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溃败与政治失败 / 王科力

酒神的狂欢

　　“爱国青年”经常嘲讽“公知”们把什么责任都往政府身上推，并以此抨击后者的浅薄。但老祖宗又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世风日下似乎是可以怪罪圣上的。为什么社会秩序混乱、人民道德滑坡、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责任要归到统治者身上？难道不是黑心工厂的缺德、小商小贩的贪婪以及普通民众的堕落才导致社会溃败的吗？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溃败为何要权力负责？




　　一、食品有毒为什么怪社会溃败？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就事论事，毒食品出来就说食品安全的事儿，假冒伪劣泛滥就说商品质量的事儿，不应该上纲上线。的确，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时，持中公允的理性思维是应当的，企业、企业主乃至监管部门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自有一套比较明确的评价标准，无需泛政治化解读。但当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人人都既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而且不光是食品有毒，甚至连空气、自来水、药品、学术思想、商业道德、公共权力都被有毒有害的东西污染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仅仅以道德或监管问题论处。




　　从三鹿奶粉到地沟油，从问题疫苗到毒胶囊，这些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如果仅靠道德自觉、行业自律和部门监管就能解决问题，恐怕早就解决大半了，我们何至于惊呼，中国进入了互害型社会，除了移民已无计可施！食品安全问题反射出的市场垄断，自由匮乏，人权缺失，法治不彰，无不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社会溃败。道德说教和社会自我调节无法挽救如此大面积的肌体失能。




　　二、社会溃败祸起政治失败




　　社会溃败有道德沦丧，底线失守，潜规则横行，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等种种表现，但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权力失控，权力失控导致的公共政策失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以食品安全为例，这一如此重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根治，起码跟如下公共政策的失败有直接关系：一，经济政策，如经济垄断造成私营经济处于弱势地位，暴利行业无不被国家垄断，个体和小型企业没有价格谈判权，往往以偷工减料甚至掺杂造假来降低成本；二，社会保障政策，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底层民众只能疯狂逐利以谋生或获取生活安全感，贫富对立也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敌视，在食品非法生产缺少良心谴责；三，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政策，权力运行的低效、腐败和渎职造成了监管失灵和司法缺位，更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缺陷，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均归于无效。这一点最能体现权力失控。




　　复旦大学的唐贤兴教授发现，毒胶囊从生产到流通并最终流入正规的大型制药厂，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但这些部门有利可图就争权夺利，无利可图就相互推诿。我们还发现，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手段，跟治理权力腐败，社会冲突事件大体相当，甚至跟治理三俗等意识形态问题的模式都如出一辙：不出事就高高挂起或者进行运动式治理，搞几次联合执法作为政绩；出了事就用摆平式手段善后，问责等于替罪，处理就是维稳。这种治理手段，既违背法治规则，又无法真正做到罪当其罚和权责相当。




　　政治失败还体现在政府职能畸变上，本该处在监管者和裁判者位置的政府成了与民争利的公司，部门利益超过了公共利益并试图利用权力来巩固这种利益。




　　三，走出失败需要遏制权力，节制资本




　　施雪华教授等人认为，中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主要教训包括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带来的政治衰败，缺乏民主造成的政治低效和腐败，公民社会弱小导致的集权，民主与法治的错位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等。孙立平教授也说，只有遏制权力、节制资本才能防止社会溃败，这里的节制资本，我认为首先应该是节制国家垄断资本，其实跟遏制权力是一脉相承的。




　　台湾也有食品安全问题，但因为台湾的政治分权模式已经较为完善，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又给了人们信心，即使出现塑化剂这么严重的事件，也极少有人会说台湾成了互害社会，更极少会把责任归到政治失败上。这也启发我们，走出政治失败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自由市场，不但要打破经济管制和垄断，也要打破政治权力垄断和文化思想垄断，其内含的必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权，就是要实现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




　　仍以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为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免于被害的消极措施只有逃离，而有权阶层则仰赖于特供。显而易见，这两种方式都是被动消极的，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避害的积极措施则要多得多，如惩罚违规企业主，揪出腐败官员，呼吁新闻监督，要求监管部门承担责任，逼着政府进行制度改革等等。




　　如果反推一下，问题就逐渐明朗化了，是哪些势力在阻碍我们采取积极的避害措施呢？为什么不准网友揭露药监局某局长生活腐化，谁在抵制反腐败的正义行为？为什么不允许媒体独立报道，是谁下的封口指令？政府的制度改革为何无法进行？为什么维稳会压倒司法正义，司法监督只能止于权力门前？




　　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证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只是表象，社会溃败才是本质，社会溃败源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又揭示出背后的政治失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倒掉，而是这个一心维护特权垄断的社会，必须迈向以自由立国的新历程。这当然不是抓几个黑心企业主，免去几个官员职务就能做到的，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除了道歉、赔偿、官员免职以外，也应该包括重组、倒阁甚至破产下台。

“爱国青年”经常嘲讽“公知”们把什么责任都往政府身上推，并以此抨击后者的浅薄。但老祖宗又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世风日下似乎是可以怪罪圣上的。为什么社会秩序混乱、人民道德滑坡、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责任要归到统治者身上？难道不是黑心工厂的缺德、小商小贩的贪婪以及普通民众的堕落才导致社会溃败的吗？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溃败为何要权力负责？




　　一、食品有毒为什么怪社会溃败？




　　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学会就事论事，毒食品出来就说食品安全的事儿，假冒伪劣泛滥就说商品质量的事儿，不应该上纲上线。的确，在对待某一具体事件时，持中公允的理性思维是应当的，企业、企业主乃至监管部门各自应负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自有一套比较明确的评价标准，无需泛政治化解读。但当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人人都既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而且不光是食品有毒，甚至连空气、自来水、药品、学术思想、商业道德、公共权力都被有毒有害的东西污染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再仅仅以道德或监管问题论处。




　　从三鹿奶粉到地沟油，从问题疫苗到毒胶囊，这些层出不穷的恶性事件，如果仅靠道德自觉、行业自律和部门监管就能解决问题，恐怕早就解决大半了，我们何至于惊呼，中国进入了互害型社会，除了移民已无计可施！食品安全问题反射出的市场垄断，自由匮乏，人权缺失，法治不彰，无不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那就是社会溃败。道德说教和社会自我调节无法挽救如此大面积的肌体失能。




　　二、社会溃败祸起政治失败




　　社会溃败有道德沦丧，底线失守，潜规则横行，社会生活西西里化等种种表现，但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权力失控，权力失控导致的公共政策失败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以食品安全为例，这一如此重大的问题之所以无法根治，起码跟如下公共政策的失败有直接关系：一，经济政策，如经济垄断造成私营经济处于弱势地位，暴利行业无不被国家垄断，个体和小型企业没有价格谈判权，往往以偷工减料甚至掺杂造假来降低成本；二，社会保障政策，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底层民众只能疯狂逐利以谋生或获取生活安全感，贫富对立也导致人与人之间互相敌视，在食品非法生产缺少良心谴责；三，公共权力配置和运行政策，权力运行的低效、腐败和渎职造成了监管失灵和司法缺位，更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缺陷，内部制约和外部制约均归于无效。这一点最能体现权力失控。




　　复旦大学的唐贤兴教授发现，毒胶囊从生产到流通并最终流入正规的大型制药厂，涉及到工商、质检、卫生、税收、药监等多个监管部门。但这些部门有利可图就争权夺利，无利可图就相互推诿。我们还发现，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上采取的手段，跟治理权力腐败，社会冲突事件大体相当，甚至跟治理三俗等意识形态问题的模式都如出一辙：不出事就高高挂起或者进行运动式治理，搞几次联合执法作为政绩；出了事就用摆平式手段善后，问责等于替罪，处理就是维稳。这种治理手段，既违背法治规则，又无法真正做到罪当其罚和权责相当。




　　政治失败还体现在政府职能畸变上，本该处在监管者和裁判者位置的政府成了与民争利的公司，部门利益超过了公共利益并试图利用权力来巩固这种利益。




　　三，走出失败需要遏制权力，节制资本




　　施雪华教授等人认为，中国六十年政治发展的主要教训包括经济与政治不平等带来的政治衰败，缺乏民主造成的政治低效和腐败，公民社会弱小导致的集权，民主与法治的错位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等。孙立平教授也说，只有遏制权力、节制资本才能防止社会溃败，这里的节制资本，我认为首先应该是节制国家垄断资本，其实跟遏制权力是一脉相承的。




　　台湾也有食品安全问题，但因为台湾的政治分权模式已经较为完善，司法独立和舆论监督又给了人们信心，即使出现塑化剂这么严重的事件，也极少有人会说台湾成了互害社会，更极少会把责任归到政治失败上。这也启发我们，走出政治失败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自由市场，不但要打破经济管制和垄断，也要打破政治权力垄断和文化思想垄断，其内含的必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自由人权，就是要实现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权利。




　　仍以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为例，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免于被害的消极措施只有逃离，而有权阶层则仰赖于特供。显而易见，这两种方式都是被动消极的，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而避害的积极措施则要多得多，如惩罚违规企业主，揪出腐败官员，呼吁新闻监督，要求监管部门承担责任，逼着政府进行制度改革等等。




　　如果反推一下，问题就逐渐明朗化了，是哪些势力在阻碍我们采取积极的避害措施呢？为什么不准网友揭露药监局某局长生活腐化，谁在抵制反腐败的正义行为？为什么不允许媒体独立报道，是谁下的封口指令？政府的制度改革为何无法进行？为什么维稳会压倒司法正义，司法监督只能止于权力门前？




　　上述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证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只是表象，社会溃败才是本质，社会溃败源于政策失败，政策失败又揭示出背后的政治失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工厂的倒掉，而是这个一心维护特权垄断的社会，必须迈向以自由立国的新历程。这当然不是抓几个黑心企业主，免去几个官员职务就能做到的，政府承担责任的方式，除了道歉、赔偿、官员免职以外，也应该包括重组、倒阁甚至破产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