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 英雄远安”之三十二：火噬宋家老屋

九子溪水

                              火 噬 宋 家 老 屋

                      宋永寿

    一九四一年三月的荆楚大地，本该是油菜花开如金色海洋的时节，远安县城却笼罩在一片死亡的阴影之下。日军第十八师团的铁蹄踏破当阳防线，如蝗虫过境般扑向这座千年古城。硝烟弥漫，天空不再澄明，唯有爆炸声接连不断地撕裂春风中的花香。

    县城正街——也就是如今的解放路北端，六十五岁的洪光英正颤抖着收拾家中所剩无几的细软。窗外的枪炮声愈来愈近，她干枯的手指一次次握不住那只绣着荷花的布包。邻居最后一次叩门呼喊：“大妈，快走吧！鬼子就要进城了！”声音仓促而遥远，最终湮灭在正街尽头。

    洪光英回头望了望这座住了四十年的天井瓦房。青砖叠黛瓦，木槛映苔痕，墙头还依稀可见儿子新婚时贴的喜字残迹。可她终究没能离去——那一双被时代绞缠过的小脚、佝偻得再也直不起的腰，还有那口省吃俭用十年才备下的柏木棺材，都注定她要与这间老屋同存亡。

    皮靴踹碎门槛的声音，像尖刀一样刺入最后一丝宁静。六名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军闯入院子，刺刀在稀薄的春阳中反射出冷光。洪光英踉跄逃向后院，却被枪托重重砸在脊梁上。她忍痛回头，看见几张被战争扭曲的脸正咧开嘴笑，露出如野狼般的白牙。

    “死啦死啦的！”一个矮胖的军曹咆哮着举起刺刀。就在此时，队伍中走出一名戴眼镜的翻译，冷冷说道：“老太婆，皇军要吃饭，立刻做！若有异动……”他拍了拍腰间的南部式手枪，“格杀勿论！”

    灶房里的监视成了一场酷刑。每个日本兵都死死盯着她，刺刀尖始终离她的后背不到两尺。当她淘米时，那军曹突然抢过米筐，将米全部倒在桌上反复翻搅；切腊肉时，另一个士兵夺过菜刀，在她布满皱纹的颈边虚划削砍的动作。柴灶升起炊烟时，这群侵略者竟唱起了故乡的民谣，仿佛是在春日郊游，而非在别人的国土上肆虐。

    饭菜上桌时，验毒的过程更是极尽屈辱。洪光英被迫先尝每一道菜，日本兵围成半圈，六把刺刀如荆棘丛般将她困在中央。一个年轻士兵甚至故意用枪口抵住她的太阳穴，直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才大笑着收枪。

    他们吃饭时的模样，更像是一群饿疯了的野兽：用手撕抢腊肉，油汁顺颊淌下浸透军装，啃干净的鸡骨头随意抛在祖先牌位前。军曹突然掀翻汤碗，只因为觉得味道不够咸——尽管他们根本分辨不出酱油和醋。

    洪光英终于找到机会从后门逃离。最后一瞥之中，她看见一个喝醉的日本兵正用她的绣花枕巾擦拭军靴，另一个则对着水缸撒尿……

    她迈开小脚，跌跌撞撞奔至西门河滩（今一桥桥头），蹚过刺骨的河水，迅速藏入茫茫芭芒丛中。

    当她回望正街北端的方向时，冲天的火光已将天空染成血红。宋家三代人一砖一瓦建起的新房，正在烈焰中噼啪倒塌，浓烟滚滚而上，木质结构崩毁的巨响如同大地哀鸣。隐约还能听到日军野兽般的欢呼。最刺心的，是那口柏木棺材燃烧时爆出的脆响——那是她半生辛劳的归宿，此刻却成了侵略者狂欢的篝火。

    芭芒丛中的等待，如同在地狱边缘徘徊。时间被拉成细丝，每一秒都沾满焦灼与恐惧。

    直至深夜，她才摸黑返回。正街北端、东门街一带已沦为废墟。邻居家怀孕七个月的媳妇倒在血泊里，肠肚流出体外；街口老秀才的头颅被悬挂于槐树枝杈；而宋家祖宅，只剩几处残垣仍冒着青烟。唯一大致完好的，是那个舂米石臼。臼槽里积着雨水，混入灰烬，像一大碗浑浊的泪。

    八十四年光阴流逝，远安县城早已旧貌换新颜。高楼林立的正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那个从日军纵火中幸存下来的石臼，几经搬迁，最终随洪光英的孙子宋永寿安于西门路鸣凤宾馆小区的一角，静卧在花坛边，如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疤。

    每年春风又起，吹过城郊稀疏的芭芒丛，沙沙作响，仿佛依然能听见那一年春天的哭嚎——那不是遥远历史的回音，而是一个民族永不沉默的警钟。石臼凹槽里的雨水落了又干，如同幸存者早已流尽的眼泪。可石臼本身，却比任何一座纪念碑都更沉重地铭刻着：有些罪恶，时间永远不能冲淡。

                       （宋永寿，1949年出生，远安外校退休教师。）

九子溪水

搬家到哪里，石臼带到哪里，因为这是日军烧毁房屋的罪证。

九子溪水

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