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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回忆杨定邦起义投诚的经过 雷世霖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从洋坪押到城关。杨定邦(系我远房姑父)得知后,当晚派人把我接到他的住处,当了传令兵。 杨定邦当时是远安县国民党警察局长、代理县长、县军事科长。临近解放时,所有县府官员逃亡当阳、宜昌等地,妄想继续与人民为敌。一九四九年六月,杨定邦等军政人员随宋少华扫荡远安;七月,又同保四旅突围到兴山,正式收拢整编,归属湖北保四旅。杨被调旅部任政工处副处长、代理处长等职,凡他手下的学生都收编到政工室工作。他亦表对部下之关心,在生活、学习和行军路上,要求战士们写日记和感想。他有时也下到连队,和战士一起生活。 同年十一月,保四旅改编成国民党第九军暂编第二十五师,杨担任该师七十四团中校政工主任。 不久,我们到了四川万县、云阳等地。因姑父定邦与宋少华关系密切(宋在兼任国民党师长时,杨就任军事科长),入川后,杨找师长宋少华商议:“如不及时起义,恐我等无葬身之地!”宋同意他的建议,决定策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起义。起义投诚前,杨在下属连队规定了:不准拉伕,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生活住房有困难,一定要和农民商量;借东西要打借条。 由于杨的积极策动,加上人民解放军的宣传攻势,部队人心思动。杨因势利导,很快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同年十二月中旬,师长宋少华召开了少校以上军官会议,并决定由杨定邦为首的三人代表到梁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西湖部队进行和谈。谈判中双方协定:凡国民党军队向人民解放军起义投诚,有功无罪的原职分工,投诚前有罪恶的,既往不咎。起义时间定于十二月十日。 起义投诚这天,全师两千余人,在梁山机场整队集中。解放军代表、宋少华师长讲了话,杨也在大会上向全师指战员讲了起义的前途和意义。他说:“我们整个部队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以共产党为敌了。国共两党部队的战士都是中国人,武器弹药都是中国人民用血汗造出来的,两党打内战,死伤的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他又讲:“在国民党当兵是为四大家族而打仗,在共产党当兵是为了解放全中国的人民,使人民再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中国要统一,必经由共产党来领导;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才有希望。我们不能再为保护四大家族的利益而杀害我们的兄弟姐妹。”他还向全师指战员呼吁:“要跟共产党,只有起义;只有起义,才能挽救我们的政治生命,替国家和解放军增添力量,减免劳苦大众的牺牲和负担,为全世界的和平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起到一个中国人应起的作用。” 大会以后,全师人马随师长宋少华、处长杨定邦在四川梁山正式起义投诚。 由于“左”的路线影响,杨被以“伪装投降,在自新训练班内隐瞒**不报,组织暴动”为由,于一九五一年元月被处死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共中央(79)6号、中办发(82)41号和鄂办发(83)35号文件精神,撤销对杨定邦的原判。县委统战部以远统(83)8号文件认定了杨定邦为投诚人员,按照党的政策落实杨定邦为错杀,给杨恢复了名誉,并给予经济抚恤。
( 本文选自1988年10月出版的《远安文史》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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