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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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民国

一、两极分化的民国印象
按照我们在传统教科书上读到的信息，从1912年清朝覆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民国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主权沦丧、积贫积弱、灾祸不断、饿殍遍地、军阀混战、列强横行、日本入侵……
　　在《包身工》、《白毛女》、《三毛流浪记》、《茶馆》、《骆驼祥子》等脍炙人口的**主流文学名著之中，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民国时代社会动荡、剥削残酷、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悲惨现实。
　　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台湾和海外的现代文学作品流入大陆，张爱玲、周作人、胡适等人的作品也被从故纸堆中翻出来，让我们似乎又从另外的视角，看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民国。
　　尤其是一系列以民国时代为背景的琼瑶小说，例如《情深深雨蒙蒙》、《水云间》、《苍天有泪》等等，在大陆受到追捧，并且翻拍成电视剧之后，我们更是看到了一个充满小资情调的民国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贤淑小姐、出国留洋的文雅少爷、主仆情深的狡黠丫鬟、善良宽厚的豪门太太、持重仁爱的乡下老爷、爱国爱民的商会老板……总之思想是进步的，恋爱是自由的，生活是悠闲的，情调是小资的，求爱是浪漫的，官府还算是勉强过得去的，洋人都是彬彬有礼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舞会、酒会、书画比赛、文娱活动、慈善活动，感觉完全是一个文明进步的摩登社会嘛！
　　嗯嗯？原来教科书上那个黑暗残酷、民不聊生的旧社会，竟然也有如此和谐美好的一面？
　　等到进入21世纪之后，在某些网站和杂志上，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历史翻案风，一位位民族英雄被拉下神坛，还要踩烂批臭，扣上破坏民族和谐的帽子；一位位汉奸国贼则是被重塑金身，变得光明磊落，成为了忍辱负重、维护国家统一的典范……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在历史观上竟然可以发生180度的大逆转，令人不由得产生出“这个世界正在天翻地覆”的荒诞感觉。
　　而对于民国时代的百姓生活，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维”，以及种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发现”。例如“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国贫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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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看过上述这些“新发现”之后，就有人感到纳闷了，既然解放之前的旧社会是如此美好，社会福利是如此的先进，地主和资本家是如此有良心，为什么当初中国的工人农民，还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内，全都鬼迷心窍地要跟着闹GM，连命都不要，非得埋葬这个旧社会不可？莫非是集体中邪了？
　　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自然会有很多“公共知识分子”跳出来，异口同声地叫嚣道：全都是因为不学无术，沐猴而冠的土鳖党在苏联人的帮助之下，学习邪教大搞宣传鼓动，欺骗这些“无比幸福”的工人、农民和学生们起来造反，硬是捣毁了精英们建立的国民政府，毁掉了自己自由民主的美好生活。从而让中国迎来了漫长的悲惨年月，以及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灾祸，例如“饿死三千万”、“十年浩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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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一前一后的描绘口径，竟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究竟哪一边在胡说八道？
　　怎么说呢？这两边的说法，都不能算是绝对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迥然相异罢了。
　　——民国时代的旧中国，对于不同阶级的观察者来说，确实是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区别只在于由什么人持什么立场，从什么角度去看待那个社会。
　　要知道，每个人的内心都是自私的，通常只会从个人利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屁股决定脑袋，也决定了每个人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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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一个比较极端的类似例子，在西藏被平定之后，许多旧西藏奴隶主贵族流亡印度。由于得到了欧美反华势力的财力支持，他们的后裔们有一部分混得不错，在那些“海外人权组织”里面充当宣传喉舌。
　　前几年，曾经有一位身为旧西藏农奴主后裔的女作家，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的时候，拿出自己的一本作品进行宣传，回忆自己幼时养尊处优的生活，大谈特谈旧西藏的精神生活是如何的崇高淳朴，喇嘛们是何等的圣洁无私，奴隶主们是多么的温和仁慈，贵族少爷们是如何的英俊潇洒，有情有义。而庄园里的那些农奴，在她的笔下总是又懒又馋，整天不肯好好干活，就知道琢磨着如何偷吃农奴主仓库里的食物。
　　——看到这里我就纳闷了，既然旧西藏是如此的幸福和谐，为什么这些“仁慈”的奴隶主们，在庄稼收获之后，按户头分配给农奴的口粮，总是这么少，以至于每年冬天都要饿死一堆人？
　　至于那些剥人皮、点天灯、杀人祭天和用少女腿骨做法器的猎奇传闻，这位女作家总是避而不谈，实在避不开了，就说这是多少年传承下来的宗教习俗，要大家“区别看待”，“尊重地方传统”！
　　——按照这种说法，日本是否还应该尊重古代盖房子要埋人柱祭神的传统，每盖一座摩天大楼就往地基里活埋一个少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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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书里，还写了一个反映农奴“忘恩负义”的故事。大致上就是在某一年的冬天，有一个奴隶女的家里没有了粮食，全家都快要饿死了，只好偷偷潜入到她家的庄园，偷吃仓库里的食物，结果手脚不够敏捷，被庄园里的打手们给发现和逮住了——于是，她的爹娘兄弟都被活活打碎了脑袋喂狗。
　　轮到她的时候，被这位当时还是贵族小姐的女作家（或者是她的姐妹之类，记得不太清楚了）给发现了，由于看着这个预定被打死喂狗的小姑娘实在可怜，所以就下令饶了她一条命，让她在庄园里干杂活，也算是赏了一口饭吃。女作家还为此颇为自得，以为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谁知过了没多久，西藏XX爆发，一队解放军打到了庄园外边。这个奴隶女娃不但没有誓死抵抗来报答“大恩”，反而带头砸死了一个管事，打开大门“投敌”……在这位女作家看来，可真是十恶不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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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以我们大陆读者的眼光来看，在这位藏族女作家的笔下，基本上就是满篇的颠倒黑白——不劳而获的奴隶主永远都是正义高尚的完美圣人，而辛苦卖力的农奴和汉人则都是卑鄙阴险的无耻恶鬼。硬是把一个土地贫瘠、环境恶劣、残酷血腥、愚昧野蛮的人间地狱，描绘成了如天堂般美好幸福的“香格里拉”！
　　而如此荒唐的文字，在西方世界居然还广受吹捧，并且被认为是真理！
　　没办法，经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长期宣扬，“西藏DL的正义性”已经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新闻媒体不可抵触的雷区。正如在中国大陆绝对不可以发表言论支持DA赖一样，在西方世界也是绝对不能否认，西藏人正强烈渴望着回归农奴制，继续给那些流亡在外的老爷和喇嘛们效劳——在这里就不谈民主只讲传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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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请大家明白一件事，这个世界上主要媒体的话语权，目前依然掌握在美国华尔街的大财团手中。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幸福，你就是天天挨炸弹、饿肚皮、住难民营、把女儿卖去当妓，也是幸福！华尔街的大财团们认为你悲惨，你就是人人住洋房、开小车、吃满汉全席，也是悲惨！千万莫要忘记了！
　　事实上，西方的媒体霸权涉及许多方面，不仅是在国际政治上如此，甚至还包括自然科学的范围！
例如在丹麦哥本哈根的世界气候会议上，就捅出过这样荒诞的篓子——美英两国说世界气候在变暖，这世界气候就一定是在变暖。哪怕这些从某个三流大学拿出的“科学数据”被证明都是捏造的，哪怕大家在百年未遇的严寒之中都快冻死了，这个世界的气候依然一定在变暖！否则就是这个世界错了！
　　（讲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笑话，传说在美国独立战争胜利，英国战败之后，乔治三世国王看到宫里居然还在用富兰克林这个逆贼发明的避雷针，顿时大为恼怒，下令把避雷针的尖端改成圆球状。学者们苦劝说这不符合科学定理，乔治三世怒骂道：我是国王，一切科学定理在英格兰都得听我的安排！
　　如果把这句话改成“我是美国，一切科学和历史在地球上都得听我的安排！”会不会很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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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正题，无论这位流亡者女作家写得再怎么煽情感人，再怎么天花乱坠。青藏高原上那些好不容易翻身得解放的奴隶娃子，不管是否有分裂国家的倾向，恐怕都不会愿意让这些“仁慈的”主子们重返高原，继续将他们剥皮抽筋点天灯，每年饿死一堆人，然后再流几滴怜悯的眼泪，念几句超度的经文的。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而笔杆子则被掌握在奴隶主的手里……
　　放到民国时代，也是一样：对于劳苦大众来说，那是地狱；而对于少数“精英”来说，那是天堂！
　　有人说，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那就说一个最新的例子：印度的新德里有个女教授，家里很有钱，雇了很多个仆人。她在博客日志上写了一篇附有照片的短文，吹嘘自己家对待仆人是何等的仁慈宽厚——具体来说，就是允许仆人在不当班的时候，和她一起在客厅里看大屏幕液晶电视上播放的美国肥皂剧。
　　但问题是，在看电视的时候，女教授她自己独自坐在沙发上，仆人却必须跪在地板上。而那张长沙发最起码可以坐得下四五个人，旁边还有几张靠背椅……可仆人们却不能坐，因为他们是低种姓族群。
　　这要是放在我们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你让你家里的保姆有凳子不许坐，只能跪在地板上跟你一起看电视试试看，人家不气死才怪！
　　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人格侮辱，在当今这个号称“民主自由”的印度社会，都已经算是宽容的表现。
　　中国的老板们或许会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氛围很喜欢，但是放在普通人身上，恐怕会愤怒得要爆炸了！
　　所以说，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了，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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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就整个社会的各阶层而言，民国有民国的好，新中国有新中国的好，具体就要看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个人收入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那么，究竟是哪些人，在怀念那个“无比美好”的民国时代？
　　请大家在这里先看两份工资单：
　　1918～1919年，青年时代的MAO曾在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而著名海龟学者胡适则在北大当教授。
　　——毛图书管理员的月薪不过8块大洋，胡教授的月薪却高达240块大洋，两者相差30倍！
　　事实上，当时的胡适虽然从海外镀了一层金归来，但在北大参加工作的时间还不长，名声也远不如后世，月薪还不算最高的。同一时期，北大中文系主任陈独秀的月薪为400块大洋，相当于毛管理员的50倍——再过几年，北大教授的月薪还要再翻一倍，平均达到500块大洋，而图书管理员的月薪却没怎么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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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要命的是，胡适教授的240块大洋，一般来说每个月都能按时发放。而毛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却总是被拖欠，直到离职也没能全部拿到手。据说他先后干了半年，最后却只拿了三个月的薪水，相当于减薪一半——我突然明白传闻中MAO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了……
　　嗯，此外还有陈独秀主席在日后为什么会右倾投降，而胡适又为什么坚持右派立场，也可以从这份工资单上看出一点倪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嘛！
　　事实上，真正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平心而论，假如我们工薪阶层能够拿到2000～3000元的工资，基本满足温饱、接近小康，那么就算看到某位高级白领能拿十几万的月薪，是自己的几十倍，大家最多也就在私下羡慕一番，只要自己的日子还过得去，就不至于会发展到阶级仇恨的程度。
　　可问题是，毛图书管理员的8块大洋月薪，在当时的实际购买力，到底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