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的回忆

引人注目

岳父是远安苟家娅黄家坝人,解放前家境很穷,但邻家大财主请先生教儿子读书需伴读,所以读了几年私塾,后来走出了山沟,考上了解放前的武昌师范.....,但岳父不幸病故,享年84岁,在清理遗物之时,发现留有一本回忆录.对儿时的远安,对远安的家人无限的怀念.故将其回忆录的已整理的一部份让远安的同乡一读,以慰岳父的再天之灵.其后的将陆续整理后展现给众位老乡......,谢谢各位拜读,欢迎读后回帖.
写在开头的话

九五年七月，正值接近古稀之年华时，由于劳累过度，使脑血管出了点栓塞的毛病，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后，出得院来，休养于家中，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但思想上异常活跃，既意识到自已的时日不可能太多，更想到就这样来此人间一趟，什么痕迹也末留下，太不应该。于是提起笔来，打算把往事来一番回忆。
吾平生为人正派，生活上勤俭朴素，工作中胆小慎为，头脑中有些旧的传统观念。主要缺点是缺乏创新精神，独特见解不多，既无轰轰烈烈之壮举，更无惊天动地之业绩，能回忆一之事颇多，值得记录之事甚微，既然起了这个念头，那就当作消磨时光之举，写到那里，算到那里，不作过高的要求。
起笔之始，只是瞎想乱记，动笔之后，发现巳走过之道路，虽然坎坷不平，其中也有可作后人之借鉴之点滴，故在记叙的层次上又把它贯穿一线，即从《难忘的老家》入笔，依次涉及小学、初中和师范学校的生活，当涉入社会后，又按教书和从事业教行政工作，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再回到抓学校工作（劳动局技工学校），最后记叙退休后的生活，边回忆、边记录，有叙有议，倒也成了几个不像而较长的篇章了，并将所有回忆，用专本作了清腾工作。
此篇不求于永远流传于后世，但愿能为儿辈们所重视，并从中吸取些许有用之点滴，实乃大幸。如连此目的也达入之不到，那就只作废纸一叠，一焚了之。此其一也。或者，置放于我的骨灰盒旁，伴随我长眠于九泉之一下，此其二也。

2000年12月2日

李运高


难忘的老家

在湖北省远安县苟家娅镇西北行约十华里之处，有一个小小的村落------黄家坝，那就是我老家所在地，即我出生的地方。一九二六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也即是公历的十二月二日，我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这个村庄当时只住三户人家，而且皆姓李，为什么叫黄家坝的村名，我没有去考证它，也没有考证的必要。小村前后都是山，后山要比前山高，说高也不过百米，至于海拨是多少米，我自已也从来未弄清楚过。山上树木苠盛，大都为松树和花梨树，间或有些杉、柏、抱桐等，这是乔木类，至于灌木类，那就有好多名目也叫不上来的。因为我不懂林业，林业方面的知识太贫乏了。每到春天，遍山郁郁葱葱，百鸟争呜，各种山花盛开，山鸡、野免出没亍村前村后，可惜我不会像文学家那样去描述它，耍要有能够的话，那将是一篇极其美妙的如诗如画的图景。
这个村的地形，说形象点，是条山沟沟，溪水长流不断，因此鱼、虾、螃蟹之类水生物很多，但人们都忙于生计，很少有人去捕它，所以它们都生活的很自在。小溪两岸有小块梯田，供人耕种，农产品主要是水稻，每年插一季秧，口粮如不够吃，就在山边开些荒地，种上玉米和粟之类作物，以补其不足。只要是人勤劳，热爱劳动，生存绝无一问题。想富是难于富起来的，这也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特别是旧社会，交通一闭塞，纵有剩余农产品，完全靠肩挑背驮，是很难运出外地的。再加上地主老财和贪官污吏的层层剥削，连年兵荒马乱，岁岁战乱不休，所以说老百姓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这是我对老家正处于解决前夕的印象，也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蒋介石统治的那段时光。
我的老家在这个村的东头，村中间住一地主大户，叫李吉庭，他是这一方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他的房子有一个大院墙围着，并排两大门楼，各上下两重，雕梁画栋，很是气派，东西紧挨着还有两栋伙房，周围靠院墙是猪圈马厩，还住着两家长年帮工，我家被隔在大院墙之外，大院墙西头还住着一家叫李文先的，同我家一样都是李吉庭的佃户，不过这家还有个裁缝手艺，所以生活略为宽裕。
我家老房子是旧式土砖屋，有天井，厢房，靠东侧还有伙房、猪圈、牛栏和厕所，全家住的比较宽敞。房子周围最可欣赏的是东侧的一片竹园，每到春天，新发的竹笋拨地而起，真是可看着长高，一天一个样，把个东面遮的严严实实。曾记得有很多自喻懂风水的老者，一路过家门前，都得驻足片刻，连声赞叹这片竹园，说这个屋场是个好地方。
我祖父李维书，一生贫苦，靠卖工和租种财主地过日子，所养子女成人四个，我父亲排行老六，按实际成人的应为老三，叫李文墨，生于一八九五年农历七月初三，逝于民国卅五年（即公元1947年2月）腊月十三，虚龄五十三岁，大伯父李文恕，中年去世，我并没有见过，所养一子，取名李运大，孤儿寡母，给财主李吉庭家帮工，住财主院内一柴屋，待运大成年娶妻后，没几年也中年去世，现无后人。二姑母没有取名，出嫁在西行一华里多路的铁匠湾谈姓家，生有四子，即谈进玉、谈进德、谈进凯、谈进锐，生活一般。幺叔李文七，全家为财主李泽堂（李吉庭的亲哥）家卖工，没有自已的家。所养二子，大儿李运泰，未成年即送给一个外姓家做儿，生活靠种田、木工手艺，过的还可以，二儿李运生在六十年代因肺病死亡，所养二子李开全、李开化都生活在农村。
我自幼过继族内一家做儿，顶这家门户，所以就有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那个家，母亲姓黎，没有名字，是北面约四十华里处叫小郝家坪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农历冬月十七日，一生勤劳，有一手好针线活，真乃贤妻良母类型之人，如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她便随之去世，一并享受西天之乐，终年仅四十八岁。
在父母相继去世的当时，我正在武昌师范就读二年级，家中哥嫂和亲戚们商议，为了不打断我的学业，既未通知我回家敬孝子之情，也末告诉我双亲去世的讯息和所有安葬情况，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托便人到学校告诉我，。当时听到这一讯息后，真不知如何是好，连来人是谁又是如何走的也不清楚，只是跑到麻寝室抱头痛哭。现在想起这件事，家中哥嫂在如此重大打击和悲痛之申，强忍一切痛苦，完全为我着想，是何等的情爱，这也是一笔还不清的亲情帐。
吾辈兄妹三人，哥哥李运衡，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卒于一九七七年，年仅五十六岁。哥哥一生忠厚老实，旧社会只念了三四年私塾。说话口吃很重，好多事明于心而不明于口。再加之为了重点负担我的学习，只有牺牲他来过早地帮家种田，以增加家庭收入。妹妹李运桃，出生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卒于一九八三年七月，终年五十五岁。妹妹小时聪敏活泼，也只读了二年私塾，旧社会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统治下，她也能上学读书，这个行为的本身就足以说明我的父母对旧的传统礼教是持反对态度的，只因生活负担太重，也只有掇学而帮助操持家务。在双亲去世后，就嫁给了苟家娅一个姓向的人家，这也是她儿时所订下的亲事，婚后生有一子向少玉，未几因丈夫不成器而离了婚，小儿判随娘走，孤儿寡母，生活难敖，又与转业军人陈汀迪结婚，婚后未肓，帮其抚养前妻之儿陈明良成人，所以，妹妹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一生。
当前老家主要是侄儿一家人，即哥哥的独子李天柱一家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天柱在五十年代读完了初中后，由于家中困难，在踏入高中门后就休了学，回家挑起了家中沉重的生活担子，未几，在村民办学校当上了民办教师，由于自己勤奋好学，不耻下问，进步很快，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次民转公的选拔中，转为国家正式教师，并很快地调到了苟家娅镇教委办公室工作，一直到现在。侄儿的毛笔字，在自练中很具功力，使我忘尘莫及。他婚后养有四个孩子，三女一男，现都在远安县内工作。其子李开玉也巳婚，媳妇叫刘正秀，并生有一女孩，取名李秀娟。天柱的大女李开玲，嫁夫许从亮，并有一女孩取名许蕊，其二女李开芹嫁夫吴绍军，也养有一男孩，取名吴宗星，三女李爱华，九六年毕业于当阳师范学校，现在远安鸣凤中学教书。故侄儿一家也可算儿孙满堂，其乐无穷。

引人注目

我的启蒙教育和小学生活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七岁半了。春节后，由父亲护送，随哥哥一道到西南面约三华里多的一家私塾上学了，初上学都要给孔圣人（孔夫子）和私塾先生扣头，以示尊重，更显威严。启蒙老师第一本书叫《三字经》，它与《百家姓、》《千字文》等三本书，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下的重要读物，也是启蒙时期的必读之书。其教法是先生用红笔点读，学生死记硬背，即先生用红笔逐个学生点上一两句，学生到各人座位死读，待能背诵上口时，再请先生又点上几句。中午还得把所点读过的内容，轮流背诵给先生听。这叫背温书，背温书是最有效而显示成绩的一着。如果谁的温书垒的高而背诵的又流利，那就最得先生宠爱，至于讲解要待《四书》《五经》都读完了才开始，我所读的私塾，还没有见到过开讲的。
私塾规矩特严，凡先生坐堂时，学生是不准随便出去，要大、小便也只能逐个出去，出去时必须到先生取领取一盖尺放到自己的书上压着，这个学生未进教室，第二个学生再急也别想出去，因此有个别大点的调皮学生，为了出去多玩一会，故意延长时间，害得胆小的伢们把尿拉到裤子里的事经常有之。
第二年再也不想上学了，家里也觉得上学只是多出了一人学费，同意停学放牛，让哥哥一人上学。再过了一年巳九岁多了，家里怕这样下去荒废了，于是又随哥哥到背后杨家沟一私塾从头学起。这个私塾虽只有三里多路，但要翻越后面一座山，为了少跑路，中午饭总是带着上学，因此，母亲要老早起床，做好两份饭菜，让我们吃一份，还带上一份，以备中午食用，为了中午能吃上热饭，父亲又到学校附近找关系户，并送上歧烧柴，以备中午炒饭之用，所有这些给家里添加负担不小。
十岁那年，隔壁的财主为了他自己的小孩要读书，专门请了一个老先生在家办学，我们家属于附近的伢，沾了伴读的光，又读了两年。
是时，抗日战争己进行到第二年了，武汉沦陷，有不愿做忘国奴的纷纷逃离家园，走向大后方。当时，武汉有家姓贺的知识分子家庭，逃到李吉庭家，财主就辞退了原先请的老先生，由贺家父女两代共同教学（贺家大女儿另找地方教书），学习新国民课本，还教点数学之类的加减法，并组织演戏，宣传抗日，这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开始，时间虽仅一年多一点，但为后来能走出山沟，接受现代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贺家有个大姑娘，姿色出众，又有文化，财主李吉庭垂涎三尺，经常有些轻狂举动。三九年暑假，贺家一气一之下，离开了财主家，同其大女儿贺锡龙一道投奔到北面刘贵三办的国民学校了。财主家学校停办了，这时正好有个从建始“省九师”短师班回乡的杨守檀，在离家约五华里的陈家祠堂筹办国民学校，为了有个伴，我与哥哥又一同上了这个学校。
学校单班复式教学，因学校仅杨守檀一人，我与哥哥都读三册，学习以语文为主，也学习数学，一直学到四零年冬季，这算是正式的小学教育的开始，这时我巳满十四周岁。就在这年冬季，父母为了了确他们的一桩心事，并未经与我商量，将我儿时订亲的一姓茌的姑娘娶进了门，当时我只想到要读书，不敢惹父母生气，生怕不支持我学习，所以对此事不但没有反对，还乘机提出要离家到望家冲小学学习的要求，父母见我听话，又是到外婆家附近上学，没有不放心的，也就答允了。
望家冲小学是北乡大财主刘贵三利用他搜刮到的民财建立的，规模在当时与一般私熟比是较大的一所学校，据说可与城关小学相提并论，前面所提到的贺氏一家都到了这个学校，还有国民党开小差的军官，也在这里任教，所以在师资力量上是充足的。甚致超过城关小学。校址在望家冲走约三华里的山腰上，这里离外婆家也不远，仅一山之隔，二姨母儿子周继良也在这个学校就读。
四一年春节后，我到学校报名时，又遇到了难题，究竟报那个年级，一时拿不出主张，这时正碰上贺家长子贺锡龙（当时他是该学校主要教师），他将我打量了一下，见比我小的周继良巳在读五下，就叫我报了五下班，但新生插班要经过考试才能决定读那个班，但考试也是贺老师负责，这样我就顺利的编入了五年级下学期班并出了榜。
一开学，教材发了一大些，好多都是原来没有接触过的，真有点耽心，怕跟不上班，但在开课后，一切都觉得新鲜，每门功课都认真地学，生怕落别人之后，期终考试，不但没有掉队，有些课还考得了优秀。这时我的信心更足了，再加上老师的不断鼓励，因此进步特别快，所有这一切，为我后来敢于走出山沟到当时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恩施地区求学奠定了基础。
四二年暑期，小学毕业了，当时以逃乱的形式到恩施地区各校就读的学生，逐渐形成了风气，自日本人占领武汉后，湖北省政府迁到了恩施，武汉各大专院校也随之迁往恩施地区各县继续办理，因此，凡是前方逃离敌占区而奔赴后方求学的，都必须设法给读书机会。从望家冲小学走出去的也有好几个了，放暑假后，留在学校读补习班，这时刘贵三的孙子刘毓华从恩施回来了（他是头年出去的），宣传恩施各校对沦陷匠逃去的学生特别优待，除供食宿外，还发衣被。只要有能走出去，都能被收容学习。听了他的宣传，大多数同学将信将疑，犹豫不决，只有我和张运旭表示顾与之一同前往。
是年八月初，把我的想法与打算回家说与父母知道，双亲当时思想斗争也很大，一方面路遥远，又只能靠步行，再加之家中经济并不宽裕，而且周继良也不去，实难放心；另方面要是不让走，我在家也一定不能安心劳动，既然我有此志向，说不定将来会有个出头之日，这于家也确实有利，在反复比较后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乡里人往往决择一庄大事，总免不了要祈求于神灵，以求得心理上有个平衡。于是在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上了大家都敬仰的佛门胜地----太平顶，通过顶礼膜拜后，并抽得了上上签，这时父亲内心较踏实了，回到家里，与母亲商量，决定把头大猪卖了给我做路费，并择了几件单衣和一床棉布被套，收拾了一个极简单的包裹，打算随时送我上路。
此外，为了将所带之路费安全可靠，还想了一些心事，如将平时用于缠头的长布巾（乡里习惯用布缠头不戴帽）撕成两开，再叠起来缝成一个筒形把纸币数张一叠塞入筒中，这个布可以当腰带系在腰间，从不离身，每次取出一叠放手中零用这样家中对钱的保管更放心了。没隔几天，我们一行六人（还有三人是城关周围的），于八月下旬朝我向往的恩施方向，沿着崎岖的山路出发了，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步，也算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还记得第一天晚上宿于荷花店，父亲为了把我托付于大家，也与我同行夜宿一晚，第二天大早望着我们的背影，依依难舍地擦着眼泪离去，这是骨肉分离之情，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瞬间。

引人注目

我的启蒙教育和小学生活

一九三四年春天，我七岁半了。春节后，由父亲护送，随哥哥一道到西南面约三华里多的一家私塾上学了，初上学都要给孔圣人（孔夫子）和私塾先生扣头，以示尊重，更显威严。启蒙老师第一本书叫《三字经》，它与《百家姓、》《千字文》等三本书，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下的重要读物，也是启蒙时期的必读之书。其教法是先生用红笔点读，学生死记硬背，即先生用红笔逐个学生点上一两句，学生到各人座位死读，待能背诵上口时，再请先生又点上几句。中午还得把所点读过的内容，轮流背诵给先生听。这叫背温书，背温书是最有效而显示成绩的一着。如果谁的温书垒的高而背诵的又流利，那就最得先生宠爱，至于讲解要待《四书》《五经》都读完了才开始，我所读的私塾，还没有见到过开讲的。
私塾规矩特严，凡先生坐堂时，学生是不准随便出去，要大、小便也只能逐个出去，出去时必须到先生取领取一盖尺放到自己的书上压着，这个学生未进教室，第二个学生再急也别想出去，因此有个别大点的调皮学生，为了出去多玩一会，故意延长时间，害得胆小的伢们把尿拉到裤子里的事经常有之。
第二年再也不想上学了，家里也觉得上学只是多出了一人学费，同意停学放牛，让哥哥一人上学。再过了一年巳九岁多了，家里怕这样下去荒废了，于是又随哥哥到背后杨家沟一私塾从头学起。这个私塾虽只有三里多路，但要翻越后面一座山，为了少跑路，中午饭总是带着上学，因此，母亲要老早起床，做好两份饭菜，让我们吃一份，还带上一份，以备中午食用，为了中午能吃上热饭，父亲又到学校附近找关系户，并送上歧烧柴，以备中午炒饭之用，所有这些给家里添加负担不小。
十岁那年，隔壁的财主为了他自己的小孩要读书，专门请了一个老先生在家办学，我们家属于附近的伢，沾了伴读的光，又读了两年。
是时，抗日战争己进行到第二年了，武汉沦陷，有不愿做忘国奴的纷纷逃离家园，走向大后方。当时，武汉有家姓贺的知识分子家庭，逃到李吉庭家，财主就辞退了原先请的老先生，由贺家父女两代共同教学（贺家大女儿另找地方教书），学习新国民课本，还教点数学之类的加减法，并组织演戏，宣传抗日，这是我接受新思想的开始，时间虽仅一年多一点，但为后来能走出山沟，接受现代教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贺家有个大姑娘，姿色出众，又有文化，财主李吉庭垂涎三尺，经常有些轻狂举动。三九年暑假，贺家一气一之下，离开了财主家，同其大女儿贺锡龙一道投奔到北面刘贵三办的国民学校了。财主家学校停办了，这时正好有个从建始“省九师”短师班回乡的杨守檀，在离家约五华里的陈家祠堂筹办国民学校，为了有个伴，我与哥哥又一同上了这个学校。
学校单班复式教学，因学校仅杨守檀一人，我与哥哥都读三册，学习以语文为主，也学习数学，一直学到四零年冬季，这算是正式的小学教育的开始，这时我巳满十四周岁。就在这年冬季，父母为了了确他们的一桩心事，并未经与我商量，将我儿时订亲的一姓茌的姑娘娶进了门，当时我只想到要读书，不敢惹父母生气，生怕不支持我学习，所以对此事不但没有反对，还乘机提出要离家到望家冲小学学习的要求，父母见我听话，又是到外婆家附近上学，没有不放心的，也就答允了。
望家冲小学是北乡大财主刘贵三利用他搜刮到的民财建立的，规模在当时与一般私熟比是较大的一所学校，据说可与城关小学相提并论，前面所提到的贺氏一家都到了这个学校，还有国民党开小差的军官，也在这里任教，所以在师资力量上是充足的。甚致超过城关小学。校址在望家冲走约三华里的山腰上，这里离外婆家也不远，仅一山之隔，二姨母儿子周继良也在这个学校就读。
四一年春节后，我到学校报名时，又遇到了难题，究竟报那个年级，一时拿不出主张，这时正碰上贺家长子贺锡龙（当时他是该学校主要教师），他将我打量了一下，见比我小的周继良巳在读五下，就叫我报了五下班，但新生插班要经过考试才能决定读那个班，但考试也是贺老师负责，这样我就顺利的编入了五年级下学期班并出了榜。
一开学，教材发了一大些，好多都是原来没有接触过的，真有点耽心，怕跟不上班，但在开课后，一切都觉得新鲜，每门功课都认真地学，生怕落别人之后，期终考试，不但没有掉队，有些课还考得了优秀。这时我的信心更足了，再加上老师的不断鼓励，因此进步特别快，所有这一切，为我后来敢于走出山沟到当时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恩施地区求学奠定了基础。
四二年暑期，小学毕业了，当时以逃乱的形式到恩施地区各校就读的学生，逐渐形成了风气，自日本人占领武汉后，湖北省政府迁到了恩施，武汉各大专院校也随之迁往恩施地区各县继续办理，因此，凡是前方逃离敌占区而奔赴后方求学的，都必须设法给读书机会。从望家冲小学走出去的也有好几个了，放暑假后，留在学校读补习班，这时刘贵三的孙子刘毓华从恩施回来了（他是头年出去的），宣传恩施各校对沦陷匠逃去的学生特别优待，除供食宿外，还发衣被。只要有能走出去，都能被收容学习。听了他的宣传，大多数同学将信将疑，犹豫不决，只有我和张运旭表示顾与之一同前往。
是年八月初，把我的想法与打算回家说与父母知道，双亲当时思想斗争也很大，一方面路遥远，又只能靠步行，再加之家中经济并不宽裕，而且周继良也不去，实难放心；另方面要是不让走，我在家也一定不能安心劳动，既然我有此志向，说不定将来会有个出头之日，这于家也确实有利，在反复比较后就答应了我的要求。
乡里人往往决择一庄大事，总免不了要祈求于神灵，以求得心理上有个平衡。于是在第二天父亲带着我上了大家都敬仰的佛门胜地----太平顶，通过顶礼膜拜后，并抽得了上上签，这时父亲内心较踏实了，回到家里，与母亲商量，决定把头大猪卖了给我做路费，并择了几件单衣和一床棉布被套，收拾了一个极简单的包裹，打算随时送我上路。
此外，为了将所带之路费安全可靠，还想了一些心事，如将平时用于缠头的长布巾（乡里习惯用布缠头不戴帽）撕成两开，再叠起来缝成一个筒形把纸币数张一叠塞入筒中，这个布可以当腰带系在腰间，从不离身，每次取出一叠放手中零用这样家中对钱的保管更放心了。没隔几天，我们一行六人（还有三人是城关周围的），于八月下旬朝我向往的恩施方向，沿着崎岖的山路出发了，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第一步，也算是我走向人生的开始。还记得第一天晚上宿于荷花店，父亲为了把我托付于大家，也与我同行夜宿一晚，第二天大早望着我们的背影，依依难舍地擦着眼泪离去，这是骨肉分离之情，也是我永远难忘的一瞬间。

引人注目

我的初中生活
自踏上去恩施的羊肠小路，每天拖着疲惫的脚步，随着几个不同命运的伙伴，奔向一个地方----恩施。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因此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每天少则七、八十华里，多则一百多里，主要是为了打店方便，这样赶路对于成年人来说不算什么，对于一个青联少年，每天如此，连续作战，确实是够受的。奇驱山路，人烟稀少，路上只有少许做盐生意的老百姓，有时为了翻越一座山或是为能碰上住户便于打店，几乎要跑步前进，以免错过时机。
经过十多天的跋山涉水，大约在九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到达了恩施的小龙潭，也就是刘毓华的学校的所在地。落脚后一打听，各校的招生时间巳过，唯一还正在报名的省立建始初中第次二天也要截止，但小龙潭距建始县城有百余里，因此第二天不等天亮，又同张运旭一起，几乎是小跑，直奔建始县城。这段路是公路，记得还偷扒了一段汽车，到下午快收班前赶到了，恰赶上了报名时间。
报名后为了等待两天后的考试，我们找到一家叫“晴川旅栈”的客店住下，这算是得到一下喘息的机会，一面休息，，也做些临时抱佛脚的工作。两天后，通过考试，自认为考题不深，对录取有些自幸，但由于披报名的人数太多，又只录取八十名，因此张运旭有点沉不住气，觉得把握性不大，在等头榜的三、四天中，他又赶回恩施，寻找其它的机会，并与我约定，如初榜被录，立即电报告之，以免错过面试机会。
初榜那天，考生和家长纷纷前往看榜，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然后往后找也发现有张运旭，于是立刻到电报局发电报，谁知这电报因地址不准确使张运旭未能及时赶上面试而落榜，造成了一时的遗憾。不过当时的教育厅对逃乱去的青少年有收教的责任，所以在开学后的十一月份，他仍然被安排到建始初中学习，我们又成了同学，只是不同班罢了。
初榜共有百多人，通过一天的体检和面试，正式录取了八十名，还有几名备取生。我的面试一直等到晚上方轮到，由校长易演道亲自主持，问的主要是时事方面的问题，这恰合我的心意，因为读小学时经常听贺锡龙老师有关的时事报告和抗日宣传活动，所以答时毫不费力，如对当时同盟国的领袖和行动以及轴心国的头目和必败的理由，谈的头头是道，主持人听了连连点头，这一些为以后入校的学习过程中，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省立建始初中也是抗日战争而从武昌迁去的，校址在宣恩县高罗镇附近的一个小山村，主要是利用大财主的一片房子，距宣恩县城还有百来里。为什么要到建始去招生，主要是生源问题。建始县比较富裕，数有“金建始”“银利川”之说，交通便利，经济也较发达，经济条件好，读书的人也多，加之前方逃乱的也多集聚在公路沿线，这些情况都是以后才知道的。
学校录取了，并出了榜。通过考试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同旅栈的有个考生叫陆裕的也被录取了。陆裕老家是浙江人，父亲是省政府的职员，他家亲属也在恩施龙风坝财主家避难。发榜后的第二天我就与他一起从建始步行到他家，他家长见孩子考取了初中，也非常高兴，又见我也是沦陷区的穷孩子，觉得结识这样的朋友很可靠，留我暂在他家住下，待上学时可以结伴而行。我也是喜出望外，心想，我怎么遇上这样的好人，吃饭不要我的钱，晚上还同他睡一个我从来未睡过的大蚊帐，饮食也都是原来在家从未享受过的，所有这一切都觉得很新奇，两人也是形影不离，直到一起同赴高罗报到。到校报到后，我由于没有被子又只好与他同床，但时间长了总会有矛盾，两个月后我们因生活上的矛盾（什么矛盾现在记不清了）而分开了，在读三年级时，学校根据上级指示，组织青年志愿军开赴越南，他参军走了，自此我们彼此一直没有联系过。还记得张运旭也是这次参军走的，走后也是没有联系过。
学校一开学，除了发课本外，还发了一套童子军秋季服装，穿在身上也顶精神的，可惜只能有一套，到了冬季发了灰颜色的棉衣棉裤，布虽然是土布的，但在当时战争时期有此确也不易，特别是就我来说是在家时从未享受过的待遇，记得在家做小孩时，冬天只有一件土布袍子，至于棉裤做梦也未敢想过。
每天早上起床后，就拿着手巾和牙刷，到学校前面一条水沟里洗漱，水不停地流淌着，也用不着脸盆，有些有脸盆的也几乎是多余的。漱口没有牙膏，有钱的伢也只能买到牙粉（一种白颜色的粉末），没钱的学生就用盐洗，就是把牙刷打湿后，醮点食盐粉末，据说这样洗还有消毒作用。冬天也是如此，因水在流动一般很少有结冰的，只是碰到大雪天要困难些，水沟被大雪封住了，就只有用雪在脸上擦擦，也挺有情趣的。
关于学校生活方面，先说吃饭的问题。粮食是政府调拨的，但都得组织学生轮流去仓库搬运，有啥粮供应啥粮。因地处大山区，农民送交的粮食除稻谷外，还有大量的玉米，所以完全吃大米的时间很短，可完全吃玉米的时间也不多，大都是两样混着吃，只是比例有大有小，玉米是黄色的，混着一煮，就像用鸡蛋炒米饭一样，所以学生也戏称吃鸡蛋炒饭，学校附近有碾房，碾防在河里筑坝栏水，引水作动力，驱动碾轴而将原粮转变能食用的大米和玉米。烧柴全为松树，请人将山上的松树放倒，再锯成短筒状，由学生自己轮流去搬运回校，再由学校的工友改成小块劈柴，供厨房使用。学生在搬运木柴时，也找各种省力的窍门，如找铁匠铺打一个大铁钉，上面系着绳子，在山上将铁钉钉在树的一头，顺着山势往下拖，下山后再抬着走一段路而到达学校，这就省力多了。由于用柴量大，每年基本上要烧掉一座小山坡，当时烧木柴是一种取得热能的基本办法，如冬季还可将山上一种梨树或杂木闭烧成木炭，挑下山卖给学校取暖，以换取得日用品的零花钱。
吃莱问题，每餐只有一样莱，买到什么就吃什么。开饭时按八个人编为一桌，并有一人为席长，其权力主要由掌握公平分莱。在蔬菜淡季，一般是‘和渣’一钵，即将黄豆浸泡磨细，加上些青菜等齐煮，熟后放上盐和少许油，每桌打上一钵。该莱初吃时有点腥臭味，开始吃还新鲜，吃长了难于下喉，但又没有莱可吃，只得咬着牙咽，为了使口感好些，就买些辣椒籽拌入其中，也颇能下饭，就是这种莱，也还得由席长每人分一份，倒入饭中，由自己由音掌握进食，有不够咽的就找老百姓买。食堂门外站着周围的好多老百姓，他们在家把各种莱炒好，用篮子提着，有人要买就挑一勺两勺的，可赚得一些另用钱，所以，周围的群众就希望学生买他们莱吃，但毕竟经济条件好的是少数，有个别买了莱的也给我吃一点，但时间长了也不好意思，有时自己也买点，但次数太少了。
吃饭军事化是最有意思的。饭虽然是敞着吃，但要吃的快，否则就吃不饱。记得有段时间，学校开饭实行‘军事化’这是当时的提法，即大家把饭乘好后，不得自由行动，听值日教师哨音响后一齐行动，大都是狼吞，少有细嚼，否则就吃不饱。学生中流行的口头禅是“头碗浅，二碗松，三碗打冲锋”。而我至今吃饭快，不爱细嚼的习惯，都是那段学生生活所养成的。学校每月一次加餐，名曰“打牙祭”，加餐的好坏，就要着各管理食堂的好坏而定。伙食是各班抽派有理财能力的学生轮流管理，一月一轮换，加餐的好坏是管理人员主要政绩，这也算是生活上的民主。
再谈学校的食堂，所谓食堂不过是一四面透风的空屋，即一个民房大院，中间是一片空地，值日教师一般立于中央，四周敞屋内放置用木板钉制的简易餐桌，每餐饭后，桌子上免不了有抛撒的饭粒，麻雀齐上阵检饭吃，留在饭桌上的麻雀屎，下餐开饭时，工友将麻雀屎一扫，又端上菜钵。至于卫生问题，就根本无法顾及了，因此，引起肠道不适而发生拉肚子现象，是司空见惯之事。
学校有个卫生室，只有一般的药片和粉剂之类的药品，所以得了病，严重的等着死，轻微的就拖，根本上谈不了治疗。如肺结核，那时称痨病，同现在的癌症一样，好几个同学都患此病，记得我在读三年级上学期时，因患肠炎，每天拉肚子，就是夜晚也免不了要起好几次，一连一个多月，折磨得骨瘦如柴，但学习仍在坚持。一天下午在校园看书，被校长发现，问我为何瘦得如此难看，我便将症状告诉了他，他立即向卫生室打了个招呼，由于当时药品奇缺，卫生室把一般不能随便开给学生用的药开给了我，我吃后慢慢就止住了，究竟是什么药我也没弄清楚。这位校长就是招生时对我主持面试的易演道，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我反复想，他究竟是出于责任感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始终末能知道。
关于睡觉的问题，头年冬季，完全是插足於他人被内，开始是陆裕，前面巳说过，末几有了矛盾，又有谈祖德伸出援助之手，一直过了一个冬季。笫二年春天，凭家中所寄少许钱，买了一床棉絮改打的棉絮，用自己所带的套筒装上，开始了分睡的生活。睡的是木制叠床，臭虫特多，天气一暖和，臭虫越是猖獗，那时年轻，瞌睡特别多，再加之独被只能垫半面盖半面，所以靠右边小腿总在臭虫从床缝一爬出来就能吸血的地方，被吸血后奇痒，一痒就用手抓，后来右腿一大片被抓开，感染结疤，疤上又加疤，直到暑假将床抬出，用开水淋，又买些《六六六》粉调湿后将床的夹缝统统堵死，才把臭虫制服一些，腿伤也慢慢好了。这种制服臭虫的办法，每年必用上两三次，所以后来再没有被臭虫所害了。
臭虫制服了一些，但由于末能经常洗澡，身上又生了虱子，当时学校没有洗澡的设备，热天就在河里洗，冬天只能在附近老百姓家里洗，但烧水要给钱，所以不能经常洗，时间长了就长虱子，长虱子的同学多所以没有谁笑话谁的现象，发现了就用开水煮烫衣被，这东西比臭虫好对付些。
虽说有上述这些干扰，但学习丝毫不敢放松，学习成绩一直比较好，记得在读二年级时，期中考试的考分名列全年级榜首（全年级三个班），学校还开了表彰大会，那时省三青团组织对各年级的前几名还发了奖状和有关《三民主义》的书籍，以作纪念。这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一直珍藏了好长时间，直到参加工作后，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怕受牵连，才暗自烧毁了。
初中毕业是一九四五年暑期，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刻，放暑假后有钱有关系的都去考高中或找事干了。我是百无一有，只有同少数几个同命运的青年干等，所谓“听天由命”。当时不断有“号外”传到学校，如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接连又在长崎也投下了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之中。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久已盼望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忧的是今后的去向尚无着落。
真末料到，正在这忧喜矛盾的时刻，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片欢乐声中，校长将我和另一名同学叫到办公室，郑重的告诉我们俩人，省立笫九师范（后来的武昌师范）要我校保送两名优秀毕生生去学习，并免于考试，现决定你们俩人去，但三、五天内要报到，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们听后真是喜出望外，那还有困难可言，笫二天就收拾了简单的行本子，笫三天就背着行李，齐奔宣恩县的东门关，向建始县学校所在地的七里坪进发了。那个同学（叫什么名字、现在忘了）有亲戚在恩施城内，他是恩施农村人，我们顺便在恩施他亲戚家住了一天，第五天顺利地到达学校。报到后又碰到了周继良，宋红运等小学同学，还有早一年入学的老大哥徐怀木等好几位乡友，在他们热情的关照下，我的师范学校生活又开始了。

引人注目

我的师范生活

省立第九师范学校，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沦陷而从武昌省高师搬迁上去的，为什么改为第九师范学校，我也一直末弄清楚。学校教师大都是原来的，校址在建始县七里坪一家大财主的住家屋改的校舍，能容纳六个班的学生，还比较宽敞。这次一年级共招收两个班，分为普师班和社师班。我被分在社师班，是为社会成年人上学培养的师资力量，这为我后来较长一段时间搞成人的教育工作对上了口径。
师范教育在旧社会也是不被人重视的，学生读师范学校，也是迫不得巳，所谓穷途末路，但待遇较普通高中要优厚，食宿和穿衣与初中享受的一样，还不必自巳搬柴运米，蔬菜也大为改善，这些待遇对我来说都既新鲜，又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社师班的寝室，是一间透风的旧房子，开学时还能睡，但到冬天就不行了。我的睡铺又恰巧编在一进门靠窗口的上铺位，窗子是用纸糊的旧式窗户。记得有一天夜晚，北风特别大，开始是刮风，半夜下起了鹅毛大雪，我还是那床旧棉被裹着睡，靠窗子的脚头，因窗纸被吹破，落着厚厚的一层雪，自巳一人冻得紧缩一团，早上天刚亮，在另一楼上睡的大老乡徐怀木，踏着雪到我床头一看，大为惊讶说：天啦！昨天夜晚你是怎么过的，快起床把被子搬到我那里去，从这天起，我便与他一起度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
放寒假了，大家都议论年后迁复武汉之事，这时，有几个老乡计划着回家过春节之事，并约我同行。当时，我也是三年没在家过年了，确实也有些想家，再者，过年后学校旨定要复员东迁，那时虽路过宜昌可顺便回家看看，但又想到东迁时肯定是集体行动，中途请假不一定能得到学校的同意，不如趁此回去看看双亲，也省得将来打乱学校的集体行动的计划。于是便向一姓李的军体老师开口借路费，未料到这位老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借给我回家的路费钱。于是我便与几位老乡一道，从建始起程，途经巴东，兴山两县，又回到老家过了个春节。
春节虽然是短暂的，但我发现父母亲仍然是那样的操劳着，而且又老多了，由于对我的希望很大，所以在欢乐的气氛中，对我的返校路费带有很大的愁意。正在这为难之时，出现了一笔意外的收入，就是隔壁的财主李庭吉因吸鸦片而需要出卖土地，有一天，他带着我和他的小孩，还有门下的卫侍，趁春节游玩之机，一起到李家娅子成交了一笔出卖土地的交易，由我执笔书写成交的契约，卫侍做中人。旧社会写契约和做中人的都有报酬，这次写契约的收入，足够我返校的路费，再只需筹措还帐的钱了，这一下担子就轻多了。这件事为什么这样凑巧，可能是财主有意的安排，这只是我后来的猜想，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这次回家团聚，给家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但后来四忆起来也有很大的遗憾，什么遗憾吭？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与家照个合影，留作永久纪念。当时照相是不方便，要是意识到这个机会不会再多，更未料到这时见面返校是与父母的永别，不然再困难也得想办法给父母留个影，以作永久性的纪念。这件事，在我工作的一生中，不时回忆起来这段往事，真乃终生遗憾也。
正月半刚过，在全家依依难舍的气氛中，踏上了返回学校的路程，临行时，又是父亲送我到很远，待我与相约的伙伴见面后他才放心的四转身往四回走了，我清楚的记得发现他的眼睛湿润了，真未料到这竟是一次最后的别离，一个乡村劳动者淳朴的爱子之情，是怎么也报答不了的。
我们一行四人，打算先步行到宜昌后，再乘轮船到巴东县城，再步行到学校，谁知到宜昌后一打听，没有到巴东的轮船。但久等又怕耽误了返校的时间，于是便合伙包了一条木船 ，经一周的时间才到达巴东，沿途 穿过西 陵夹陕，对两岸风光景色看的一清二楚。木船上行时，一是靠人力划行，二是靠风帆牵引，所以靠岸边走的多些，在上险滩时，人还得下船步行，待木船经过拉牵上滩一后，再又座上去，这主要是为了行船的安全计。记得在过青滩时，亲眼看见过有两条下行的木船，在下滩时被打沉江底。青滩的水位落差很大，莫说木船，就是轮船在当时也是靠绞滩机牵引才能上滩，不过一般是下行要危险些，恭廉的父亲就是于复员途中在这一带遇难的，当时乘轮船西一卜，结果船翻江中，生还者少，损失相当惨重。那时两岸有许多专门拉牵的人叫牵夫，他们一生以此为职业，有名的川江号子就是他们喊出来的。座木船很辛苦，只是不需要自已动脚，可是在上岸后的一两天内，人老是像在船中摇摇晃晃，动过不停。
到学校后，虽然开学了，但大都无心思上课，都是在谈论搬迁武昌之事。春节前省政府早已行动，其它各校也都在陆续行动，只因经费安排不过来，我们的学校行动的时间安排在暑假期间。到了六月份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期终考试也提前进行了，学校教具、图书等该打捆上箱的，都一概准备就绪，选择一个晴天，浩浩荡荡，集体向武汉进发了。复员的路线是由建始经巴东县的野三关，穿越长阳县直奔宜昌。沿途都组织有群众的茶水站，为了照顾老弱病残，政府还抽调了民夫帮忙送脚，如挑东西，抬华杆……等，一站接一站，基本上是有条不紊。
前面说过的那位军体老师见我诚实可靠，就要我随他家券一起走，对他家东西有所照顾，记得他家也配有一付滑杆，主要是他夫人乘坐，有时到了下午，他夫人不坐了，见我走的累，也要我坐一程的，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因我是劳动家庭的子弟，走路虽然苦一点，但对我来说，全然不在话下，再者坐在滑杆上，总像是父辈在抬着自已走，这种感受，直到后来工作中参加各种运动与斗争，才意识到那也是一种阶级感情之所致的缘故。
到达了宜昌，我们个个高兴得像到了目的地似的，一切劳累都抛之脑后，原计划到宜昌后，就可以乘船东下，那知无船可乘，需得耐心等待，等就等吧，反正不需自已掏钱。未几天在，上面下来了一条船，据说上面也全是复员的，但停在江心，说不便靠岸，怕一靠岸要求上船的人多了不好维持秩序，后经交涉，同意我校上船，但都得乘小木船划到江心去上船，结果如法照办了。
上得船一后，这对我来说，真是太高兴了，一切都觉得新鲜，如吃饭全是船上的，每当开饭时，见有些学生说莱不好吃不饱，就把莱钵和饭碗往江里丢，我初见此情，感到不理解，甚至很痛苦，但又从末表露什么，只是闷在心里，怕别人笑我是乡巴佬，未见过世面，这些事在我当时的思想上是一个疙瘩，为什么要凭空浪费呢？不浪费不是更好吗。
在船上生活了两三天，总算是到了武汉，在武汉关一上岸，告知三道街校舍还未退出来，这时各小学都放了暑假，到秋后开学时才搬进三道街旧校舍内，校名也改为省立武昌师范学校。这里还有个女子师范，叫省二女师，为了男女有别，就在中间做了一段间墙隔开，所以武昌师范与省二女师当时就是友好邻邦。
在武昌第二师范读二年级时，也就是一九四七年的三、四月间的一天下午，门卫传话有人要会我，我立即去接待了那人，那人一见我就问你是李运高吗？我答应是，你有么事？那人接着说，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你双亲在元月份也就是年前都相继去世了，你不要难过。我当时一听，真像五雷轰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知跑到寐室抱头痛哭，后来那个人究竟从那里来，叫什么名字，又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我全然未弄清楚。
第二天，我含着眼泪给老家隔壁李吉庭（财主）的老婆写了一封极其悲痛的长信，因为平时在家时总叫她为二妈，天真的寄希望于她能给家中的妹妹运桃给予关照，给家中的生活于以同情和扶助。后来六七年我在回家探亲时，才知道那时的财主巳处于朝不保夕的日子，自身都难保，那有可能照顾他人呢！自此，妹妹运桃只有去到儿时订亲的婆家-----苟家娅一家向姓人家，开始了她一生不幸的生活。另外，原来双亲给我娶进门的庄氏姑娘，也只得回到她娘家，随即重新嫁了人，这件事在我回忆起来，虽然说庄氏姑娘后来的生活比较幸福，但我总是有负于她的。
师范三年级上学开学后，由于营养不良引发了一埸大病，几乎使自已到了绝望的程度。发病初期的症状是：两腿不能站立，严重时近乎瘫痪，连走路上厕所也困难，只能柱着拐杖慢慢朝前移动，一不小心就瘫软在地上，厕所距寐室远不过四十米，每次少说也要摔倒好几次。到省医院看过多次门诊，每次只能拿点药吃，但究竟是什么病症，一直也说不清楚，两腿不红也不肿，就是膝关节以下是麻木的，不知痛痒，并逐天在发展，眼看是没有生之希望了。
当时学校的亲人只有姨表弟周继良，因为是最后一学年，他也不能为照顾我而耽误的时间太多，再者，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宽裕，只能在日常生活上如打水，拿饭等方面加以护理，病巳拖至近两个月了，但毫无好转的迹象，人巳绝望了。这时还有个生活较富裕的同乡黄瑞洲，是学校比较注目的人物，我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抱着试试的态度向他求助，希望他能伸出援助之手，但出乎意料之外地他竟答应了，并取下了一枚金戒子给我，叫我换成钱住院入治疗。在当时明知我既无偿还能力，而且又不知病是否能治好的情况下慷慨解囊，实属难能可贵，因此，这笔人情债我终生难于忘怀。
当时，医疗水平最好的是基督教会办的医院，为了把病查个究竟，就硬着头皮住进了武昌阅马场旁边教会办的医院，这个医院是教学性质，医生查房总带着一群实习的学生，说的全是外语，经各种检查分析，是由于营养不良，体内缺乏维生素，特别是维生素c所致，没有生命危险，但需较长的时间营养和补充维生素c。这时巳住有一个星期，我按医院要求算了一下帐，所预付的医疗费己差不多了，还略有剩余，于是我就出院了。
出院后，一切生活上的护理完全靠表弟周继良，他听别人说米糠中含维生素c最丰富，于是他就到附近米厂将细米糠弄些回学校，用火一炒，每餐加点猪油用开水一调，吃上一碗，早晚都吃。为了能快速康复，凡是能用上的偏方都用了。如把露天经过日晒夜露很长时间巳成白色的狗屎检回，用瓦罐煮水洗脚等也都试用过，再加上服用些西药，慢慢就恢复了。后来我想，真要是如此，何不当初就如此入治疗，真乃小方治大病，就是这个道理。
四八年上半年，病也好了，参加了毕业考试，成了一名合格的师范毕业生了。毕业后，省教育厅分配到各自老家工作，还发了正式报到的通知书，当时正处在解决的前夕，回远安既无路费，也想到不一定安全，有门路的都去各找门路就业，我们几个无路可走的，就在学校盲目的等着。当时同班有个同学叫沈昴的，他家在武昌胭脂路，是属于资本家，但家里有个弟弟等着考初中，于是要我去当他的家庭教师给补习一下数学，不讲报酬，每天供一餐午饭，那怕是这样的条件，我也是求之不得，一是有个混身的地方，再者到开学时学校停了伙食，兴许他会给介绍个什么工作的，存在着这么些幻想。记得一天的中午，他家老人送来了一碗用藕煨的排骨汤放到桌子上就出去了，接着他弟弟也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老人进房来向我怎么不吃，我说这是莱，还没有饭呢，老人解释说，这是煨汤先吃一碗，饭还未熟呢！自此，我才知道武汉人爱煨汤，我算是长了见识。以后，在生活中也总是煨汤喝，这多少也是受武汉人习俗的影响所致。
到了八月底，眼看新学年又开始了，新生马上要报到，不说吃饭成了问题，就是睡觉也不可能了，一切要给新生让路，但我的工作仍无着落，就在这完全无望的情况下，好的机遇又来了，并落在了我的头上。一天下午，学校校长李彦常把我和普师班的徐继周叫到他房里去，把我们介绍给在坐的刘亚珍，并说到她办的小学工作，我们听了既高兴又庆幸，当即满口答应。
刘亚珍何许人也，她是黄陂横店附近张家大湾的媳妇，当时毕业于沙市教师进修学院，怀有雄心壮志想在农村里为教育事业作点贡献，她一毕业就揭了横店小学校长的榜，但没有帮手，她有个姨妈在二女师，满以为找她姨妈可以帮忙，没想到快近开学，姨妈的学生都走了，所以又转介找到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所以这个机会就落到了我们头上。
第二天，我将平时的所有积蓄买了一口腾条箱子，将书籍和有限的衣物统统装入，还打上被卷，同徐继周一道过江到汉口循礼门火车站乘火车到横店，当时火车站是原来的老站，班车极少，特别是正点班车可说没有，老百姓乘火车，多半是用装猪的高边车代客车，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也只有上这种运猪和其他货物的车了，目的只要能到横店。
从此，这趟火车把我送到了横店，走上了一生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

元迎探惜

先收藏，在慢慢品读

左岸右岸

翁怀真情忆平生，
婿尽孝道偿夙愿。

楼主有心了。认真学习，了解下当年的岁月和远安的历史。
建议采取连载的形式，每次发一小段。一次发这么长，没有多少人会有这个耐性看完。

结局

我滴个天！也太太太太长了吧！眼睛都看花了.
不过楼主确实用心了,让我们也了解了更多.懂了更多.挺!!!

桃花依旧笑春风

感谢楼主。辛苦点儿你，全部搬来我们看看噢！

三月

粗略滴看了一下，不简单！
若好好整理、稍加润色，应该是一部不错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