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老宜昌师专的故事》征文之一）

清者自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宜昌师专也是我学术成长的摇篮
                                            李云贵
    一提到“老三届”，大家可能耳熟能详，他们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指的是在1966-1968年三年中毕业的初、高中生，他们在接受“文革”前期的大洗礼后，被伟人一声号令，打起铺盖卷一并送入“大自然”中，接受“再教育”。而“新三届”，大家也许并不十分熟悉。在当年武汉大学等十三所全国著名大学热血青年创办的既是创刊号，又是终刊号的文学习作刊物《这一代》发刊词中被称为“这一代”。“这一代，他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多的名号——受伤的、迷惘的、被耽误的、思索的、战斗的”；还可以加上若干，崛起的、理性的等等。他们就是恢复高考后的1977级、1978级和1979级，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的视野来看，这三届学生毕业后对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功不可没，是值得骄傲的一代，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代。
    30年多后，他们这一群，成为社会中坚的精英人士比比皆是。不论是在教育界、学术界，还是决策界、实业界、传媒界，都能独当一面，振兴一方。仅仅宜昌师专而言，就涌现出了一些杰出人士。例如，学术界代表华东师大的田兆元教授、厦门大学的王诺教授、浙江财大的王明建教授、五邑大学的孟祥荣教授，以及三峡大学的王作新、邓新华、胡少华教授，墨子研究专家达流（陈伟），国学大师、演讲家安德义；作家中走出了吕志清、阎刚、姚永标、黄灿；传媒人中的中央电视台春晚总导演秦新民，湖北电视台屡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的向培凤；教育界语文教育专家赵乔翔教授，著名中学校长、特级教师董云；荆楚地方文化研究的杰出专家、特级教师周德富等等。
    而我正好赶上了“这一代”。读书、攀登科学高峰则是那个时代的标志，甚至在公汽站捧着一本外语书背诵英语单词更是那一代人的时尚。正是1979年9月，17岁的我以306分的成绩考进了宜昌师专中文科。宜昌师专在红花套、黄草坝的峥嵘岁月，只是从前辈们凤毛菱角的讲述略知一二。我入学时，宜昌师专已经于20年前迁至风光怡人的北山坡。北山坡的旖旎风光和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青春岁月，实在令人终生梦绕魂牵。在师专的三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这里有众多年富力强、富有激情的老师，他们刚从“牛棚”、从干校、从农场里走来，他们摆脱了“文革”的煎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他们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在师专，有丰富的藏书，有活跃浓郁的学术气氛。老师们既不为评职称、发表论文而劳累，也不为争取什么科研课题而奔波，更不为当下多如牛毛而又没有什么价值的“工程”而操心。老师们只是专心的备课、讲课。他们的讲授，也是千姿百态。有的娓娓而谈，如坐春风；有的出神人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曹文安、谢道弋、王作新的讲课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当然，也有的老师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人睡。其中，国学大师吴林伯教授是代表学校师资水平的一座巅峰，迄今改为三峡大学无人能够超越，他的《文心雕龙》研究代表该领域的最高水平。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学校也经常聘请全国知名教授、名人来校讲座。记得中国人民大学林志浩教授的讲座让我打开眼界，还有作家鄢国培为我们解剖自己创作的《长江三部曲》之一《漩流》等等。学生中社团活动很红火，学校也经常组织我们到市内各电影院观看电影。除此之外，我们每周周六的晚上带着小凳从学校后面的小山坡翻越学校院墙到374部队营房操场看电影的情景我们记忆犹新。久而久之，这里走出了一条山间小道。同学中的王明建、黄学凤；童新、杨正秀；董云、孟祥英还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收获了爱情，着实让我们羡慕不已。
    一进校，我和其他同学不一样，便扎进了故纸堆，喜欢上了传统语言学。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位十分粘人的学生，个子矮矮而又长得黑黑的。经常在学校林荫道和走廊的路灯下看书，很晚回到寝室，搞得脸盆霹雳哗啦地响，闹得同寝室的同学不胜其烦。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史、训诂学，从王作新教授那儿借来了油印的台湾学者林尹的《训诂学概要》，在九码头新华书店里与曹书德同学一道买回周大璞教授的《训诂学要略》。一个假期，在农村一位叫陈胜谷老先生你那儿弄了一本发黄而又残缺不全的线装本《诗经》；在曹文安教授那里知道了什么叫章黄学派、什么叫小学和“毛传郑笺”。还旁听了曹文安教授在中文科当时唯一选修课《诗经》研究，课堂笔记一直保存至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选修的名单中没有我，我想可能是每次考试成绩分数不高的缘故吧。相反，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只用听课，不需参加考试。而特别搞笑的是，这届学生中我是在《诗经》研究领域发表学术论文最多的一位，解决了《诗经》中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加入了中国诗经学会。当然这有力于曹文安教授的教诲。师专毕业时，我利用寒假时间，撰写了两篇毕业论文：《通假字与古今字辨》、《是活用，还是兼类》，这是前贤时修未能很好解决的汉语史的两个课题，显然，我的研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和新的见解。在宜昌师专中文科，给予我巨大帮助的除了曹文安、王作新教授外，还有郭超爻爻、李祖林、李超、张道葵、吴伯生、刘济民、李光明、谢道弋、庞俊、廖伯昂等老师，以及后来调进学校的李友益老师和调离学校的谭传树、高武章老师，这些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品格深深影响着我。
    毕业后，分配在枝江县老周场农业中学教书，在艰难的环境中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开始了步履蹒跚的学术研究。1983年11月，在武汉教育学院中文系主办的《学语文》报上，编辑许匡一教授给我发表了一些豆腐块的小文章，诸如《“战胜”与“战败”》、《从“旧闻”谈起——仿词不是生造词》，着实让我激动得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许匡一教授，后来成为了我的忘年之交，在许先生去世之前，将他的藏书中有关《诗经》、训诂学、汉语史等语言学著作全部赠送给我。在书房里，我也专门设立了许先生藏书的专柜，也把许先生的照片立在书柜。1984年，我撰写了《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略谈中学鲁迅作品的用字问题》论文，李祖林老师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那时，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QQ等即时聊天工具，为了撰写一篇论文只好专程跑到宜昌来向李老师请教。后来，该论文发表在全国中学语文界最具权威刊物、上海的《语文学习》杂志上。接着有10余篇学术论文见诸各种公开出版的期刊，其中，令我最为欣慰的是，我发表在重庆《自学报》上的文章，被当年的《青年文摘》和山西师范大学的《中文自修辅导》杂志全文同时转载，这一年我才刚刚22岁。在宜昌师专打下的扎实功底为我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走进珞珈山美丽的校园奠定了基础。在刘道玉校长主编的《创新改变命运》一书中，我撰写了《理想、目标和追求——武汉大学是我学术成长的摇篮》。刘道玉先生是我们永远的校长。今天，还应该补充一句，宜昌师专也是我学术成长的摇篮。当年，刘道玉校长知道我原来是毕业于宜昌师专时，曾当面对我说，宜昌师专培养的学生基础十分扎实，学风特别端正。我想这也是对宜昌师专教学质量的最好最恰当的评价。如果说我在汉语史、训诂学和《诗经》和地方文化研究上还算有一点成就的话，我想是与宜昌师专中文科的求学经历分不开的，宜昌师专给我奠定了终身受益的基础。
    今天，我离开宜昌师专已经32年了，宜昌师专一直深藏我的心里，每次想起在如诗似画的宜昌师专温馨而又快乐的日子，我就觉得幸福无比。宜昌师专是我放飞梦想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编辑这本《老宜昌师专的故事》的动议和设想。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沮水愚人

熟悉的那代人的影子，他们的追求和付出值得尊重。

好日子

楼主负责，有心。

雪地吻痕

有故事，有意义，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