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培养大学生的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

美术本科毕业

面对当前大学生就业难，有人呼吁，大众化教育时代的大学生要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和定位参与就业选择和就业竞争。然而，大学生要成为“普通劳动者”，似乎不那么容易。
大学生为何难做“普通劳动者”
                             与家庭投入不符
      浙江省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家庭供一个大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长达19年的教育投入需花费14．8万元；有68．1％的大学生选择需25年或更长时间才能还清父母的教育投入费用。
      算一笔账：仅以大学开销为例，以一个学年5000元学费为标准，以每月生活费500元计算，住宿费除外，四年大学下来至少需要花费4万—5万元；假若大学毕业找一份工资1000元/月的工作，不吃不喝4年才能基本将大学费用“赚”回，这还不包括基础教育阶段、幼儿教育阶段以及其他教育费用的投入。
      在我国农村，子女的教育花费，是大多家庭的头号开支，为供读一个大学生而导致全家致贫的现象屡见不鲜。正因为如此，许多大学生心生压力：1000元一个月，养活自己都困难，怎么报答家庭？怎么为家庭还债？教育的高投入，自然而然让大学生从心理上拒绝“普通工作”。
      当然，根据家庭情况选择教育投资，尤其是高等教育投资，被有关学者认为是家庭和学生理性的表现，上大学并非唯一的成才之路。但是，我们的教育模式和社会用人观念，并没有给大学之外的人才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这样导致一个结果是：家庭一次次用高投入为代价，换取子女高等教育培养机会，但又要一次次告诉自己不能对子女未来的前景抱太大希望。
                     与教育精英模式不符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在短时间中完成的。1999年高校首次扩招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8％，到2002年，毛入学率已经达到15％。按国际通行的口径，这标志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
       事实上，由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扩招任务大多由昔日承担精英教育的学校完成，因此，对大学生的教育，一直沿用精英模式，人才培养的目标，大多瞄准“精英岗位”。众多大学也并未将培养“普通劳动者”作为己任，而是一味求“大”——希望办学层次由专科升为本科、校名由学院改为大学，人才培养层次上追逐获批硕士点、博士点。总之，教学型大学一心想向研究型大学转变，一般大学一心想向211大学、985大学转变，可见，今日之大学“不甘心”培养“普通劳动者”。
       另外，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自幼儿园开始，就灌输“赢在起点”的理念，把家庭和学生“引导”到好幼儿园、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好工作的教育模式中，为成为社会精英，付出大量的心血和金钱。在这样的教育中耳濡目染多年的家长和学生，怎会回应政府在高考关头和就业关头“做回普通人”的呼吁呢？
                                 社会舆论不允许
      近年来，社会舆论对北大毕业生卖肉、卖糖葫芦，复旦大学毕业生卖鸡蛋，给予高度关注。卖肉的、卖糖葫芦的北大学子，经过媒体报道，终于不再做“普通劳动者”，而走进政府、走进企业。
       社会舆论没有为我们大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轻松“做回普通人”。近日，某高校大学生当城管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们的社会哪能“容忍”大学生干“普通人干的活”？
      为什么我国的大学生，一出国门就能正常地、自然地在餐馆刷盘子，可在国内，大学里提供的食堂服务员勤工助学岗位，都很少人问津，认为“丢人”。
                                  社会保障不均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享受的社会保障不均衡。劳动者越是“普通”，享受的社会保障越“低廉”。任何一个就业者，不得不考虑这些与民生紧密相联的就业要素，不想成为难有保障的“普通”一员。
      过高的教育投入，让家庭和学生对教育寄予厚望；教育的精英路线，加重了学生成就伟业的“责任”和“意识”，对小事不屑一顾；劳动尊卑贵贱的划分，以及社会保障的不均衡，反过来增加家长的精英“情结”和教育的精英“风尚”……今天的家庭和学生正在一张“成功网”之中，越挣扎套得越牢。
      老百姓的教育投入不降低、大学的精英模式不改，社会依旧将劳动分为尊卑贵贱，普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保障不力，可能在未来很长时期里会影响中国教育的良性发展。只有破解阻碍大学生真正成为“普通劳动者”的几大难题，才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也才能培养出真正扎根于社会的“精英”。
                                  他们:为何争当农民
      浙江省台州市最近出现一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包括名牌大学毕业生争当农民。截至目前，台州市所属椒江、路桥、黄岩三个区已有近5000名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了“非转农”手续，跳进“农门”。
                                 农村户口“香”了
       一段时间以来，每天一大早，椒江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前，都簇拥着一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些来自台州农村的历届大中专毕业生，是来办理“非转农”手续的。24岁的崔国利顺利拿到了“非转农”准迁证，显得十分开心：“经过4个多月的等待，现在终于可以将户口迁回村里了。”
      历来被人们轻贱的农村户口如今竟成了“香饽饽”，以至椒江区政府不得不在今年5月1日出台了《大中专毕业生回原籍农村落户实施办法》，规定1995年及以后毕业（肄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办理“非转农”手续，将户口从城镇迁回原籍农村。但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未曾被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控股）企业和区（县、市）属集体企业正式录用；迁出时属农业户口；本人生活在原籍农村。
                             城市压力太大
     “虽然拥有城镇居民身份，但高房价、高消费的城市生活使很多农村大学生的城市梦依然遥不可及。”椒江区公安分局政治处主任陈再灵说，由于在城市呆不下去，一些原籍在农村的大中专毕业生无奈之下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吸引力在不断增长。路桥区政府办证中心公安窗口主任刘巧婵说，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还为村民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每个月还发给困难村民几百元最低生活保障费。这对于在城市陷入困境的大中专毕业生们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崔国利说，当一个徒有虚名的“城里人”，不如当一个农民实惠。当农民起码可以种田、种菜，不用担心温饱。
                            “新知青”返乡说明什么
       争相“非转农”的大中专毕业生被一些人称作“新知青”。“新知青”返乡现象说明了什么？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差别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了。当城市的高消费和缺乏保障让一些低收入阶层无法忍受时，农村的发展则呈现出美好的前景。
      “这些在城市里待不下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都是农村里走出去的精英。”陈再灵说，让他们“非转农”，回到农村创业，就是为新农村建设增添了一支生力军。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班茂盛副教授认为，大中专毕业生争当农民，既反映出新农村建设的巨大吸引力，也折射出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足等“城市病”。
      然而，记者了解到，由于“非转农”牵涉到农村利益的重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空白、回乡大中专毕业生与原籍地农民间在承包土地等方面的利益之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