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忆南下

九子溪水

                                    109.忆南下到远安

                                            刘节民

       我的祖籍在山东省诸城市马庄乡柴家官庄。

       1947年12月，我作为被抽调的南下干部参加整训，进行“两查两整”——查阶级、查立场，整顿思想作风、整顿工作作风，成分不纯的不要。当时地方上已在搞土改。

       我是第一批抽中的武装干部，与县军事股长王秀三在一个队，王当队长，我当副队长。当时不叫南下，怕说“南下”有些干部不愿离家，工作不好做，所以叫“整编学习”。先向北走，到河北省的冀南停下来学习。往西走一段，一是离中央近些，二是消除部分人一时不愿南下的思想顾虑。在冀南学习时又刷下来一部分身体弱的和女同志，在那里过春节。

       正月十几，编好队出发，先向西，后向南，也公开说是干部南下了。一路上也有人说不怪话的，其中也有新四军五师突围出来的干部介绍南方习俗，说南方吃大米，说南方人文化程度高等等。四月份走到山东聊城，各人背着背包，队伍一天走几十里路。当时这支干部队伍取名叫“建国大学二校”，有两万多人，校长是陈毅。河北前头走了一部分，为一校。我在二大队五中队，先当排长，后当班长。一路上还有开小差的，在山东聊城还有跑回去的。

       从聊城出发，准备过濮阳。在濮阳遇到朱总司令，他从中央来，夜晚召集建大二校班长以上干部二千人开会，陈毅主持大会。会场安排在树林子里，外面五道岗哨，主席台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 陈毅同志宣布开会，朱总司令站起来，用他那浓厚的四川口音给我们讲话。他先讲全国的军事形势，讲东北的形势，讲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决策。大家认真地听着，煤气灯将会场照得通明。我们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中央的大首长讲话，脸上洋溢着兴奋与喜悦。朱总司令接着讲南下干部的主要任务：这是中央决定派出的一支党政工作队，到南方去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协助大军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朱总司令说：“南下干部队伍兵要精，带的家属都留下。现在那里艰苦，一个也不准去。你们不要哭，过不了一年，一个个都把你们的家属送去。”朱总司令的讲话扣人心弦，对夺取全国的胜利充满信心。他站一站，坐一坐，陈毅同志一直坐在他的旁边。总司令最后说：“你们建大二校的干部队伍不能从濮阳过黄河，因为敌人已在那里等我们了。”这个大会开了大半夜。

       改变从濮阳过黄河的路线，我们又回到河北邯郸。原驻邯郸的国民党将领高树勋已率部起义，邯郸已成了解放区。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几天，吃得好，睡得好，然后向正西到太行山。

       这时已是六月，在山上天气很冷。下山来到河南林县，天气又很热；再经已解放的洛阳，到宝丰县，在此休整一天。在一个大树林子里听刘伯承同志的报告，还是陈毅同志主持会议。刘司令员讲刘邓大军是怎么从黄河以北过到中原来的。他说：“解放军成品字形挺进中原，并站稳脚跟。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陈赓到桐柏山，陈毅到陕南，成品字形，互相配合。这三个根据地都要派干部去。”

       听了刘司令员的报告，我们心里更亮了，目标更清楚了，三年打垮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信心更足了。

       散会后，我们互相道别，说：“打不死，三年后再会。”当时不知谁说了一句：“南方人文化水平高，我们北方侉子去吃得开吗？这不是拿黄牛当马骑吗？”这话被陈毅同志听到了，他说：“拿黄牛当马骑，你就是跑也跑一阵子。”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宝丰休整后，我们兵分四路，分别到豫西、江汉、桐柏、陕南这四个军区。我被分配到江汉军区。有人编了个顺口溜：“要想吃好饭，只有上江汉；要想快提拔，你就上陕南；留在桐柏、豫西也没意见。”就这样，我们这批建大二校的学员在行军途中办学，八个月走了五个省（山东、河北、山西、河南、湖北）。同我一起来江汉军区四分区（南漳县东巩）的，还有张定祥同志，共来了几个班的干部。我们没带武器，只带背包。背包在途中清理了两次，一个人只准背十五斤，带五十块钢洋。

       我于1948年10月到南漳金镶坪南远县爱国民主政府，分工在南远指挥部六区（望家冲）任区中队长，指导员是赵本斋，也是山东人。当时南远指挥部指挥长胡富宝（现在广东），政委陈伯乾，副政委冯国祥，下辖八个区中队：一区在远安城关，二区在南漳峡口、板桥，三区在河口，四区在苟家垭，五区在洋坪，六区在望家，七区在宜昌雾渡河，八区在南漳巡检。

       我们从北到南，初来乍到有三大难处：一是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地下党；二是敌我力量之比为四比一，敌众我寡。整个南远县指挥部（营级）的武装仅三个连，不到三百人，四挺轻机枪和其他一些杂牌武器。六区的武装力量二十五人，不到十支枪，武器是从地方民团那里缴来的，我用的是一支日造旧手枪，指导员没有枪。而敌方有驻远安城关的一个保安团、周上凡的武装等共七百人，且武器装备好；三是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我们有打游击的经验，但从北到南，地理不同，人员变化，说话不懂，开展游击战的方式与北方不同。但我们不怕困难，依靠群众，对地主恶霸分化瓦解，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有赏”的政策，很快打开了局面。

       （本文选自1990年10月出版的《远安文史》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