187154个，调用军工38020个，历时3个月重新修复了远安“八大河水”之一的长丰堰水毁设施。后人将长丰堰改名“长海堰”。同年，县政府配合何基沣军长调动部队力量，开挖了一条从三板桥至杨家店、一条从芦溪湾到徐家棚共长20多里的渠道，灌溉面积达两千多亩。此外，县政府还组织生产自救，推广耐旱作物，修复道路、渡口，保障物资流通与民生需求。1941年7月，县政府将省转发中赈会下拨的专款1万元，按大口1.5元，小口(8岁以下）1元分给贫苦难民。1942年3月，春播无种下秧，县政府从罗田县调进谷种1650斤分发各地农民。当年夏季两月未雨，县政府向省政府鄂北勘灾团争取，下拨赈款40万元。 六、开展抗日宣传与民众动员。1942年5月，创办石印《远安报》（初名《沮声》），宣传动员全民抗战。同时，组建“抗战青年服务团”，成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开展集会演讲、文艺演出，动员青年参军，激发全民抗战士气。 七、开展卫生防疫和战地救护。修建简易防空设施，组织防空演练。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病军民，协调军队医护力量支援地方，减少伤亡。1942年，协助省派医疗队开展疟疾、天花、脑膜炎等流行病防治。当年8月，成立远安县巡回医疗防疫队，1944年4月改建为县卫生院。 八、发展地方教育。1941年，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全县设立乡国民小学16所、保国民小学149所，共有学生6860人。1942年2月，在洋坪杨家庄开办远安县立初级中学。当年下学期，改为当阳远安两县联立初级中学，增设四年制简师班。 尽管如此，但由于日军不断侵占窜扰，县政府治理能力十分有限，远安境内社会动荡，民众惶恐，经济社会发展遭受严重阻碍。史料记载，抗战时期，县政府搬迁，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4000万元、间接损失383万元。 县政府在泸溪寺三年多时间里，利用寺院房舍开办了小学。刘泽金老人回忆说，他当年就在这所小学读过书。小学设在寺院右侧堰塘边，有三间教室。堰塘边房屋的角落处，拴着一只桩尾巴狗，还有一只调皮的猴子。刘泽金说，教书先生有冯延川、余丹阶等三人。几位老师教学生读《大学》《孟子》《诗经》《礼记》，也给学生讲日军侵华罪行，鼓励学生及家庭支持全民抗战。 刘泽金说，他当时见过的大人物，除了县长毛懋猷，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将军。何将军每次来，除了到县政府谈防务，就是到银行办理军饷事务。何将军人长得富态，身宽体胖，每次来都是坐四个人抬的轿子。何将军作风严厉，士兵稍有闪失，他便骂人甚至打人，但何将军当年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比如出资出力从芦溪河汇入沮河处开始，修建了一条长数千米的渠道西河水，与另一条叫东河水的并行，一直延续到徐家棚村，灌溉良田数千亩。 县委党校退休教师谭思成介绍说，县政府从泸溪寺迁回向家畈、东庄坪是在1945年5月，当时的县长叫彭仲康。政府机构回迁后，县政府利用泸溪寺房屋办起了简易师范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泸溪寺部分房舍被拆除，拆除后的青砖、木料等通过沮河水运到洋坪集镇建了粮管所和蚕茧站。余下的寺院房舍又改办小学，一直到1956年破除封建迷信时，整个泸溪寺被全部拆除。 泸溪寺本是一座寺院，芦溪湾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小村，居然做过三年多时间的县治所在地，居然还那样繁华！如此繁华的背后折射的是什么？是国难当头，是国之不存、民将焉附的威胁。如果不是外来者的野蛮入侵，如果不是战争，这种情况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芦溪湾村老党员、原党支部书记刘义拿出一对石头雕刻成的兽形物件。只见这对物件两寸来长、一寸高，通体为黑色，是雕刻精美的一对瑞兽，瑞兽底部很平滑。刘义说，这对物件是在泸溪寺原址一带发现的，是一对压石，用来压桌案上书写的纸张的。有人分析，这对压石可能是时任县长毛懋猷的办公用品。见过这对压石的人都说：“这是历史的见证。”有人开玩笑说：“这是芦溪湾村的镇村之宝。” 村党支部书记谭群芳说：“现在，我们的镇村之宝是党的领导，是国家的强大，是安定的社会和良好的发展环境。我们要把前辈们全民抗战的故事讲好，把他们的精神传承好，把我们的芦溪湾村建设好。”
作者 向晓红 2026.1.30
| 
狗仔卡
发表于 2026-2-1 10:19:15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