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东干渠，保护水资源”活动（一）－－南襄城、马渡河、九里岗、蔡家湾段

深山百合

                                                       “走近东干渠，保护水资源”活动正式启动

      远安县东干渠兴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远安历史上迄今最大的一项引水工程，位于沮河东侧，一期全长28公里，后扩建至56.742公里，起点于洋坪镇马渡河村，终点止于远安县鸣凤镇双泉大冲水库。途经洋坪镇、旧县镇、鸣凤镇。东干渠过去主要作用为农田水利灌溉，现在主要为鸣凤城区主要饮用水源。

  水是生命之源，是生产之要。东干渠为远安的一大标志性工程，也是远安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它当之无愧的被人们称之为“生命之渠”、远安的“红旗渠”。

  11月12日，由县水利水电局和远安县水资源保护协会联合发起的“走近东干渠，保护水资源”的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参加启动仪式的有水利水电局的主要领导、水资源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和部分会员、以及部分热爱公益事业的网友们，还有县领导以普通网友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活动。上午8点半，寻访小组从东干渠的源头--南襄城出发，途经马渡河、九里岗、蔡家湾段，拍摄了沿途的东干渠现状，采访了5位曾经参与建设东干渠的老人，下午五点结束寻访，本次启动仪式也圆满结束！

  活动目的

1、增强全民对水资源和水利工程的保护意识。

2、按照习主席“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思路治水,坚持正面引导，呼吁全社会积极参与，改善保护   我们的生活环境。

3、通过这次活动，重温历史，展现我县水利建设的重大成果。

      活动形式

1、重走东干渠，走访昔日东干渠建设者，记录他们的建设历程以及他们的东干渠情结。

2、走访今日受益者，通过宣传、讲解东干渠的重要作用，见证东干渠的历史意义和现今价值。

3、拍摄东干渠沿途的风光图片和水利工程现场，反映沿途的水环境和水利设施现状。

4、围绕东干渠，编写故事、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反映东干渠的人文历史。

5、进行活动成果整理，拟出版画册（含采访文字）一本，视频专题片一部。

深山百合

         活动第一站，马渡河大坝
       马渡河大坝是东干渠的渠首取水工程,马渡河拦河坝分主、副两个坝段，即溢流坝和非溢流坝。拦河坝按20年一遇洪水设计，设计洪水流量3370秒立方米，坝顶溢流水深为6.12米，相应设计洪水位183.720米，按200年一遇校核，校核洪水流量6230秒立方米，溢流水深9.35米，校核洪水位186.950米。
       溢流坝坝型为框格式重力坝，框格用混凝土筑成，坝长100米。右岸坝头设一方形凉亭，登亭可观整个大坝全貌，坝外建有牌坊台，平台处立有石碑，正反面分别书有毛泽东手书体《七律.长征》诗和《马渡河拦河大坝管理规定》。右岸启闭室左侧设有东干渠示意图牌，二平台处立一石碑，“刻有马渡河拦河大坝工程简介”。整个拦河坝工程从1977年10月动工，1980年9月底竣工，共动用土石方17.62万方，浆砌1.33万方，混凝土1.26万立方米，投工95.56万个，除开冲砂匣由张治国设计外，其余均为黄金荣设计。

深山百合

                                                                      当年我修东干渠

                                                                                            文/胡延雄

       1968年秋，“文革”最混乱最疯狂的年代逐渐冷却，全国“老三届”（1966~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也是文革中最疯狂的冲锋陷阵者）的大批毕业生却无法就业，这批人怎么安置？成为令人头疼的大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被强制性一窝蜂地上山下乡。农村的知识青年不消说，自然是哪儿去哪儿回，一律回乡务农。我作为农村户口的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老三届的第一届），别无选择，理所当然的成为回乡务农的“一代新人”，参加了修理地球的浩荡大军。

  回乡伊始，就投入到修建东干渠的热潮中。

  当时我们的建设工地就在二号隧洞出口和三号隧洞进口之间的一段明渠，即今天东干渠管理处下面的一段渠道。全大队约两百多人，都集中在这段工地上，开山炸石，挖渠筑堤，以人海战术和原始的操作方式，死拼硬打，在山栾间开辟出了一条渠道。

  修建东干渠，既是一件体力活，也是一件技术活。体力活不用多说，有几斤力气就行了。我当时二十出头，正是出力气的时候，问题不大。但要论起技术，还真得接受再教育。于是跟着别人，照样学样。毕竟不是高科技，一个多星期后就得心应手，有模有样了。

  最主要的技术，就是抡大锤，打炮眼，装炸药，点导火索。

  抡大锤。当时规范的大锤统称八磅锤，一磅约合现在的0.9斤，八磅即7斤多重。锤上装有长柄，用双手抡起八磅锤，一下又一下，精准地砸在钢钎上，钢钎头直径只有1.5厘米，如果准头不足，稍有偏差，不是砸了别人，就是砸了自己。抡大锤还有讲究，不能打抱锤，也就是不能抱着大锤上下舞动，这样既难看又没有力道。通常都是打甩锤，即双臂必须大幅度挥动，抡圆了砸下去，在空中划出一道360度的圆圈，对准钢钎，恶狠狠地砸在钢钎头上，“噹”的一声，才算合格。当时我的女朋友何正兰，属于城市下乡知青，她没到集体下乡的知青点上去，却凭借“投亲靠友”的政策，不管不顾地到我的家里，也参加了修渠战斗（国家为此还发放了300元的安家费，当时可是一笔近似天文数字啊）。只是她力气不足，又只会打抱锤，所以这个既要力气又要技术的活路，就没她的份了。农村土生土长的女青年不少还可以打这种甩锤，比如风行各地的“铁姑娘战斗队”就有这种本事。还有技术高超一点的叫做打花锤，八磅锤不仅要抡圆了打，还要让大锤在空中变换几个花样，然后再砸下去。不过力道是一样的，只是花拳绣腿，好看而已。不管是甩锤还是花锤，我当时都已经修炼得炉火纯青，毫不逊色。农村娃嘛，学起来快。

   打炮眼。主要工具是钢钎，要在岩石上打出深深的炮眼，比抡大锤更难一些，要眼尖、手巧、心细。它和打锤要相互配合，高度默契。钢钎一端锤打成扁形锋口，持钎人将钢钎锋口对准要爆破的山岩，打锤人就不断地把钢钎往下打，钢钎不能移动，就在原地不断地转动钢钎，岩石粉末也就不断的喷出来。但是炮眼深了粉末就喷不出来了，这时就要往炮眼里灌水，粉末就形成泥浆，隔一段时间就要用挖耳子把泥浆掏出来，再灌水，再打。循环往复，一直打到需要的深度（这种深度视情况而定，有时接近一米，有时一米多）。掌钎人不能左右晃动，不能左顾右盼，一定要牢牢的握紧钢钎，又要不断地转动钢钎，才能配合打锤人打好炮眼。还要灌水，挖泥浆，繁琐又辛苦。俗话说，打锤的徒弟，掌钎的师傅。说明打炮眼的不简单。

   装炸药。这就更难了，它决定着爆破的成功与否，是极为关键的一道工序。将导火索的一端插入雷管中（雷管一般有4000公斤的爆破力），再伸进炮眼里，直达炮眼底部。然后往炮眼里装上炸药，当时的炸药都是黄色炸药，称为TNT炸药。炸药是一管一管的，和炮眼的粗细基本吻合。根据炮眼的深度把炸药装好后，再往炮眼里填土，每填上约5厘米深浅时，就用钢钎的钝头倒过来把炮眼里的泥土墩紧。此时用力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了容易引起爆炸，太小了爆破力不够，要恰到好处，这是长期摸索出来的经验，是几句话说不清楚的。导火索的另一端露在炮眼外面，等着点燃。

  点导火索。这是最后一道工序，关键词是：胆大，心细，敏捷，快跑。首先要把导火索顶端用手剥开，露出里面的黑色火药，便于点火时方便。当安全员指挥群众离开工地避到安全地点后，剩下的几个点火人相互约定，一声令下，迅速将备好的火种（一般是点燃的香烟头或烧红的树枝，和现在的放爆竹相似）点燃导火索，不能慌乱，不能疏忽，更不能点不然。否则前功尽弃。当所有导火索都冒烟之后，就要快速奔跑到安全区域躲避起来。不一会儿，爆炸声起，震耳欲聋，山崩地裂，数不清的岩石、泥土直冲云霄，然后急剧地跌落地面。此时哪怕只是一个鸡蛋大的石块如果砸到人的头上，就会叫你立即毙命。

   剩下的工作，就是到爆破现场，去清理岩石、渣土，将其转运到别处，形成新的工作面，进行下一步的工程了。

当时我除开在工地劳动外，还担任了炸药发放工作。整个工地的炸药，都是从我的手里发出去的。这一年的冬季，就是在这个工地上度过的，二号隧洞和三号隧洞间的这段渠道，基本上大功告成。到了1969年春季，我就又转战到一号隧洞去打洞子去了。此是后话，容后细说。

深山百合

                     老艄公的往事

                                                                         文/深山百合

      老艄公叫彭功财，是土生土长的马渡河人，出生于1943年。今年已经73岁的彭大伯看起来只有60多岁的样子，他身材高大，走路脚下生风，说起话来嗓门洪亮，思路特别清晰也非常健谈。我们去采访另一位老人的时候，他和另外两个老先生正好在太阳底下一起玩纸牌，得知他也是当年东干渠建设者中的一员，对于采访组来说真是一个意外惊喜，面对摄像机和众多的相机镜头，他非常自然地点燃一支香烟，烟雾缭绕中他打开了话匣子，我们也随他一起走进了当年东干渠火热的建设工地。

       彭大伯19岁结婚，20岁那年就上船开始了他的水上生涯，大半辈子和沮河水打交道，练就了他一身的好水上功夫和驾船技艺。那时候的洋坪是热闹的小汉口，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为南襄城也是和洋坪同期繁华的重镇，他刚开始上船就在水上帮客商运送货物养家糊口，有时候从洋坪把客商的货物运到南襄城，有时候也会从南襄城把客商的货物运到洋坪甚至当阳沙市一带，凭着他的勤劳，一家人的日子虽说算不得大富大贵，但也算丰衣足食了。

      1963年，也就是当年东干渠首期工程开建的前三年，县里的水利专家和领导来到马渡河，就东干渠从沮河的取水口究竟放在哪里更为合适这个问题征求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正好就问到了彭大伯，他当时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也许他的这个建议和专家们的看法不谋而合，也许他的话真的起了很大的作用，总之，万古流芳的东干渠工程，真的就在他建议的地方开建了，对于这一点，我们能从他的神态里和笑容里看出他的欣慰和自豪。

      1966年，东干渠正式开建，彭大伯也成为了千千万万个建设者之一。当然，他并没有在工地上施工，而是发挥他的专长，负责从洋坪运送建设物资和材料到东干渠工地，对于东干渠的首期工程，他是全程参与者，他比别的参建者还多干一年，因为开建前一年他们的船队就开始为这个工程储备物资材料了。那时候他带的船队有四条船8个人，每条船上两个人。为了不影响工程建设，他们必须不分季节和天气运送材料，几乎很少有时间上岸，吃喝拉撒全在船上解决。几个月见不到家人是家常便饭，虽说家人就近在咫尺。常常是天儿才麻麻亮，只要不影响行船，他们的船队就上路了。午饭时间到了，8个人就各自在自己的船上生火做饭，简单应付一下肚子后再次匆匆忙忙上路。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无法行船才再次停下来生火做晚饭，他们的晚餐会丰富一点，因为不赶时间。在那个年代那个坏境，所谓丰富，无非也就是咸菜多倒出来一点，再炒个青菜萝卜什么的而已。

       一般从洋坪运送一趟物资到东干渠工地，若是碰上天气好，又是顺风，一天就可以顺利将材料运送到工地，若是碰到恶劣天气刮风下雨，有时候一趟物资要三天才能运到，这样的天气在路上随时可以碰到险情，他们精神就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可以想象那航程该是何其艰难。但他们从没有退缩过，若不是生重病或者受伤无法行船，他们船队是没有人会请假的。那时候的彭大伯因为是船队领头人，加上有一身过硬的驾船本领，所以很受领导们的器重，他那时候一天的工分是10分，他非常满意，他说那时候的领导们也才这个待遇。

       1969年，东干渠首期工程竣工，彭大伯也结束了他人生中的这段航程，但他依然以水运为生，可是沮河水却在渐渐减少，当南襄城和小汉口的繁华渐渐落幕，当一条条公路像蜘蛛网一样遍布荆楚，彭大伯不得不放弃了水上运输这一营生，还没有修建马渡河大桥以前，他就在马渡河的渡口摆渡，一天到晚在沮河上穿梭无数个来回。当马渡河大桥胜利竣工，他也正式告别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船舶和船桨，远去的沮河水带走了他曾经的风华，他也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

        彭大伯至今还完好保留着他当年的船舶证，那时的船只一样是要年检的，上面都有相关部门的签字盖章，而且这船舶证看起来还很新，每次年检的日期都标注的清清楚楚，最后一次年检的日期是2006年4月24日。在彭大伯住房后面的一间杂屋的屋檐下，还横放着一根长约4米的浆片，他舍不得扔，说留着是个念想。

      他说他很怀念那段建设东干渠的岁月，怀念那些年一起风雨同舟的弟兄们。

深山百合

                                                                   您修渠  我吃水

                                                                          文/子寒
                                                                                      一
         讲述人：权子荣，男，出生于1933年，修建东干渠时年33岁，2016年83岁高龄。
                                                                                                              二
       初冬的早晨，沮河的水还没有多少凉意，南襄城的权子荣佝偻着老迈的身体，来到河边，收他前天在河里布下的长长的网笼，起鱼。
       如今的沮河，鱼远没有老人年轻时那样多，老人的网笼里网到的只有小麻鱼和屎黄皮，都是米米子，个头小得不能再小。
       老人将鱼分开装在两个小篾簸箕里，麻鱼留着人吃，屎黄皮炕枯了喂猫狗。
       权子荣一辈子住在沮河边，他用一生的时光，看尽沮河的兴衰起落。
       1966年秋天东干渠第一期工程动工兴建的时候，权子荣33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南襄城的生产队长王本义派他到工地的洞子上施工。
那个时候远安县还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挖土机钻机人们连见都没见过，东干渠工程是土法上马，土法施工，劳动强度大，又很危险，但是权子荣不怕。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吃早饭，和社员们一起到工地，最迟七点半正式开工，上午的施工主要打炮眼。
打炮眼要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扶着钢钎，一个人抡着大铁锤，每一下都要砸在钢钎上，把坚硬的岩石嵌进岩石，每一个炮眼要打丈把深，两个人每上午要打四个以上的炮眼。
       中午十二点放工的时候，就要放炮了，权子荣和男人们点上火药的引芯，和社员们快速跑离工地。随着轰隆轰隆的巨响，坚不可摧的岩石就被炸塌，炸碎了。
下午一点半，社员们又准时上工，用锄头和铁锹挖铲，将上午炸下来的山石泥土清运出工地。
       打洞子时的施工，是最危险的，人在铲挖的时候，山上还时不时的有碎石滚落下来，避闪不及就会受伤，权子荣还算幸运，只有脚趾受了小伤，跛了几天就好了，有的社员伤的重，有的甚至伤到头部，直接在工地上送往医院。
     最难的施工，是在修筑拦河坝时打木桩，每根木桩高两点五米，每根木桩最低要打一米深。为了把木桩夯进地基，大家想尽办法，在空中搭好架子，把磨米的碾滚升到空中，再放下来砸木桩。但碾滚砸下来的时候，木桩晃动大，不仅施工效率很低，在下面扶木桩的人还有可能被碾滚误伤。
这个时候有人问权子荣，“你有没有办法？敢不敢上去搞？”
     “敢！”
     权子荣只说了一个字，没有犹豫。
      他琢磨出一个办法，用够长的钢钎做成两把叉子，让人扶住叉子前后叉住木桩，减少木桩的晃动。想出了巧妙的办法，权子荣还一直在碾滚下扶木桩，他愿意把最危险的施工留给自己。
     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如果损失了只损失我一个。”初冬的阳光下，83岁的权子荣笑眯眯地回答我。
     拦河坝上一共打了两行木桩，每行五十根，共打了一百根木桩。
    权子荣在南襄城的工地上一共参加了九天的施工，完成了最艰巨的施工任务。
    我问老人，“您为什么不怕？”
   “那是生产队的劳动，统一安排了工，你不去就没有工分。还有就是……”老人说完前一句，又打住了。
    ‘’还有什么？”我紧追不舍。
     “我成分不好，修东干渠，我就想用我的表现来证明我不是坏人，不是坏蛋。”老人在我的追问下，说出了心里的小秘密。
     原来，权子荣本姓谭，是地主子女，家住远安县老君公社，土改后1953年，他为了脱掉地主的帽子，来到洋坪公社南襄城，给一家权姓人当养子，他的权姓养父，也是土改后南襄生产队的第一任干部，先后在队里任保管员、队长等职务。
    从老君到南襄，权子荣寻求到权姓养父的庇护，东干渠的建设，更是再一次给了他展示和表白自己的机会。这神圣的水渠，承载着一个渴求进步的年轻人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他如愿以偿。
九天后，权子荣从南襄的东干渠工地调到方家口工地。
     三年后，东干渠第一期工程胜利竣工，工程从洋坪镇南襄筑坝沮河引水至左家坪，开挖渠道长33公里，控制灌溉面积一万余亩，渠道沿线人畜饮水、农田灌溉都得到了保障。
     “修渠道那么吃苦，那您觉得这渠道修对了么？”我有心逗逗老人。
    “嗨！那纯粹是对的，这不消说得！原来种不成水稻的田都种上了水稻，没水吃的人户渠道从他们的门前过，你不晓得有多方便！”老人一时对我有些嗔怪。
     “我的亲侄儿子，他住在洋坪镇的任家岗，他就是用的东干渠里的水！”权子荣又说。
     这种巧合，倒使我有些惊讶，“您是说，您修渠道，您的侄儿也是受益人？”
    “那是的，我的好几个亲侄儿子，还有亲侄女儿，都是用东干渠的水，吃东干渠的水。我修渠道，他们吃水。”老人无不自豪。
    1975年10月，东干渠第二期工程动工，当年权子荣想巧法打木桩施工筑起的南襄拦河坝废弃，干渠将从沮河南襄段的取水口下移至马渡河，并运用科学的方法修建了马渡河大坝，同时扩建渠道，一直延续到1980年全部结束。至此，远安建成了全长56.74公里的东干渠，渠道常年清水不断，控制灌溉洋坪、旧县、鸣凤三个乡镇的28个村，灌溉农田38000多亩，灌区土地旱涝保收，年年丰产，成为远安最富饶的地区。
     无论是东干渠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像权子荣老人一样，当年的工程建设者现在都已经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世。无论健在与否，那一段艰苦的东干渠建设史，都是他们最辉煌最可说道的人生履历。
                                                                                                                     三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谨记：“您修渠，我吃水。”

深山百合

初识王本铎

文/酒中八仙歌

       跟随“走进东干渠，保护水资源”主题活动采访组，我们去采访王本铎。

       采访王本铎的时候，正逢他在睡觉。门虚掩着，桌上的电视机也开着。待我们拍着门板叫了几声，他才醒来。坐起来揉揉眼，一脸惶惑地看着我们。同行的胡老师上前连问几声：“老王，还认不认识我啊？”，他都摇摇头，不知所措。胡老师只好自报家门，他才像猛然间想起似的，双手抱住胡老师的手握起来。走出卧室，因我们来的人多，客厅偏小坐不下，便都坐到门前的稻场上。待我们坐下来，问他为什么大白天在睡觉，他说好多事情想不通，心里烦，吃了午饭，电视机也没有关，自己便倒床就睡了。说完，他站起来要去泡茶，我们说自己都带得有，不麻烦您了。他才挨着胡老师的身旁又坐了下来。

     坐定后，我才看清了眼前的这位在远安水利战线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老人。他出生于1942年12月，现年74岁了，家住蔡家湾村六组，个不高，身材也不魁梧，看上去还有些疲倦，头发黑里夹白，根根直立在头顶上。右眼炯炯有神，左眼因三岁时得干气症失明了，留下残疾，衣着也很简朴。因春夏秋冬风霜雨雪的肆虐，脸色有些黧黑，皱纹也渐渐爬满额头。我们说明了来意，老人沉吟了一会，便打开话匣子，讲述他当年参与修建东干渠的那些往事来。

    老人的一生很是不幸。1961年8月15日，正当他踌躇满志、读完远安高级农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毕业后准备分配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以便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时候，在礼堂听报告，领导却在台上大声宣布：根据上级的指示，本届毕业生毕业后一律实行哪里来回那里去。一瞬间，他们愣住了，以为没听清楚，当领导再次说明这一决定时，全体学生都哭了起来。哭有什么用，哭的结果，还是回家和自己的父辈们一样，当了一个农民。

     人生难料。1966年5月，远安县委决定修东干渠，以解决沮河东岸高塝田用水难的问题。当时正是青皮小伙的他，有幸被选中成为这一工程建设的一员。当年的5月16日，他被选送参加了县组织的工程技术培训班参加培训学习，结业后就参加8月16日东干渠一期工程开工建设的誓师大会。从此，他见证了东干渠建设的每一个日起日落，每一处工程施工。

      在他的记忆里，百里东干渠工程，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一期工程是1966年8月动工，1969年7月完工，自南襄城村的下荆巴岭坝首起，至左家坪村的陈家冲止，全长28公里；二期工程自1975年11月至1980年9月止，坝首从南襄城下移到马渡河，自马渡河大坝起，至鸣凤镇双泉村大冲水库至，全长56.74公里。1980年9月全线建成通水。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工程建设。

      他说“我是从一个农民工逐渐成长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的，”是的，他没说错。那时搞工程建设，都是成军事建制，分连、营、团。他从测量员干起，当过连部施工员，营部工程技术员，由于出色，被抽到指挥部专门从事工程施工、测量技术工作。岁月如梭，他先后参加了东干渠、张桥水库、泥龙水库、晓坪水库等大大小小30多个水利工程建设，成为远安水利建设工程技术方面的一名骨干，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在建设东干渠的日子里，他和高沛章、马越生、张开金、鲁习政等一起，主要担任工程测绘、施工组织、工程量方核算等技术。那时没有现在的测绘工具，靠的是土法测量，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领导下任务，怎样完成得自己想办法。就这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测绘工具上工地，28公里的施工线，一天一个来回，风里来，雨里去，烈日烤，冰雪冻，吃苦受累是不用说了，搞不好还得挨训。但他们没有半句怨言，整个身心都扑在工地上。

      当时，施工手段简陋，没有多少机械设备，主要靠人工作业，肩挑背扛，施工难度很大。特别是浇筑拦水坝时，都是手工作业，浇灌水泥砂浆，因为没有振动器，不得不采用钢钎捣插、手脚踩踏的办法来压实灌注。因此，好多人的手脚都被水泥砂石磨破灼伤。他作为一线技术人员，也不例外。但他们没有叫过苦，喊过累，一个心思就是要确保工程质量，力争早日完工通水。

因为忙，在工程建设的那些个日日夜夜，他很少回家，也顾及不了家，没能担负起家庭主心骨的责任，因而落下了家人的埋怨，就连妻子逝世的原因，我们问他的时候，他也不愿说出来。我想，这其中必有很多难于说出的苦衷。

     74岁的他，现在依然一个人住在三间侧屋里，原打算新做的正宅屋，也因为二儿子的去世而搁置，拟建的墙脚依稀可见。平日的生活，靠种几亩田维持。无事的时候，也偶尔到渠堤上转转，看看自己付出过心血修起的东干渠。他没有别的奢望，只是有点遗憾：搞了一辈子测量，至今没有一个技术职称，心里有点不平衡，仅此而已。

      多好的老人啊！其实，他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三十多年，他把青春和热血都贡献给了远安的水利建设事业，仅仅因为身体有残缺（左眼失明），就换不来一个职称、一个身份吗？

      东干渠，远安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引水工程，过去，灌溉了两万八千亩农田；现在，不仅灌溉农田，更成为近十万人的生活饮水之源，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护它。而那些为建设东干渠曾经付出过心血和汗水的人们，更值得我们去记住他们，关爱他们！

深山百合

                                                                  话说当年修渠人--曾凡丛

                                                                           文/深山百合

       修东干渠那年，曾凡丛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

       他最初去工地的时候，是参加修一号洞子，一干就是好几个月，每天早上5点半左右在前进食堂吃完早饭，就匆匆忙忙赶往工地，那时候是有名的南襄实干家王本义队长在工地带队，时间抓得那叫一个紧，曾大伯这样形容当年的王本义：吃的不少，打的不饶。那时候，很多地方的人还不一定都能填饱肚子，但王本义在这一点上非常注重，他心里太清楚，都是干的体力活儿，不吃饱哪来的力气，虽说是在食堂吃大锅饭，饭菜也无法用丰盛来形容，但是绝对保证人人都吃饱。所以，他们在工地上干活儿的时候，也基本都是轻伤不下火线，那时候的工地设备粗糙简陋，施工时候受点小伤是         家常便饭。曾大伯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都大了起来，表情也丰富多了，看得出，他对这一点还是非常满意的。

       在东干渠的建设工地上，不管你是连长队长或者什么领导，都一视同仁，该干啥还得干啥。曾大伯当时就是跟他们的连长和会计搭档，工地实行三班倒，三个人一个组，9个人一个班，为赶进度，工地必须24小时不停工。虽说干活儿很累，但他们是三班人马轮流换班，这样他们比起有些只上白班的班组，倒还轻松了些，曾大伯如是说。

     在洞子里，他们主要任务是挖沟，常常会挖出些大石头，像拦路虎，他们就得几个人一起上，用钢钎撬出些缝隙，再在缝隙里塞进些小石头后，继续用钢钎使巧劲把拦路虎移走，实在太重的石头，三个人合力也奈何不了的，就得申请支援了。

     曾大伯说，看起来这工种像没什么危险，其实受伤的机会很多，尤其是手臂和脚部，手常常会被擦伤，一不小心，一块皮就没了，若不是血流不止影响干活儿，一般都不会去理会这些小伤。脚部更危险，刚挖出来的石头和泥土是松动的，若还来不及运走，人站在沟底就常常会受到它们的“袭击”，轻则走路瘸几天，重则就要打石膏了。

     那时候用柴油机发电，挖沟时候只能用土法定位沟的方向有没有跑偏，被称为三线一线制，就是用电灯定位，把三颗灯泡中间的电线拉直，挖沟的时候就顺着电线往前挖，这样就方向就不会跑偏了。如今看来，在科学并不发达的60年代，东干渠也算是那一代人智慧的结晶了。

     曾大伯出一号洞子的时候，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

     曾大伯以前住在沮河边，后来要修建马渡河大坝的时候，他的家就从沮河边搬到现在的马渡河村三组。说起当年修建东干渠的经历，老人记忆犹新，手脚还不停地比划，仿佛这事就发生在昨天。他说他很自豪参与了东干渠的建设，也想不到时隔50年，社会还没有忘记他们，还会去采访他们这群当年的建渠人。

     我们临走的时候告诉他，到时候我们会有画册给他送来，上面会有有关他的图片和文字，老人脸上满是期待。

     修东干渠那年，曾大伯33岁，而如今，老人已经83岁高龄了。

闲云孤鹤

                 话说当年修渠人--王友鼎

                                                                   文/深山百合

       一条古老的小巷子，在太阳下显得格外安静，王老师的家，就在这条小巷的尽头。

       王老师叫王友鼎，出生于1934年，老家在南漳，22岁那年他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他老家在南漳巡检镇，参加工作6年后才来到远安。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小巷口晒太阳，带着一副茶色太阳镜的王老师特别精神，虽说也是82岁的高龄，但他动作并不迟缓，说话做事毫无老迈之态，他身材高大魁梧，头发仍然乌黑。

      乡音难改，操着一口浓郁的南漳口音，王老师和我们聊起了当年修建东干渠的那些往事。

      王老师是位教书先生，本有自己的专职工作，但却因为他是从襄阳的农业专科学校出来的人，县领导很是器重，修东干渠的时候就派他去工地搞设计计算之类的，当时在工地上负责设计的人有两个，另外一个人为主，王老师的任务就是辅助他完成好工地的设计和计算工作。

       因为工种不同，王老师没有具体描述他当年工作上的一些琐碎的细节，但他记忆里依然有很多关于当年修建东干渠的话题和场景……

       60年代年的沮河水可以用浩浩荡荡来形容，来往帆船过之不尽，可沮河沿岸本应丰饶的土地却只能望天收，碰到旱天，连人畜吃水都成了问题。当时的远安县委书记叫骆春沂，他眼看大好的资源在流逝却排不上用场是心急如焚，他果断作出了修渠引水的大胆决定，先建东干渠，再建西干渠，要让沮河沿岸的老百姓旱涝保收。后来不知何种原因，东干渠完美落幕，西干渠却没有再提起。

      东干渠修起后马上就通水了，通水的那天，东干渠的源头是人山人海，市里县里的领导就来了上百人，加上沮河沿岸的老百姓都想亲眼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下游的很多人一大早就匆匆赶往南襄城，当沮河水往东干渠奔涌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激动地哭了。

      又过了些年，县里的水利专家们经过更科学的论证，决定把东干渠的渠首下移，于是又修建了现在的马渡河大坝，东干渠的取水口从此就下移到了马渡河大坝直到如今。

      问起王老师对于修建东干渠这一工程的感想，他说，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伟大工程，我很自豪自己曾参与东干渠工程的建设，这也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又难忘的回忆。

     临走的时候，王老师把我们送出老远才往回走，日光下，看王老师远去的背影，心里莫名感动。

     感恩东干渠，感恩这些当年的东干渠建设者，因为，饮水需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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