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与广东发展改革模式的比较和思考

那抹阳光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轻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为直辖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那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而在全球颇有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中，重庆力压日本的东京，高居第7位 。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那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 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有效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讨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当然，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率先富起来的省（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亚洲最佳投资城市中名列第三），在户籍改革（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取消暂住证（2008年）也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相对于其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贡献，其他方面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观来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非典）、愤怒（孙志刚事件）、失望（承办大运会的方式）和焦虑（群体性事件），甚至耻辱（龙应台、国民党元老后代广州失窃）。

如果说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时代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哪么广东模式则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实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至少到目前，重庆模式的民生已经遥遥领先于广东的民主了。

所以中央先从地方上进行改革的试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在与时俱进、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强国之路。  文章作者宋鲁郑

那抹阳光

重庆市民如此评价薄熙来    http://www.56.com/u62/v_NjY1Mzg5NjM.html
  这样亲民为民办实事的党员领导干部越多，中国的发展才更有希望

晋哥哥

重庆的城建要得

小孟

大海就是一党棍

CCTV

本来不准备露面了的。实在受不了楼主的言论，楼主完全就是一个毛左，看不到重庆模式对中国法制的伤害，重庆这几年造就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大批民营企业家被冠以黑社会的罪名锒铛入狱，财产被刮分，从客观造就了近年来中国大量富翁移民海外，大量资金流向海外。楼主你就清醒清醒吧，重庆模式就是温总理口中的文革余孽。

CCTV

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李乾





    [萧功秦附言]“李乾是当年武汉红卫兵领袖，因擅杀对立派，在文革后被判多年徒刑。他已经大彻大悟，我与他相识。本文极有价值，决非一般网文可比，让我们大开眼界。值得一读。”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春寒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的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口不绝，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欺骗舆论，愚弄公众。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的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友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候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有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 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的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此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傲翔

不论是左是右，只要老百姓拥护，就是对的。如果说中国实现普选，我一定要拥护薄书记。

那多

回楼上的，
    1、我觉得现在没必要分左与右，就像没必要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一样，现在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无产阶级？没任何实际意义，那是革命斗争时代的产物，只是观点的不一样，你能保证你跟你家人、朋友、同事的观点一样吗？划左划右只能导致矛盾激化，在非常时期会导致乱戴帽子引发悲剧（比如说文革）
    2、老百姓拥护就是对的吗？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时期、文革时期绝大部分老百姓都拥护，是对的吗？你随便找那个时代的人问问，他们最有发言权。值得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像大跃进、浮夸风、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接连发生！
    3、中国人很会戴帽子，喜欢搞阴谋论，前段时间很多人反对“活熊取胆”，而中国什么中药协会的负责人说'活熊取胆很舒服"，作为全国最大的中医药学会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稍微有良知的人都知道活熊取胆很残忍很暴力！谎言识破后又说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要控制中国药材市场！这些人就是为了利益什么都说出来干得出来的队伍！这也反映出很多国人很好骗！王立军事件初期也有人说是帝国主义的阴谋！前几年的奶粉事件也有人说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要控制中国乳品市场！我发现很帝国主义的阴谋成了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