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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洋坪前后回忆 张传德
洋坪镇是远安北部重镇,五县通衢,是连接南漳、保康、荆门、当阳、宜昌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镇上街道整齐,人烟稠密,商贾云集,四通八达,是周围各县土特产品和日用百货集散地,有“小汉口”之称。镇北有夜红山,镇西南沮水环绕,形成天然防御屏障,在军事上自成易守难攻之势。 大恶霸地主杨醒侬盘踞洋坪多年,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鹰犬。他依靠红帮“汉流”组织的庞大势力,勾结封建官僚和豪强,一手控制了洋坪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他豢养了拥有140 余人的反动武装,配有五挺机枪,一个掷弹筒,长短枪170余支,并在镇东、西、南三面修筑了“品” 字形三个大碉堡。洋坪不仅成了他的封建独立王国,也是阻挠我军解放远安、宜昌和进军大西南的一颗“钉子”,必欲坚决拔除。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人民解放军日益壮大,在歼灭国民党189万反动军队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形势发展很快,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成为主要战略目标。为了给解放远安、宜昌和进军四川扫清道路,拔掉盘踞各地的反动地方武装,我中原野战军、江汉军区、襄西支队担任了消灭荆门、当阳、南漳、远安等地反动地方武装的任务。 从1947年12月10日开始,我襄西支队500余名指战员,由支队长黄德魁率领,从钟祥县洋梓镇出发,连续作战,运动歼敌。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歼灭了盘踞在钟祥县的石牌区,荆门县的双河、盐池庙、八角庙、董家集、沈家集,保康县的马良,南漳县的李安集、包心坡、侯家集、东巩、巡检、板桥。当阳县的清溪河、观音寺等地的联防团及保安大队等地方反动武装。于1948年农历正月初九日奉令解放洋坪。 解放洋坪支队指挥部设在南漳县东巩陆坪寨。1948年元旦前后,派出侦察员陈可厚、李汉臣、刘秉喜三人前往洋坪侦察敌情。任务有二:一是摸清敌人的兵力配置,武器配备,作战部署等重要军事情报,作出“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斗计划与准备;二是放出马上攻打洋坪的风声,诱使敌人精神紧张,疲于备战,但又宣而不战,促使其疲惫不堪,逐渐麻痹、放松警惕,为我军突然袭击、一举攻克创造条件。 我三名侦察人员到洋坪后,住在上街靠近西碉的刘秉禄客栈。陈可厚隐而不露,专门观察西碉敌情;李汉臣化装成商人大老板,假冒“汉流三哥”,凭借善于交际的特点,主要活动于上层人物之间;刘秉喜则化装成小商贩以卖生姜、大蒜作掩护,走街串巷,在群众中活动。客栈老板刘秉禄当时任洋沮乡第一保保长,刘秉喜与他认作同族兄弟。在这种特殊环境掩护下,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顺利完成了敌情侦察任务,作了大量的麻痹敌人、教育群众的工作。 由于我军准确掌握了敌情,根据洋坪易守难攻的地势,按照“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的战术原则,由宣而不战到战而不宣,牵着敌人鼻子走。1947年秋季,就盛传我军要进攻洋坪,杨醒侬等人吓得要死,怕得要命,天天戒备森严,盘查哨、连环哨密如蛛网,夜晚实行宵禁,老百姓不敢随便出入。两个月的紧张空气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却未见我军打来。春节前后,戒严慢慢松懈,盘踞洋坪的大小封建把头,土豪劣绅们都在 “欢度 春节”,並互相宴请 “吃春酒”。正当他们沉浸在花天酒地之时,我军选择了这一时机。 农历正月十一日(即阳历2月20日),襄西支队由支队长黄德魁亲率一个营的兵力(500余人), 从南漳东巩出发,一天急行军130多里,计划于夜晚十一点左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洋坪。可就在部队过漳河后,沿曾家湾——古泉——刘清沟——张家湾快速前进时,不巧被躲在红岩寺的新安乡乡长“刘瞎子”知道,用电话密告杨醒侬作好战斗准备,但已经晚了,杨醒侬接到密报时,我先头部队已到达洋坪。 杨醒侬正在家里做着“共军不敢来”的美梦,接到刘瞎子告急电话,犹如惊弓之鸟,毫无戒备地带着妻儿老小和他的一群爪牙,连干粮饮水都来不及带,仓惶地钻进了西碉堡,并急电国民党远安县保安大队前来增援。 我军到达洋坪后,以“兵贵神速”的态势拉开战幕,七、九两个连迅即卡掉东碉和南碉的连环哨,将三个碉堡包围;八连渡过沮河,阻击由远安、苟家垭派来的增援之敌。八连过沮河后,在牟家庄(今徐家棚村)即与援兵相遇,速战速决,瞬间歼灭了县保安大队增援洋坪的黄忠森中队,俘敌20余人,缴获**20多支,残敌逃回远安,龟缩县城。十时许,青峰乡保安中队100多人,由恶霸李吉庭率领,抄近路逼近芦溪湾,再次增援洋坪之敌,并在山头寨子(现双路村15组)居高临下用机枪对我军进行射击。八连闻讯后立即赶回包围山寨,三排七班班长陈光亭(战斗英雄)带领两名战士组成爆破组,在我火力掩护下迂回逼近寨子,用集束手榴弹摧毁了敌机枪火力点。全连发起猛攻,打垮了敌人,俘敌20多人,缴获枪弹一部。李吉庭为了保存实力,不敢恋战,即带领残部逃回苟家垭。与此同时,我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切断了杨醒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迫使他孤立无援,成为瓮中之鳖。 在歼灭两股增援之敌以后,夜十一点左右,围攻三碉的战斗部署全部就绪。根据三碉之敌的兵力和火力,决定采用主攻东碉,佯攻西碉,监视南碉的战法,各个击破。 东碉位于镇东山头,居高临下,四周开阔,易守难攻。守敌伪分队长陈家玉,人称“陈大麻子”,兵痞出身,为人骄横,是杨醒侬的忠实走狗和得力帮凶。他有三个班兵力、两挺机枪,是敌主力。拿下东碉,即可杀伤敌有生力量一半。战斗打响后,经过一昼夜激战,我军有些伤亡。这时陈家玉更加狂妄,大喊“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战士们听到喊声后义愤填膺,决心不打下东碉,誓不下战场。为了尽快拿下东碉,支队命令用钢炮轰击。一阵猛烈炮击,炸掉碉顶,击毙了陈家玉,群魔无首,东碉残敌被迫缴械,活捉20余人。一把烈火,东碉化为灰烬。 南碉也称新碉,位于沮河边火神庙附近(今洋坪大桥头),由敌分队长向异之守备,配有三个班,一挺机枪,战斗力较弱。他们亲眼看到援兵被歼,东碉起火、知道大势不妙,逃跑保命为上策,命令战士从碉底挖一地洞,犹如丧家之犬,抱头鼠窜逃到水磨冲去了(后被召回缴械投降)。 东、南两碉被攻克,战斗胜利已成定局, 但敌骨干分子都集中西碉,火力配备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必然困兽犹斗,作最后垂死挣扎,不可忽视。 农历正月十二日,我军集中兵力进攻西碉。西碉是三碉中的主碉堡,杨醒侬的指挥中心,位于上街口(今洋坪中学旁),高20米,分五层,结构坚固,杨醒侬吹嘘它是“钢铁堡垒,固若金汤”。此碉由敌中队长杨兆玉,中队副谭进敏直接守备。碉正面对准街心,三面是大片开阔地,无依托,无掩体,难攻易守、真有 “一人把关万夫难挡”的架势,给我进攻部队造成了很大困难。 九连担任进攻主力,连续三次进攻都被阻击住,三个爆破组都被敌火力压下来,不能接近碉堡,造成战斗伤亡。支队组织股长阁振协助九连指挥,他同连长黄碧元一起亲临前沿勘察地形,选择突破点。只见街道两边都是低矮土木建筑平房,无控制敌人火力的依托和屏障,如采取强攻手段,我进攻部队会全部暴露在阵地前沿,被动挨打,造成更大伤亡。唯独“存仁复药店”是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三楼制高点与西碉正门遥遥相对,平射距离约100米左右,是理想的机炮掩体。指挥部决定,以此楼为机炮阵地,摧毁敌火力点,掩护突击队直插碉堡脚下,用炸药将其摧毁,全歼守敌。 阁振率领一个排占领三楼,在北墙上挖出射孔,配备三挺机枪。耳房三楼是一平台、有一米高的围墙作掩体,架设一门钢炮,机炮配合,向敌堡正面展开了强大的火力攻击,封锁住敌所有火力点,敌再也无力狂妄射击了。钢炮直射敌堡三楼,摧毁了敌机枪阵地。原来三楼正中有个国民党“青白天日”党徽,中间园圈是个直径30公分左右的瞭望孔。只听一阵巨响,三颗炮弹飞向“青天白日”,中间的瞭望孔顿时变成一个大窟窿,碉内霎时硝 烟弥漫,爆炸声、哭叫声、咳嗽声连成一片。杨醒侬的小老婆别宗毓喊叫最凶,她大喊, “打穿了!快堵住!呛死我了!没得法哟!”。 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连长黄碧元亲自带领爆破组,从财神庙(今洋坪粮管所住地)后墙挖开缺口,战士们披上用盐水淋湿的棉被,如猛虎般地冲了上去,迅速接近碉堡墙根。在敌火力弱的西、北面,一束束手榴弹从枪眼里投了进去。杨醒侬的手枪队员陈品衡被炸死,中队副谭进敏被炸伤,碉内男女老少哭声不止,乱作一团。 这时,我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用广播筒对准碉内直接喊话,命令杨醒侬缴械投降,并说:“如果不投降顽抗到底,就用稻草、辣椒面把你们全部熏死,后果你们自己考虑”。杨醒侬看到援兵被歼,东、南两碉已攻破,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 自感大势已去。加之他的一帮袍哥兄弟又哭又叫,苦苦哀求: “大哥,缴械吧,性命要紧呀!”在他确实想到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已成绝路时,只好打出白旗,扔出**,打开大门,缴械投降。 大门启开,我军前去接受敌投降时,敌手枪队骨干分子朱家元负隅顽抗当即被我击毙,中队副谭进敏乘混乱之机逃跑(后土改时被镇压)。生俘恶霸地主杨醒侬、县参仪员杨文伯、洋沮乡乡长张荆伯以下100多人(包括家属)及全部**弹药。俘虏押出以后,支队首长下令通知全镇人民群众打开大门,出来观看,并借此机会召开了群众大会,宣讲我党我军政策,当场宣布张荆伯、杨文伯罪大恶极,就地正法;杨醒侬押赴东巩襄西支队司令部所在地另案处理(后于镇反时被枪决);其余人员教育释放,战斗到此胜利结束。 1948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二)下 午三点,洋坪正式解放,回到人民手中。 (本文选自1988年10月出版的《远安文史》第三辑,由张传德根据阁振、黄德魁、艾廷朝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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