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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夜红山抗战纪念塔 周长城
我是王永炳,中学退休教师,远安县洋坪镇人,今年七十八岁了。 远安这地方,我是熟透了的。山是青的,一层叠着一层,水是绿的,沮河绕着弯儿,总也流不尽似的。人们都说这里秀气,可秀气底下,埋着一段沉甸甸的,铁与血的日子。这些年,远安的名声渐渐响了,讲它风物的文章也多了起来。只是每每读到关于洋坪夜红山那座抗战纪念建筑物的文句,我心里便像堵了块石头,有的说是纪念碑。据我小时候所见和资料考证,应该是一座鄂西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不是碑。 一 这塔曾经真真切切地立在洋坪镇夜红山的垭口,守着那条南北通衢的古官道旁,像一名被遗忘的、沉默的哨兵。而我是亲眼看着它曾立在山垭,又看着它倒下去的人。 据我多年关注,和查证史料,这塔是1943年修建起来的。记得我十二岁左右,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 这座纪念塔在垭口大道东侧一片略平的场子上,背后是苍苍的山影。听大人们说,建塔石头来自洋坪东面十几里外的红岩寺附近,红砂石红得沉郁,青石青得冷峻。一共是三十二块红石,三十七块青石,这数目,我至今记得分明。 塔的根基,是一个浑圆的红石台子,上面托着红石圆盘。盘心立着八面的石柱,每一面刻着一个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石柱上,又是一个圆盘。再往上,才是塔的主体,一根高耸的、四方的青石巨柱,正对着西边的大路。巨柱朝西的那一面,从上到下,深深地刻着一行字: “陆军第三十七师抗日战争历年阵亡将士纪念塔”。 字是端庄的楷体,一笔一划,都透着力道。我父亲识字,曾摸着那些凹陷的笔画对我说:“这都是拿命换来的字啊!” 塔身另外三面,刻着好些要员的题字。南面最显眼: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题的“袍泽哀思”;副军长张克侠题的“浩气长存”;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冯治安题的“气壮山河”;远安县县长毛懋猷的“永垂不朽”。东面和北面,则是师长吉星文撰写的塔文。开头的几句,我听大人们念过:“荆山之麓,沮水之傍,烈士之血,党国之光……” 整座塔,通体青石,立在红石基座上,简朴厚重,自有一股肃穆的气象。塔顶有四角飞檐,檐下雕着卷云纹。 以塔身为圆心,约莫两丈外,立着八根红石柱,柱顶穿着小臂粗的玄铁链子,连成一道护栏。西面是正门,容人进出瞻仰。那铁链乌黑发亮,摸上去沁凉沁凉的,我们常抓着它晃荡着玩耍。 与塔隔路相望的西侧,有座三进三出间的土地庙,后来开了茶馆。南来北往的客商常在此歇脚,喝一碗粗茶,目光越过黄土路,便能望见那座沉默的塔。塔的东侧是一畦菜地,地边栽着桃、石榴和香椿。南面垭口的土坎上,长着一株粗壮的古皂荚树。树干得要三四个孩子才能合抱,树冠如巨伞,夏日里能将整座石塔温柔地覆住。塔身在荫凉里泛着青幽幽的光。 这皂荚树、这菜园、这土地庙、这八根系着铁链的红石柱,与中央的纪念塔,共同构成了垭口上一幅完整的、有生气的画面。塔不是孤零零的,它有依有伴,有烟火气,也有草木香。每逢清明节、中元节,总有部队的人来祭扫,附近的百姓也会自发前来。我母亲曾带着我,在塔前磕过头。她说:“这些兵,都是为了护着咱们老百姓而牺牲的。”
二 一切的改变,来得突兀又猛烈。 1958年,“钢铁元帅升帐”。那八根红石柱上连接的玄铁链子,被人卸下拖走,据说送去炼钢。光秃秃的石柱失了神采,没过多久也被一一放倒,横七竖八地躺在荒草里。 次年,大跃进的浪潮还未平息,那株见证了几百年风雨的老皂荚树,在斧锯的嘶鸣中轰然倒下。就在清理树下的荆棘林时,我发现里面竟露出些石碑的边角。 我躬着身子钻进去,眼前的情形让我愣住了。自西向东,歪歪斜斜地竖着一排石碑,有些站着,有些已仆倒在地。第一块倒在地上的碑,残留的文字能辨出,是记述建塔缘起和塔体构成的。后面的石碑,密密麻麻,刻的全是按姓氏排列的阵亡将士名录。一块碑,怕是有二百多个名字。有的名字旁还注着籍贯:“河北保定”“山东临沂”“河南开封”…… 我蹲下身,用手拂去碑面上的泥土,看见“赵德山”“钱永福”“孙大勇”这样的名字,一个接一个,沉默地排列着。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些人,曾经都是活生生的啊。 皂荚树没了,石碑散了,铁链拆了,庙也毁了。原本热闹的垭口,骤然空寂下来。只剩下那座青石塔,还像一名被剥去了盔甲的将士,挺立在风雨里。 1959年秋天,我看见陈佩清老师提着一桶红漆,爬到塔下,在塔身朝南的那一面,写下了四个斗大的仿宋字:“红专农场”。红漆鲜艳刺目,覆在原本刻着“袍泽哀思”的碑面上。过了几年,红漆斑驳褪尽,石塔才重新露出它青黛的容颜。
三 然而,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 1966年,“文革”的风暴席卷了这片土地。破“四旧”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这年9月,县一中的热血青年冲击了县城的鸣凤山。风声很快传到洋坪。大约两周后,我记得清清楚楚,是9月底的一天,秋老虎还没完全退去。由区里负责财贸工作的一位领导安排,调集了洋坪体力最强健的一批搬运工人,带着绳索、杠子,来到了夜红山垭口。 他们的目标,正是这座“陆军第三十七师抗日战争历年阵亡烈士纪念塔”。 没有人能阻拦,也没有人敢阻拦。口号声取代了所有的言语。塔身上套了好几道粗绳,杠子插进了基座石块的缝隙里。号子响起,众人发力。那庞然的、沉静的、经历了二十多年风雨的青色石塔,发出一阵沉闷的、令人心悸的呻吟,然后在一阵尘土飞扬中,轰然倒塌。 石头与石头分离,榫卯断裂,刻着字的碑面重重地砸向泥土。塔顶的飞檐摔得最碎,青石碎片迸溅开来。塔身那根四方巨柱,从中断成三截。 塔,不复存在了。它倒下的声音并不响亮,却仿佛闷雷,滚过垭口,滚进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我站在路边,看着那一片狼藉,感到一种彻骨的凉。塔的不幸,实是历史的悲哀。 塔倒了,事情却还没完。那些年代,物资匮乏。这些被“革命”了的石料,成了上好的建筑材料。许多人赶着牛车,将一块块青石、红石运回家中。最多见的用途,是做了餐桌。仅我们生产队,就有五六户人家,用塔身的石块做了桌面。我曾在一户人家里见过,那桌面青黝黝的,边缘还残留着一点未曾凿净的卷云纹浮雕痕迹。人们就在这曾刻着阵亡将士名录的石板上,一日三餐,谈论着工分与口粮。 还有些石料,被用作房基、台阶、猪圈墙。我曾看见一块刻着“取义成仁”的石碑,半截埋在土里,成了某户人家菜园的边沿。
四 荒唐的岁月终于过去,大地渐渐复归清醒。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洋坪镇政府开始号召群众,将当年散落民间的塔石捐献出来,作为文物予以保护。 那时的老百姓,心思是淳朴的。听说这是文物,是国家要收回去保存,当年费力搬回去的石块,又都被爽快地送了出来。陆陆续续收集了不少,堆放在原洋坪文化站旁边的空场上。我曾路过那里,看见那些熟悉的青红石块,杂乱地垒在一起,覆着尘土与苔痕。它们像一群劫后余生的老兵,沉默地挤在一处。 我心里记挂着这些石头,曾专门找到负责城建的一位同志,建议将这些石料妥善保管起来。他应允了,说会考虑。 过了些时日,我再去文化站那边看,那一堆石头不见了踪影。可跑到镇政府大院里外转了一圈,却连一块石头片子也没寻见。后来听说三江集团的一位姓常的有识之士,设法将这些石头运走保护起来了。这真倒不失为一大幸事。 八十年代末,县里和镇上曾有三拨人,为这纪念塔的事,先后来到我家。我将自己所知所见尽可能详细地讲给他们听,还领着他们去看了当年塔基的遗址。他们听得很认真,临走时都说:“您讲得很具体,很详实,很有价值。”
五 近年,我听说三江那位叫常晓东的政协委员,花了大力气四处寻访、搜集这座纪念塔的残碑。他竟陆续找到了十八块,其中五块是塔座刻着“八德”的,十三块是塔身的。这些残碑被集中放置在洋坪徐家棚的七十七军军部旧址里,那塔身主碑最重要的两块,则被远安县博物馆收藏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得好几夜没睡踏实。 2025年冬听曹敦新老师说,几位热心地方文史的人专程来到远安,对着这些残存的碑石,一遍遍勘看,誊录上面模糊的字迹。 从曹老师提供的资料里,我看到老照片上那座塔比我记忆中还要清晰、挺拔。照片一角标着“毅弘山”三个字。原来,“夜红山”在当时被赋予了“坚毅弘大”的寓意。照片里,塔的旁边确实曾有一座“忠烈祠”。我这才恍然,当年我在皂荚树下发现的那些刻满名字的石碑,很可能原本就供奉在那座忠烈祠里。 他们拼出了师长吉星文所撰碑文的大致内容,那上面提到了卢沟烽火,转战万里,封门口、南坪集、钟祥、当阳……一场场惨烈的搏杀。碑文最后说,将烈士忠骸安葬于此山,立塔以志,是希望“登览者必有继起豪……永垂不朽”。 他们还辨认出许多题字。除了我之前记得的,还有副军长陈继淹题的“袍泽哀思”,副军长刘自珍题的“取义成仁”,以及一些不知何人所题的词句:“百载讐仇数岛夷,卢沟桥畔奋雄师。夜红山下沮江水,长绕忠魂不忍离。” “男儿热血,民族精神。保家卫国,杀身成仁。”“为抗战而牺牲死有重于泰山” 看着这些被从尘埃里重新打捞出来的字句,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垭口,看见那座青石塔在皂荚树的浓荫下,在夕阳的余晖里,沉默地矗立。 我把我记得的所有细节都告诉了周长城,曹敦新,付良新一行。临走时,曹老师说:“王老师,您这些记忆,是无价之宝。历史不只是书本上的字,也是您这样普通人的亲眼所见、亲身所感。”
六 那座塔,虽然在1966年秋天的一个日子里,被人们物理地,轰然地倒塌了。但总有一些东西,是绳索与杠子拉不倒,是风雨与时光侵蚀不穿的。就像那些散落又重聚的残碑,就像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记忆。 纪念塔还在,在远安的青山绿水间,在沮河不舍昼夜的流水声里,在博物馆柔和的灯光下,在每一个不肯遗忘的心里,以另一种方式,巍然屹立。 王永炳,一个远安退休初中老教师,能亲眼见过它的完整,见过它的倒塌,又能在暮年看见它的残躯被郑重收藏,被重新认识,也算是与这段历史,有了一份深深的缘分。 愿抗战先烈,于远安山川,得以永宁。
(本文根据王永炳老师口述,周长城整理成文) 202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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