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随笔之二：命运多舛的清朝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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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随笔之二：命运多舛的清朝县志

                                                                 文/胡延雄

         远安县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没有县志。其实，不独远安如此，全国皆然。过去几千年，直到清朝时，我们才有三部县志，物以稀为贵，成为远安档案馆的镇馆之宝。古人说“盛世修志”，是有道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六十多年，也就有了三部新县志。且分量远远超过了三部旧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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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这三部清朝县志，可谓命运多舛，历经磨难，才得以终见天日，摆上我们的案头。

     远安县编纂县志，最早要追溯到明朝成化十五年（1479年），当时的知县刘英主持编修了第一部《远安县志》，但没有出版；嘉靖十年（1531年），知县王绰对前县志进行了增补，但遗憾的是仍没有出版；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县刘顺时将县志整理并出版，这是远安的第一部县志；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县令孙自强又广搜博采，出版了另一部县志。此时远安已有了两部县志，且都刊行于世。这本来是可喜可贺之事，可惜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席卷鄂西，孙本县志毁于战火，但刘本县志独存；清顺治四年（1647年），县令周会隆在刘本县志的基础上编纂出新的县志，版已刻好，只待付印成书，却不料被一场大水冲走，刻版尸骨无存。呜呼！周公数载苦心付之东流，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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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十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远安又来了一位新知县，他就是远安历史上有名的安可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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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可愿雅意山水，文笔了得，尤其注重修史编志。他为陕西耀州拔贡，到远安任知县，立马组织专门班子，编修县志，并于顺治十八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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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可愿在《重修远安县志序》中坦露出他纂修县志时的忐忑心态：修志历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一部史书要流传千年万代，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褒贬只是作志人的一面之词，若做的不当，关系到对后世的影响。我没有战国时晋国的太史董狐那样的胆识，能够不畏权贵，秉笔直书，也没有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和班固那样的才气横溢，怎么敢胜任这么严谨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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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有这样的认识，确属不易。所以远安的第一部完整的县志，在安公的督修下，规规矩矩，按舆地、赋役、职官、祀典、武备、人物、艺文（上下）共八卷，每一卷下又分若干条目，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将远安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逐一记载，渐次展开。一册在手，读者便可一窥远安全貌。很多内容，是今天的新县志所没有的。这是清朝的第一部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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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百年后的咸丰六年 ，又一位知县赵广恩到远安上任。他下车伊始，便组织教谕刘子垣等编纂了新的更为完备的咸丰版《远安县志》。赵广恩在《重修远安县志序》中对安可愿版本的评价颇高：“安公可愿旧刻也，凡例周详，文词简洁，犹见我朝鼎新风规。”但又认为，错讹难免，且已过二百年之久，时移世易，不重修难以传承下去。于是将原志的内容大为扩充，编成咸丰版县志，洋洋大观，是一部像模像样的规范县志了，并于咸丰八年（1858年）出版。这是清朝的第二部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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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后，同治五年（1866年），远安又一部县志问世，这便是同治版县志。这部县志距离咸丰版县志只有八年，大部分内容相差无几。这是清朝的第三部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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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部清朝县志的刊行，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得我们今日得以浏览远安清朝乃至明朝的自然、政治、经济、人文、风情等方方面面的社会万象，远安的历史大体得以流传至今。感谢这些县志的编纂者，功不可没，万古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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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至今，又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没有编成规范的县志，留存下来的各类资料，解放后被视为敌对势力的罪证，大部分付之一炬，可叹可惜！2014年宜昌市政协委托三峡大学收集大宜昌市各县的文史资料，拟编纂一部《宜昌通史》。我作为远安县的古籍整理人，在县档案馆忙碌了一年多，只收集了极为有限的一些零星资料，深感历史空白之处太多，但又无法补救，成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