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延雄：从明朝的言官说开去

墨云

            从明朝的言官说开去

                                 胡延雄

    言官是个什么官？《现代汉语词典》里竟然没有这样一个词条。再查《辞海》，方见到一简要解释：言官，即谏官，如御史等。说简单点，言官就是向皇帝提意见的官。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言官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敏感的位置。
    “言官谏诤”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项独具特色的、重要的行政监督制度。“文死谏，武死战”是对文武百官进行考评的最高褒奖。据考证，它早在尧舜时代就已萌芽，从秦代起向制度化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发展，唐代趋向完备，明朝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清朝。
    明朝的言官制度比较完备，言官的作用也体现得比较充分。涌现了一大批铮铮铁骨、直言敢谏的狷介之士。
    言官的第一大责任就是向皇帝进谏，指出皇帝的过错，规劝皇帝改正错误。言辞过激的甚至破口大骂，这方面的例子明朝多的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两份天下第一骂书。
    嘉靖皇帝迷恋道教，整天装神弄鬼，炼丹制药，以求长生不老，还热衷于填写青词。著名清官海瑞当时还是个户部主事（财政部的小官相当于处级），给嘉靖上了一本万言书，将嘉靖比作夏桀、商纣一样的亡国之君，将嘉靖骂得晕头转向，说“嘉靖嘉靖，就是家尽家尽。”嘉靖暴跳如雷，拍着桌子大喊：“快去把海瑞抓起来，别让这家伙跑掉！”宦官黄锦在一旁说：“启禀万岁，他上疏前就买好了棺木，现正在朝房里等待治罪呢。”嘉靖一听，叹口气接着往下看，最后自言自语地说：“这家伙想当比干，我可不是纣王（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因多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纣王因此在史上留下骂名）！”只好将海瑞作降职处理。可见，皇帝有时为了天下安宁，也有怕臣子的时候。
    海瑞备棺上疏的事很快传遍了朝廷内外，天下都知道有个不怕死的“海主事”，百姓都称为“海青天”。
    万历皇帝中晚年体弱多病，办公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十多年不上朝理事，连内阁首辅（位同宰相）朱庚三年都未能见到皇帝一面。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给他上了一篇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的报告，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说万历皇帝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等等，总而言之五毒俱全、一无是处。但万历皇帝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这样一来，言官看万历软弱可欺，就对他进行群狼式的围攻、暴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作哑不予理睬。躲进后宫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任由他们去骂吧。
    这两份天下第一骂书，怎么样？没有铁骨和胆识，敢写吗？
    受到言官的影响，在官场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批评朝政的风气，人们关心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有时候官民团结，同仇敌忾，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悲歌。其中只说一件事。
    明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独揽朝纲，为所欲为，祸害百姓，当时苏州吴县有个人叫周顺昌，为人耿直廉洁，万历后期任福州推官（府一级管刑法的官）。宦官派来的税监残害黎民，地方官吏害怕宦官，不敢管理，周顺昌却敢把其爪牙抓起来治罪，由此引起大规模群体事件，皇帝怪罪下来，周顺昌愤然辞官回家。并和几个被宦官排挤回乡的士大夫一起，共同揭露魏忠贤的罪恶。魏忠贤叫东厂缇骑将他们锁拿归案，被苏州老百姓群起围殴，当场打死一人。苏州巡抚毛一鹭为讨好魏忠贤，决心武力镇压百姓。危急关头，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主动投案，大义凛然地说：“喊打的是我们，打死人的也是我们，和别人无关。要杀要砍随你们的便！”五人慷慨就义。自此以后，直到明朝灭亡，东厂缇骑都不敢再去苏州了。此事后来被晚明散文家张溥写了篇《五人墓碑记》，刻在石碑上，歌颂他们不畏强暴的英勇行为，使他们的事迹广为传播。中学语文课本长期刊载此文，不知现在还有没有。
    自古以来，言官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敢杀言官的不太多。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洋洋自得，很有点你能把我怎么样的气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点头称是；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言官确实有点儿威风啊！
    言官的第二个重大责任是监督百官，对大小官员的违法乱纪现象署名举报，当庭纠劾，据理抗争，毫不容情。
    众所周知，严嵩是明朝有名的奸臣，以善写青词获得嘉靖皇帝的宠信。他在担任首辅期间，包揽朝政，结党营私，蛊惑皇上，荒淫怠政，贪污受贿，祸害百姓。臣民对他恨之入骨，只因他树大根深，奈何不得。不少大臣起而抗争，都被他所害。辅臣夏言被杀，抗倭名将俞大猷发配戍边，兵部侍郎曾铣被杀，就连锦衣卫出身的沈鍊及其两个儿子，因揭露严嵩的罪恶都被他斩死刑场。一时间，严嵩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朝中无人敢敌。
    就在此时，号称“天下第一硬汉”，曾写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名联的杨继盛挺身而出，对严嵩发起了“死劾”。所谓“死劾”：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杨继盛被打得血肉模糊，投入大狱。他苏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一块破瓷片去刮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和筋膜，清理满身的创口。连旁边掌灯的看守都感受到深入骨髓的恐惧和震撼。案子拖了三年，十多个官员为杨继盛鸣冤叫屈，都遭罢黜。最终杨继盛被秋后处决。
    历经磨难，矢志不移，叫做信念。
    不畏强权，虽死无惧，叫做勇气。
    杨继盛死了，礼部尚书徐阶紧紧跟上。这徐阶精明练达，正直深沉，他用以柔克刚的手法，巧妙周旋于万历与严嵩之间，寻找严嵩的破绽。铁汉御史邹运龙也趁热打铁，上书揭发严嵩父子的种种罪行。万历终于龙颜大怒，将严嵩罢相，严氏一党顷刻土崩瓦解。
    如果没有这么多人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地挺身斗争，严嵩老贼怎能扳倒？
    毛泽东不是多次号召全党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要做到“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吗？可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手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案时，几千名中央委员齐刷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义愤填膺地落井下石。只有一个女委员陈少敏坚守住了道德底线，没有举起手来。几千须眉男儿，不如一个巾帼女子！不禁令人想起了五代时期花蕊夫人的两句名诗“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人们不禁要问：明朝的言官为什么能有那样的胆量、勇气、精神和节操？
    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
    一是，言官占据着道德上的优势。宋明道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各派）的对儒家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弘扬，使抗争者对掌权者有道义上的心理优势。我们动不动就拿科举取士束缚人的思想自由说事，那只是另一面；而四书五经塑造人们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他反尊孔是反对“执一”，并不反对那些儒家基本价值观；举人出身而循例无资格入阁的他也从不反对科举制度。那些士人真信了忠孝信义仁爱节操，就有一种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高度自信，敢于蔑视邪恶的权势者并与之拼死对抗。
    监察御史王朴性格鲠直，几次与明太祖辨论是非，激怒了朱元璋，朱命令杀了他，其实只想要他屈服，恐吓而已。从刑场召回问他改不改，他竟说“使臣无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愿速死耳。”于是再押赴刑场，过史馆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铁骨铮铮，毫无恐惧之态。真有点恪尽职守、视死如归的做派。
    二是，中国士民坚信对历史褒贬的信仰，历史自由公断。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的就是这种情结；有人说“青史留名”是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替代品，可谓一语中的。明代的士人是幸运的，他们还相信有信史。上面讲到王朴呼叫史官，杨慎鼓动众官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都是对己方正义感的确信，也是以对历史的信仰作精神支柱的明证。
    这种信念人格和历史信仰的力量强大到什么程度呢？明英宗大兴土，拓宽皇城、修离宫别馆时，刑部主事（副局级官员）郭循极谏触怒皇帝，命将他用毡子裹到大内亲自诘问，而“循对不屈，帝益怒，手射之亦下锦衣卫以泄忿……”但郭循坚贞不屈。最后，是英宗被迫“屈服”并恢复了郭循的职务。大太监王振专权，在东阁召开会议，“公卿见振皆趋拜”，唯独大理少卿薛瑄屹立不拜。王振恨得牙痒痒的，后来终于找了个借口将薛瑄下狱论死。将要执行死刑的时候，王振听见薛瑄的仆人在厨房里哭泣，问他为什么哭泣，仆人说“薛大人就要死了，我怎能不哭！”王振听了竟也为之感动，薛瑄终于保住了性命。此二例可证，有明一代果然能信文天祥之言：“天地有正气”。
    第三，更具全局性的是，民间的声音可以支持和“对冲”官方的声音。廉吏于谦下狱论死，河南吏民伏阙上书，为于谦辩冤请命者数以千计，英宗无奈，“乃命复原官”。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李时勉不肯谄事太监王振，辞官回乡，太学生和朝臣出饯都门外送别者近三千人，俨然在送别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至明末，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削籍”为民，没想到宪成的名望更高了。于是地方官修缮宋代建的东林书院，让顾宪成在里面讲学。“海内闻风景附，往往讽议时政，裁量人物”，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在野党”和“影子内阁”。
    第四，言官们本身过硬。大凡敢于谏阻皇上、弹劾奸臣的言官，本身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胸怀坦荡，节操高尚。他们正直无私，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舍生取义。所以他们才能够敢向皇帝叫板，敢同奸臣抗争，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当然，言官也是人，也会有人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他们大多比较迂阔耿直，情绪比较急躁，做法比较简单，容易意气用事，有点讨人嫌。故他们的人缘关系不会太好，在斗争中容易陷于孤立，往往坏人没打到，自己先落马，造成了不少人间悲剧。他们当中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只是极少数，无法代表言官的总体素质。
   有人会说，言官嘛，一张利嘴，语多讥诮，沽名钓誉，投机取巧，以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不惜自虐以抬高身价等等。这种人的论调听起来“折中、公允，调和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鲁迅语）。只是这种非议言官的人一旦面临着牢狱和屠刀，可能会最先低下头来。
    处事圆滑、八面玲珑的官员，如过江之鲫，层层叠叠，大浪淘沙，影音俱灭；唯独历代那些为民请命，为国谋事，强项抗争，不畏邪恶的言官，被人们世代称颂，千古不灭。他们是镶嵌在夜空里的星星，闪闪发亮，光华夺目，我们要看他们，只能翘首仰望。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关于解决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时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说的这种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广开言路、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民主协商制度；二是通过下放权力和分解权力建立领导成员之间角色制约制度，解决组织权力高度集中在主要领导手中的问题；三是健全批评、举报者权利保障制度，真正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四是完善宪法赋予公民对政府批评建议权的具体法律保障制度，如落实公民的知情权、选举权、罢免权、表达权、救济权和公益诉讼制度。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楚.山鹰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