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 英雄远安”之五十六：“大美沮漳”远安抗战史料读后感

九子溪水

“大美沮漳”远安抗战史料读后感

常砚滴

之一：鄂西抗战中的凡人之光

      

       翻阅“大美沮漳”连载的抗战史料，厮杀声与枪炮声扑面而来。日军铁蹄肆虐鄂西大地，中华儿女却在远安这片山河间，以血肉之躯构筑起一道令敌胆寒的钢铁屏障。王大岩阻击战的血染溪流，陈云龙排长伏击横山武彥的神来之笔，北门河狮子头伏击战的迅捷如风，两战黄茅岭的坚韧不屈，夜袭当阳机场的虎口拔牙……每一幕都闪耀着平凡战士创造的非凡光芒。

       在这些生死较量中，中国军民展现出惊人的智慧与韧性。王大岩峡谷前，张琼师长残部背水一战，硬生生将日军吉罔联队钉死在河岸。陈云龙排长面对庙前阵地失守之危局，不但没有溃退，反而敏锐捕捉战机，于杨旗崖设伏，精准狙杀日酋横山武彥少将。横山之死绝非偶然，那是普通战士在绝境中迸发的惊人战术素养。

       最令我动容的，是深植于乡土、于绝境中迸发的民间生存智慧。北门河狮子头伏击战堪称经典：王连长得知敌军骑兵动向，如猎人嗅到猎物气息。“给乡亲们添道过年菜”——如此豪迈的背后，是对家园每一寸土地的熟悉与珍视。陈排长带队隐于冬日干涸的东庄堰沟渠，利用天然掩体静静等待。当日军踏上唯一的木桥，进退失据之时，冰雹般的子弹骤然而至……这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伏击，歼敌三十四名而我无一伤亡，是军民智慧与勇气的交响。

       两战黄茅岭更是将“人地合一”的防御艺术演绎到极致。初战时官兵避敌锋芒退入深山，保存有生力量；再战时，他们已将整座山岭打造成钢铁堡垒：机枪藏匿于岩石缝隙，步枪手隐于茂密灌丛，甚至巧布绊发手榴弹陷阱。五连官兵在劣势中硬是让日军碰得头破血流。当溃散的日军小队长高光在山野迷途，花台村保长邓春风带领村民将其捕获处决，这是何等朴素的民间血性与抗争精神！

       夜袭当阳机场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敌后传奇。程立志团长深入虎穴，不仅在冰河中徒涉，甚至需学习青红帮切口手势以求掩护。张茂林的敌后情报网络成为暗夜中的眼睛，引导爆破组撕开铁丝网，勇士们在火海中砍杀敌警卫、炸毁敌飞机，汽油库与弹药库冲天烈焰映红天际。这场胜利的背后，是无数无名英雄在敌后阴影中的致命一击。

       重读这些浸透血泪的文字，最震撼我的不是将领们的赫赫战功，而是那些无名战士身上的微光如何在黑暗中汇聚成熊熊烈火，是王大岩火光映照下身中三弹仍然指挥至死的连长，是黄茅岭上拖着伤腿转移机枪的王德福，是伏击横山武彥时屏息扣动扳机的普通士兵，是炸毁敌机后滚下山坡幸存的程团长，是北门河沟渠后面紧握钢枪的年轻面容……他们多是史册难寻的普通人，却在民族存亡之际迸发出惊天伟力。

       他们的故事让我思考：所谓抗战精神，绝非虚幻口号，而是万千普通人于危难之际选择的不普通，是农民放下锄头举起刀枪的决绝，是战士在泥泞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的勇毅，是民众为迷途之敌设下天罗地网的智慧……正是这些鄂西大地上无名的血肉堡垒，最终让日军不可一世的铁蹄深陷泥淖。

       今天的沮河依然流淌，黄茅岭的草木依旧葱茏，北门河畔早已炊烟袅袅。没有纪念碑能刻下所有守护者的姓名，但山河记得。每一寸和平的土地，都曾浸透着先烈们的热血与信念。那不曾冷却的赤诚穿越烽火，终成我们头顶的朗朗晴空，平凡而珍贵的今日安宁，正是当年万千无名英雄以生命押注并赢得的未来。

之二：烽火岁月里的精神内核

       “大美沮漳”连载的远安抗战史料，以较大篇幅先后记述了易学礼、刘世禄、熊为直、周文坤、温楚宝、陈相富、熊氏四兄弟等众多远安抗战老兵的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我看见了历史的细节和人性的光辉，并力图从中捕捉烽火岁月里远安人的精神内核。

       一、血肉长城：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铸炼

       读罢几位老兵的故事，最震撼的并非具体战役的惨烈，而是人在绝境中迸发的生命力。易学礼把战友遗体垒成“尸墙”时，温楚宝在野人山紧抱机密木匝时，陈相富抓住驴尾巴穿越死亡河滩时——这些超越人类生理极限的抉择与举止，勾勒出中华民族最悲壮的生存哲学：肉身可毁，心志不灭。尤其是看到易学礼从150斤壮汉瘦成80斤“骷髅”仍不屈服，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铁军”：不是刀枪不入的神话，而是被战火反复锻打却永不折断的脊梁。

       二、牺牲的悖论：荣耀背后的永恒创伤

       这些故事最刺痛人心之处，在于胜利后的漫长余生。当熊朝俭在受降台披红戴花时，可曾预见晚年提及内战时的沉默？当刘世禄们抛起钢盔欢呼胜利时，是否想到终将埋骨异乡的同伴？历史记住的是石牌保卫战“二战最大规模白刃战”的荣光，却少有人追问：那些从印度丛林中活着回来的远征军，为何在返乡路上成了“历史的孤儿”？温楚宝将远征军军装带入棺木的细节，暗示着一代人的集体困境：他们用生命守护的旗帜，最终成了需要隐藏的勋章。

       三、草蛇灰线：被遗忘的平民史诗

       陈相富的故事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抗战的另一维度。这个被绳子串着押送的“飞丁”，这个装死躲过刺刀的农民，让我们看清了中国抗战的底色：支撑起“一寸山河一寸血”神话的，不仅是“黄埔精英”的运筹帷幄，更是千万个无名者的血肉之躯。他逃亡时抓住的驴尾巴，恰似历史对平民的隐喻——在宏大叙事中微不足道，却真实承载过民族的存亡。当98岁的他戴上两党颁发的纪念章与亲人团聚时，仿佛完成了一场跨越八十年的和解：个体的苦难终于获得历史的承认。

       四、冷思考：历史记忆的断层与弥合

       掩卷沉思，最深的忧虑来自记忆的流逝。易学礼留在煤矿建设新中国的选择，温楚宝回乡务农的沉默，与各地抗战纪念馆曾经的冷清形成残酷对照。当文中记载熊家兄弟月下争相参军的豪情，现实中却连“罗汉峪阻击点”的确切位置都已模糊——这提醒我们：保存历史不是复刻仇恨，而是防止精神基因的失传。正如野人山腐烂树叶下深埋的钢盔，有些光芒必须被重新擦拭才能照亮前路。

       最后我想说，这些故事像一组棱镜，折射出抗战的多维真相：既有易学礼刺刀见红的勇毅，也有温楚宝护卫文书的坚韧；既有熊家兄弟的热血，更有陈相富的隐忍。读完这些篇章，小城的车水马龙忽然变得珍贵起来：当下每一秒钟的平凡，都是那群青年在战火中遥望的美好明天。或许最好的铭记，不是重复他们的牺牲，而是活成他们期盼的模样：在和平年代，依然拥有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勇气。

之三：抗战硝烟中的平民英雄

       抗战的宏大叙事常常被浓缩为将帅的英明决策与战场的血肉横飞，而真正托举这场民族存亡之战的，却是万千无名者的脊梁。当熊先仕用一颗杏子诱杀日军，当三千挑夫以草鞋丈量千里山河，历史的真相便在这些微末却璀璨的瞬间显现：平民不仅是战争的承受者，更是扭转历史的主动力。

       一、凡人之躯，钢铁之志：个体抗争的智慧与血性

       熊先仕的故事堪称民间抗战精神的微观史诗。这个因照顾盲父未能逃入深山的壮汉，面对刺刀抵腹的绝境，展现了中国农民特有的生存智慧：顺从的表象里却暗藏着凌厉的杀机。他熟悉家乡山水如掌纹，“能挑起两百斤担子”的体魄背后，更有着对敌人心理的精准把控。以本地狗屎杏为诱饵，借递杏之机以布袋蒙头、枪托碎颅的连环杀招，堪称一场精心设计的“山林陷阱”。

       这一细节颠覆了传统的英雄叙事：武器不是枪炮而是果实，战场不是阵地而是石板，壮举不是源于命令而是为乡亲复仇的本能。正是无数熊先仕这般“非正规”的抵抗，草根智慧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惊人力量，而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二、扁担上的中国：三千挑夫与民族韧性的集体肖像

       如果说熊先仕代表个体的爆发力，1945年远安3180名挑夫则彰显了群体的持久韧性。他们的征程始于一个朴素的信念：“前线将士用生命换来的胜利，绝不能在最后一步因我们而耽误。”背负超越物质重量的使命，他们脚踩磨破的草鞋，穿越雷区与废墟，二十昼夜步行千里送达物资。当徐州城头的老兵向这群“泥土里钻出来的同胞”哽咽着敬礼时，历史完成了最动人的闭环：是民夫与军人，共同铸就了抗战的生命线。

       这些无名者的价值在史料中得到印证：远安作为重庆屏障，十二万民众以“母亲送儿、乡绅献粮”等方式全力支前。挑夫们的扁担不仅承载军需，更挑起了“民族尊严的渴求”：穿越被炮火撕裂的村庄时，幸存者呆滞的目光刺痛了他们，也赋予其脚步神圣性。这种自发形成的责任共同体，恰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

       三、被遗忘的战场：历史叙事遮蔽的平民丰碑

       耐人寻味的是，熊先仕与远安挑夫的故事，以及陈家塝人的怒吼，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下。历史的聚光灯追逐“将帅、炮火与勋章”，而民众的牺牲常被简化为背景数字。常晓东自费十余万元收集和修葺抗战文物、重建“丁象乾营长阵亡纪念碑”的举动，恰是对历史遗忘症的抵抗：当官方叙事缺席时，民众个体却以孤勇之姿守护着历史的记忆。

       这种遮蔽具有深层隐喻：熊先仕歼敌后“钻进山林”消失的身影，与挑夫返乡时“未在徐州停留”的沉默，构成平民英雄的共同宿命。正如长征中肩扛电台的挑夫无人留名，或“七七事变”中被抽象化的“奋不顾身的精神”，平民的贡献总被纳入宏大话语而失去血肉。但历史的悖论在于：恰恰是这些“不曾扣动扳机”的人，为扣动扳机者创造了可能。

       四、杏子与扁担的当代回响：我们如何继承平民英雄主义

       重读这些故事，需警惕两个误区：一是将平民英雄浪漫化为“迷糊的乐观主义者”，二是陷入悲情叙事而忽视其主动精神。熊先仕们最珍贵的遗产，是他们在极端环境下依然握有选择的尊严：以智御暴的创造力（杏子变武器），以柔克刚的持久力（肩挑千里山河），以私济公的家国观（孝养盲父与杀敌报国的统一）。

       当代人士常晓东们的行动，亦是对这种精神的延续：当他在夜红山复刻纪念碑，出资十万保护七十七军军部旧址，我们从中见证的不仅是历史回溯，更是将平民英雄主义植入今日的精神根系。

       最后我想说：“仓皇逃下山来”的日本兵不会记得熊先仕的名字，战况统计报表里难寻三千挑夫的脚印。但历史的长河终将淘洗出真正的金子：那些在石板旁砸落的杏核，扁担压入肩骨的凹痕，为无名者重刻碑文的凿迹，都将变成民族精神河床下的磐石。

       当硝烟散尽，照亮来路的从来不是将星的锋芒，而是农人手中染血的杏核，挑夫磨穿草鞋渗进大地的汗与盐。山川记得，只因大地即是丰碑。

之四：烽火中的文艺号角与脊梁

       翻阅八十年前远安土地上的抗战史料，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竟如此鲜活：熊务民在山风中教唱《黄河大合唱》，歌声撞击着年轻的胸膛；贺锡龙带着“荆山孩子剧队”在月光下赶路，单薄的衣衫掩藏不住心中燃烧的热情；宜昌移动演剧队的青年们在断壁残垣间刷下“莫说远安远，日寇在眼前”的血色标语，字字如刀，刻进民族的记忆。

       为何在枪炮轰鸣的年代，人们却选择音符、戏剧与笔墨作为武器？

       当熊务民放下风雅的《赠花曲集》，转而创作《抗日歌集》，他的音符便不再是消遣品；当宜昌移动演剧队的青年们用简陋桌椅搭起舞台，点燃土钵照明，他们的表演便超越了艺术本身。这些文艺作品被赋予了一种尖锐的使命——撕碎迷雾，唤醒沉睡的灵魂。

       在荆山深处，贺锡龙带领孩子们排演《放下你的鞭子》，月光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颤巍巍地上台，将积攒的铜元塞入“卖唱女”手中。顷刻之间，铜钱、纸币如雪花般飞向戏台。这并非戏剧的高潮，而是艺术刺穿麻木现实的锋利瞬间。当贺锡龙宣布将所有捐款用于购置战机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撕裂了山谷的寂静——艺术在此刻显露出淬火成钢的力量。

       我们或许习惯于歌颂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却忽视了另一条同样滚烫的战线：那些在后方以文艺为犁铧深耕人心、播撒火种的无名战士。贺锡龙在油灯下编写《娃娃兵》剧本，李平在妇孺识字班讲述“匹夫有责”，张代瑾于庙会人群间传递抗战主张，朱鹏在墙壁绘制《儿童乐园》描绘胜利图景……他们用歌声凝聚人心，借戏剧唤醒良知，凭标语点燃斗志，在思想领域构筑起一道无形的精神长城。

       这群文化战士手中没有木仓支，却让敌人寝食难安。当宜昌演剧队在洋坪演出《米》剧揭露奸商恶行时，地主杨泽九气急败坏破口大骂；当他们在刘贵三的碉堡墙壁涂满抗战标语时，这位“土皇帝”如芒在背。文艺的锋芒刺痛了那些麻木的神经，也悄然瓦解着旧秩序的根基。

       更可贵的是，他们深知真正的力量蕴藏于民众觉醒之中。因此李平挨家挨户动员妇女，贺锡龙带剧队跋涉几十里山路只为一场演出，演剧队员耐心为乡亲抄写歌词。当远安城乡的孩童游戏变成“捉汉奸”，当农民在田间唱起《大刀进行曲》，当“一元献机”募捐席卷山乡，沉默的大多数终于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回望这段烽火记忆，那些音符、台词和墨迹早已融入山河。熊务民的歌谱或许已经泛黄，贺锡龙的剧本散佚难寻，演剧队的标语也终被风雨剥蚀，但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却沉淀了下来，那是文化作为民族脊梁的硬度，是精神火种穿越时空的韧性。

       当我们刷着手机碎片信息，可还记得文字曾比子弹更具穿透力？当娱乐至死的浪潮袭来，可还相信舞台曾点燃过民族的意志？贺锡龙的箴言如警钟长鸣：“世上喜读书而无书可读之人甚多，而了然于无书可读之源者几稀！”真正的匮乏从不是纸张，而是那份以文化守护家园的赤诚与担当。

       高山之上，林木之间，远安的松涛仿佛依然回响着当年的童声合唱。那些举着火把在寒夜里奔走的身影告诉我们：一个文明的存续，不仅需要疆场的勇士，更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点燃内心的星火。当文化的薪火在每一个平凡的胸膛燃烧不息，一个民族便拥有了最坚固的盾牌和最锋利的剑，那是照亮漫漫长夜的永恒光芒。

之五：远安大地无法愈合的伤口

       翻开这份沉重的记忆，就像掀开一块未曾结痂的伤疤。远安这座鄂西小城，八十年前被侵华日军的铁蹄和轰炸撕裂，留下渗血的伤口。杨仕孝老人上学路上的惊魂匍匐，程邦先一家十四口顷刻湮灭的惨剧，洪光英老人在刺刀威逼下目睹家园燃尽的绝望……这些亲历者的血泪诉说，撕开了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幕布，让我触摸到真实的战争之恶。

       日军在远安的暴行并非零星，而是系统而灭绝性的。轰炸机反复盘旋，炸弹如雨倾泻，不分昼夜地收割生命。西门街口菜市场熙攘的百姓，天主堂寻求庇护的平民，都沦为靶心。1940年11月25日的那一场轰炸，成为了程家的灭顶之灾，堰水染赤、菜叶沾肉、树枝挂衣的惨状，令人肝胆俱裂。当十九口的大家庭瞬间仅余四人，“天老爷要绝我程家”的悲鸣，是一个民族濒死的哀号。更有甚者，日军竟将程邦先幸存的堂兄在躲难地射杀，这是要斩草除根啊！穷凶极恶，惨无人道。

       地面扫荡更显禽兽本性。在崔家冲，当日军扑向林中妇女欲行兽行时，“乡公所干事杨伯先一声怒吼如惊雷炸响：‘鬼子无礼，有起而抗之者随我来！’”在他的影响下，十余难民赤手扑向枪口，用血肉诠释不屈。日军甚至灭绝人性地投下“羊毛丁”细菌弹，引发数年不息的冷病瘟疫，幸存者倒毙于无声病魔之手，这分明就是精心策划的种族灭绝。

       目睹洪光英老人的故事，我久久无言。六十五岁的她因一双小脚和半生积蓄的柏木棺材无法逃亡，在刺刀丛中为日军做饭受尽屈辱：米被戏弄翻搅，刺刀在颈边游移，被迫亲尝每一口饭菜的验毒酷刑。日军在祖先牌位前啃骨抛肉，用她的绣花枕巾擦靴，竟对着水缸撒尿。当她蹚过刺骨河水躲藏，回望宋家老屋在烈焰中崩塌，那口柏木棺材燃烧的爆响，是她半生尊严被彻底焚毁的丧钟。

       然而，黑暗从未窒息所有光芒。杨伯先那声反抗的怒吼是用生命点燃的火把；牌头岗两名砍菜士兵的本能举枪，竟击落嚣张低飞的日机；白云寺的邹海顺虽遭出卖灭门，却留下不屈的证词。这点点星火，映照出人性在极致压迫下的高贵与尊严，是他们用肉身证明了这片土地的不可征服。

       最令人窒息的是琐碎的日常如何骤然化为地狱：程邦先记忆里“菜叶上的血迹、树枝上的衣片、空中的烟雾”；张德谟笔下春节沦为“过劫”的景象——讨米无路，哭天抹泪；旧县街吴大勇眼睁睁看着家园被烧成白地，日军糟蹋粮食的行为让白花花的米倒进河里路上，与废墟一起构成绝望的图腾。翟泽仁家后院至今悬着烧焦的檩子、断壁上留着熏黑的印记，这是岁月也无法抹去的罪证。

       这些血泪的文字，是一份份沉甸甸的交接。它们不是冰冷的档案，而是滚烫的、带着亲人余温的生命印记，是幸存者替亡灵发出的无声控诉。历史课本中的“三光政策”四字，在远安化作了西门街口的血泊、崔家冲的弹痕、宋家老屋的灰烬。遗忘，是对亡者最大的背叛。

       掩卷深思，悲愤难平。这份记忆的传承，绝非是为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扎根于真实的历史土壤。远安的悲剧印证着一个真理：和平不是天赐的礼物，而是需要无数代人铭记苦难、守护良知、警惕人性之恶的永恒事业。

       唯有记得那些染血的菜叶、烧焦的檩子与婴儿的哭声，我们才能懂得：和平的代价竟是如此巨大。

                                              （2025年10月4日成稿于长堰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