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难忘的记忆——远安县唯一幸存的红军战士杨和清同志回忆录

九子溪水

    杨和清又名杨文甫，1911年生，远安县茅坪场镇铁炉湾村人，小学文化，中共党员。自1927年起，历任儿童团长，中共远安特支、远安县委交通员、红军八师警卫营二连一排排长，九师政治部警卫营破获科科长，八路军120师政治处裁判所所长，保卫大队队长，陕甘宁边区稽查处大队长。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大小战斗60多次，是出色的双枪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33年1月，其父杨天炎在他随红三军独立师撤离远安时，被"五县联防"官兵活活整死，母亲、三弟、二妹，都在逃到呼儿寨山林中7个月后活活饿死。二弟杨文诗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牺牲。1948年底，随军解放了宝鸡市，并于1952年转地方工作，时任宝鸡市百货公司经理。1961年接回家乡，回乡后，不以老红军自居，除了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劳动外，还经常为中小学生作报告，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1981年1月被选为政协远安县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病逝。他是远安籍红军战士唯一幸存者。

                                   远安县籍老红军杨和清同志的回忆录

                                    (1930--1961年）

         接到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湖北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两封信，要我撰写革命回忆录，我感到很荣幸。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情如实地写成材料，留给党、给人民。这的确是我们的又一光荣政治使命。

       我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以前的一九三零年，一九三一年是南安游击队和远安游击队的队员。还搞过“交通员”和童子团长。

       我参加红军是在红三军独立师。其中有些小变动，但也一直没有脱离贺老总的部队。跟随他干了20多年，在湘鄂川黔粉碎国民党的几次反“围剿”作战，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八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四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我都未掉队。前后走过13个省，参加过36个大中型战役、战斗（土地革命时期25次，抗日战争9次、解放战争时期4次）。干了29年的革命，打了21年的仗。在部队当过班长、排长、破获科长、稽查队长等职。一九五二年从部队转业到陕西宝鸡市百货公司任经理。一九六一年离休回家。今年71岁。

       我在枪林弹雨里过了20多年。自己给自己总结：一是听党的话，二是不怕死。由于我没有文化，参加了，看见了，但写不击来。同时自己是个小兵，知道的不全面、不深透。不管怎样，我还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回忆一些，表示感谢党没有忘记我，中央没有忘记我。再者，我回忆一些资料，起码给后人是个留念。

一、我参军前后所经历的几件事

     （一）、成立南安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黄冠柏带领他的游击队在我们这里活动了半年时间。这里是他的家乡。他和一个叫刘宗新的领导在我们杨家湾和黄柏寺一带住的时间较长。他们在这里的活动，主要是串联发动革命青年参加地方游击队，打富济贫，消灭匪患，为建立革命根据地打基础。经过他们的努力，在荆、当、南、远这块边远的土地上动员了50几个青年男子。同年4月，在大堰垭集合，秘密举行成立大会。

       刘宗新首先在会上教育我们说：“我们今天成立游击队，正式向反革命、寄生虫们开展武装斗争，这个游击队的名字就叫南安游击队，请苏金山当队长、汪克勤当指导员，他们都是打仗出身，有经验，请大家服从指挥，请大家欢迎他们！”

       大家的掌声息了，刘宗新又启发大家说：“你们决心参加的，不怕死的，不投降的，就请大家举手表决心！”他的话刚一落音，我们大家都一起举了手。接着黄冠柏引导我们高呼口号：“为自己，为穷人自动起来干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当游击队员光荣！”等。

       这个游击队成立以后，有时和黄冠柏的游击队在一起活动，有时单独活动。游击队开始都是土武器，到年底才有8条枪。第二年发展到十几支，这些枪都是刘宗新、黄冠柏帮助从外地弄来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因为武器奇缺，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不太大，主要是在荆当南远四县的边缘山区。在这些地方捉了一些反动土豪劣绅，打击了一些土匪和大刀会，为建立南远革命根据地和实行武装割据创造了一些条件。

     （二）、贺龙开狱救人和帮助建立远安县游击队

       一九三一年夏，我的叔爷杨志香的秘书孙德昌失密，远安县保安队长严子泉出马逮捕了上级派到远安工作的李默然和远安的地下党员杨志香、熊国龙（后来才知他们是远安县的特支委员和县委委员）等。他们被囚禁远安城监狱以后，国民党远安县政府对他们隔离审讯，软硬兼施，用尽各种酷刑，但没有从他们的口里得到组织线索和地下党员名单。

       这年农历八月初一日，我给杨志香爷爷送棉衣到远安城监狱。回家途中，在洋坪寄歇的那天夜晚，街上驻了几千军队，街上和乡下的财主们早就溜光了，我才知道这军队是红军。深夜，我找到一个挂短枪的保卫人员，向他申述我爷爷和其他几个人被国民党关进远安城监狱的情况，请他们要营救这些人。那位挂盒子枪的红军听后，点点头，还详细考察了我的身份，要我站在门上，听他的回话。等一会儿，他要我同他一块儿进去，那个长官见了我，很和蔼地叫我坐下，要我把远安城监狱的情况和关进监狱人员的情况再重复一遍。我说到李默然、杨志香、熊国龙都在坐牢时，那位长官好象很熟悉他们的名字。又翻了自己的本子看了一下说：“希望他们能活到明天就好办！”那个长官最后还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个人身份。当我说到我是游击队交通员和共青团员时，他高兴地站起来拍着我的肩表扬说：“好小伙，真勇敢！”这位长官直到我参加红军后才知道他就是贺龙。

       第二天，我同部队一起开过早饭就奉令当向导向远安城进发。

       头天夜晚红军到洋坪时，远安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窜到鸣风山后山去了。那个保安队也不敢困守城内，埋伏在北门河黄土岗山边，企图阻击渡口。谁知红军在离渡口两里远的浅水处奋勇趟过了河，并堵住了敌人退路，以少数兵力朝渡口诱敌。这个“口袋”战术统住敌兵，保安队被打死40多人，生俘30多人，活捉了队长范白木（第三天处决）。

       原留守四方城门的敌兵也逃之夭夭，红军进城未攻而克。部分红军进城后，在街上贴满了标语，首长们住在"永茂鸿"铺店。首长们要我引路，他们亲自带着警卫部队到监狱砸开了牢门，救出李默然、杨志香、熊国龙等40多人的所谓“政治犯”。被救出的人个个热泪雨落。有些青年当时就参加了红军。

       在开狱救人的同时，部分红军去没收了城内徐万顺、俞万兴等几家土豪的财产。没收的光洋、铜元、布匹由红军处理，粮食、食盐、煤油、杂货分给了城内贫苦农民。

       晚上，首长们在"永茂鸿"处召开了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李默然、杨志香、熊国龙也参加了。会上，贺龙首先表扬了李默然、杨志香、熊国龙在狱中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接着奖了他们四支枪和一面锦旗。锦旗上写着，“争做英勇不屈的革命人”十个大字。在奖发**的时候，因为是三支长的，一支短的，贺龙风趣地对李默然说：“来！发你们三支半，嫌少就找白军摊！”逗得大家都笑了。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三支半枪”的由来。会议最后研究了四个问题：一是回洪湖途中的战略部署；二是大力宣传红军宗旨，继续扩大工农红军；三是巩固苏区，发动群众起来打富济贫（打大的．顽抗的）;四是发动群众抗租抗税，努力发展地方游击武装。

我参加了打监狱，还放炮竹。会议的情况是志香后来告诉我的。

       这次红军在远安驻了三天，就分途打当阳荆门回洪湖了。

       杨志香、李默然．熊国龙等被救出狱以后，根据贺龙的指示，领着四支枪和几盒子子弹，在远安的东青、福河一带发动贫苦青年50余人，同年十月在四县交界的泥龙垭宣布成立远安县游击队。队长熊国龙、副队长周炎谟，指导员李默然。游击队下面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杨文诗，二分队长刘登贤，三分队长田顺典。这年十一月，杨志香把我从南安游击人调到远安游击队二分队当战士。

       游击队的活动方式，都是昼伏夜出。

       一九三二年农历三月初三，我们远安游击趁在泥龙娅赶庙会的机会，杀了刘月清、周诒科、周开选、赵鼎修四个土豪劣绅，并没收和平分了他们的财产，激发了贫苦农民的革命斗志。这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大闹三月三”。我们那次是从南漳的杨家峡星夜赶到泥龙垭的。我们游击队还打击了南漳邓春台和远安曾楚碧大道会及反动地方武装。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三军独立师进驻南远。帮助我们整编队伍，配备武器，把南安游击队、远安游击队和西河游击队合编成为南安游击纵队共500多人。队长苏金山，副江长袁容武，指导员汪克勤。

       一九三三年元月中旬，我就随独立师进入湘鄂边。南安游击纵队的最后情况就不知道了。

       随独立师进入湘部边的远安籍的红军战士有：董学观、周诒化、周诒丹、周诒秀、董能贵、郑太和、王东平、王有贵、李勋臣、蔡维雨、蔡志圣、赵德胜、易先重和我们两弟兄（杨文诗、杨和清）共20多人。杨文诗的妻子，我在延安见过面，其他到鹤峰就分编了，一般后来都成了烈士。

     （三）、南安县的组织建设和武装斗争

       红三军独立师是一九三二年十月，洪湖根据地丧失时从荆门，当阳到南远的。

       独立师未到南远以前，黄冠柏、汤富林就率荆当远独立团，在我们这里指导南安、远安游击队进行游击活动。独立团还在竹马沟的郭家湾建了一所枪械修配处，在那里修枪配件，充实地方游击武器。还支援西河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活动和进行了荞麦岩战斗。因此，当时国民党称我们这块地方为“**窝子”。实际当时这几支小游击队是独立困的前哨后援力量，游击活动比较频繁。

       独立师来后，独立团就合编到独立师开展活动。总计约2500人。师部开始驻在竹马沟，后流动于大堰塘、黄茶院。这块地方当时属南漳，它是南、远、荆、当四县交界的一块边缘山区。交通十分闭塞。这块地方有大山，有小河，有良田，有森林，有无烟煤矿。更有党和革命群众的活动基础，是荆当远独立团和几支游击队的根据地。独立师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就提议把这块地方的党组织和游击武装合并，共同抗致，共同建成一块根据地。这样，就在黄茶院成立了南安县委会，南安县苏雅埃政府。把原来的南安游击队，远安骑击队和西河游击队合并编成南安游击纵队。还成立了南安县赤卫队、手枪队和妇女协会。

       县委书记是郑必清、黄冠柏（郑前一年就在这里搞地下活动），正副县长有谢邦槐、赵鼎宪、周武谟，纵队队长是苏金山（红军中的），手枪队长也是谢邦槐（洪湖来的），妇协主席何观音（洪湖来的）。县苏维埃下面还建立了大堰塘、竹马沟、尼龙垭等13个乡苏维埃政府和乡赤卫队。在建立运些组织的同时，广泛宣传红军政策，发动了一批青年参加了红军。红色政权一建立，在独主师的支持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东起南漳的东巩，南至当阳，北抵保康段江，西到宜昌县的黄柏，数月内游击区域的范围达300余里。在这些地方共捉拿土豪劣绅、反动官吏400多个，其中处决60多个，烧田契4000多件。分粮食数千石，没收了大批财物和银元。这些实物解决了当时红军的供给和贫苦人民的生活。更加深了人民同红军的感情。几月内，这里烽火连天，形成了以黄茶院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南安游击纵队配会独立师，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与国民党反动军进行了3场大的战斗：

      一是朝天观战斗。朝天观又叫青天寨，它高耸云间，在主峰上可眺望荆、当、南、远四县连片山区。地形险要，是反动豪绅周诒恒，邓春台在上面用青石筑成围墙，成为他们的享乐别墅和欺压人民的地狱。在那棵大栗树上吊死打死的革命群众数十人。上面当时驻守邓春台的反动大刀会众300多人。独立师的一部刚驻大堰塘，远安保安团头子严子泉，受邓春台勾结，带“五县联防”300人枪（一部）,妄图同朝天观的反动大刀会众内外夹攻大堰塘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苏金山、周武谟率南安游击纵队借当地农民周远景结婚婚娶亲之机，把武器藏于花轿座底和箱柜之中，队员们扮着轿夫和抬嫁妆男丁，一路吹吹打打，越过敌人包围圈，抢占了朝天观制高点。这时，红军一面打击妄图包抄之敌，一面掩护游击纵队冲杀观顶的反动大刀会。游击队居高临下，枪弹、擂石一齐掷向顽敌。顽敌大部被歼。苏金山带兵剿入匪巢，打死大刀会众100余人，收缴步枪、大刀数百件。严子泉等敌兵抱头鼠窜，又被红军击毙40多人。朝天观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士气，振奋了人民。当地群众杀猪宰羊，敲锣打鼓慰劳红军将士。

       二是远安城战斗。朝天观战斗胜利结束后，南安游击纵队就配合独立师攻打远安县城。星夜，独立师之一部兵力分三路向东门、南门、北门同时激战（西门有河，易守难攻），城内刘湘的一营正规军和县保安团马上应战。约交战两小时，红军正准备伸梯入城时，驻守在望城岗的游击纵队向红军送来情报，说“五县联防”之敌驻进茅坪场，有增援敌军包围红军之势。这样，红军便决定弃攻而退，掉头痛击茅坪场“五县联防”之敌。

       三是月溪畈战斗。红军退出县城战场后，神速转战茅坪场。刚到月溪畈，就与敌人接火，这里敌军是“五县联防”之一部——宜昌保安团。是牛副司令亲自指挥的。经过激烈战斗，红军把这股敌人全部包抄歼灭，共死伤200多人，只潜逃牛副司令一人。

       为寻找红三军主力，一九三三年一月，独立师从远安经宜昌雾渡河开赴兴山。打兴山县城，又打长阳资丘。二月与红军主力会师于鹤峰走马坪。

       独立师离开南安后，南安县的党、政、军、民继续坚持打了数月的“反围剿”斗争。

     （四）、我参加了红三军第四次内部肃反

       一九三三年元月，在南远活动的独立师经宜昌雾渡河到了兴山。刚到兴山就击溃了兴山的保安团，获枪一百多支。我们在兴山的红匮乡过江，到了长阳的资丘。

       一九三三年春，在鹤峰的走马坪与从豫西南绕来的红三军胜利会师。因二路红军在沿途均没有休整和扩充的机会，两路会师时总共不到一万三千人。那时，我们的独立师改为八师，师长仍是卢冬生。

       会师后，喘了一口气，我们红三军一齐从与湖南交界的麻坡出发，到了湖南的桑植及江垭一带，击溃了周矮子、罗效之两个旅对我们的围剿。此战我军又大捷，共获枪一千多支。这是贺龙同志与执行错误路线的夏曦在作战原则方面斗争的初次成效。

       贺龙同志在作战原则上，肃反问题上，对敌斗争策略上，以及要不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四个方面与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夏曦作了坚决的斗争。这里我讲一点亲身经历。

       我们在鹤峰的走马坪与红三军胜利会师的时候，正是夏曦搞第三次“肃反”结束，第四次“肃反”扩大化开始。第一二次是在洪湖，他们把许多地方机关和军队的干部捕一批又一批，一直捕到根据地失守，洪湖老百姓要跟随红军一路突围时，夏曦竟采取镇压手段，命令部队用机关枪打。在鹤峰，把当时在湘鄂西党内不同的争论，统统说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把“肃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还制造“革命势力愈大，反革命愈团结，阶级斗争越强烈”的谬论。他们把曾经反对过他们的人，在工作中有错误缺点的，都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联系在一起，混淆矛盾，夸大敌情，给许多同志扣上“改组派”、“第三党”、“AA团”、“国民党”等大帽子。并且采取逼供信和株连的办法。使“肃反”扩大化愈演愈烈。

       他们控制下的各级政治保卫局，有独立的工作系统，几个人和“肃反”人员一决定，就可以捕人和杀人，不要党的集体领导和批审。当时红三军有一个政工科长叫江奇，在鹤峰就采取这种办法，捆了我们排以上的干部一百多人，我也参加捆过。杀了我们原独立团的团长吴运堂、参谋长黄光柏等四个领导干部。

       眼看一些无辜被杀的同志，贺龙同志以无私无畏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刀保了一批干部出来。有一个叫刘林的干部，就是贺龙同在刑场上救出来的。贺龙同志救了不少的同志。三月我们部队到金果坪，夏曦、江奇背着贺龙同志，以“分裂红军”的罪名把九师师长段德昌和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同志杀害了。因这两个同志曾多次指责过夏曦的错误路线。

       贺龙同志听说后，还大哭了一场。

       江奇是大地主出身，真正是国民党派来的。后来在麻水被我军处决了。因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气愤，用十二把刺刀把他戮死后，还挖出了他的心肝。

       夏曦执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干部、优秀党员先后遭到杀害。正如以前段德昌同志给他总结的：“你有什么很？把红军搞完了，把苏区搞光了！"的确给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灾难。如三三年全军锐减到只有三千多人，几乎频于毁灭的边缘。许多指战员不知今死明亡，何谈积极性、主动性和民主生活。许多指战员焦急不安。在这种紧要的关头，我亲眼看到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一方面指挥我军同敌作战，一方面教育干部忠于党的事业，紧密地团结起来，忍受和度过当前的困难。他在对我们的讲话中说：“不要在作战中跟中央失去了电台联系。中央和毛主席的‘交通’一定会来的，来了就会有明确的指示和措施。不要紧，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一切情况都会变好。”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坚定的革命信心，鼓舞全体同志团结战斗，继续前进。

       贺龙同志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和暂时的挫折面前，丝毫没有动摇过。这里又使我回想起了一个故事，就是在三三年底，蒋介石趁我军困难之际，一面重兵压境，一面派来一个反动政客熊贡卿对贺龙同志进行游说“策反”。熊贡卿到恩施后，以昔日好友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派梁素佛到红三军驻地面交贺龙同志。信中说，一是述旧，二是帮助解危。当时贺龙同志认为这是对革命者极大的侮辱，但为了弄清敌人对我军的策化情况，经中央分局同意，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没几天，熊贡卿带着礼物来到红三军驻地。他胖如肥猪，开始我们用担架“护送”他与贺龙同志亲自谈话。贺龙同志全部了解他的阴谋，还从他口中了解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和对红四方面军进行破坏活动的许多重要情况，认为这个人不能让他回去。于是命令廖汉生同志将他逮捕了。那时廖汉生同志是贺龙同志的警卫排长。第二天我军从恩施的茨岩坪到桑植途中的三垭口，贺龙同志召开全军指战员大会，他在大会上向我们讲：“今天我们要枪毙一个坏蛋。”指着熊贡卿，“他是来劝降的，他是奸细，这是对红军极大的侮辱，再多的钱，再高的官，再大的地方也买活不了我们，再大的困难也压不垮我们红军。”讲完了话，就命令二十五团团长刘开绪同志将熊贡卿处决了。

       贺龙同志对国民党的策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他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和对敌斗争的坚定立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人诬蔑他说“贺龙变了。”我说“他不会变，是别人害他的。”为这句话，“造反派”还找了我的麻烦。

     （五）、贺老总反"左"

       贺龙同志，一向是争取进步势力的，分化瓦解敌人的，与夏曦的错误路线恰恰相反。三三年夏天，我们从湖南的桑植回到湖北的宣恩。这是因为贺龙同志听说宣恩的黑鱼洞驻有五百多人的“联友会”，也叫“神兵”，他们也是抗租抗税，没有枪，光是梭镖和大刀。贺龙同志听说了便对部队说：“我们去的目的，不是打他们，是要争取他们。我们的人员，现在要扩充，愈多愈好。”结果按贺龙同去的指示办，派人去争取他们，恰恰他们也想靠拢红军，于是便丢下梭镖，换上**，编为特科大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夏曦听说，认为这是“右倾”。夏曦不但搞了四次“肃反”扩大化，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极大的灾难，还要放弃湘鄂西的斗争，到川陕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贺龙和关向应同志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基点，然后由点到面，逐步开展工作。在烧巴岩召开的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被迫接受了这一正确之路。我们就在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在湘鄂川黔边境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武装，恢复和发展了恩施、宣恩、建始、咸丰、利川等县的苏区和游击队。但夏曦在鹤峰等地巩固苏区时，又不执行贺龙同志和关向应同志所提的正确主张，把苏区游击队和地方干部都编入红军，使苏区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失去领导和依靠，因此发展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实现。

       一九三四年六月，贺龙同志从部队调了一大批干部来做地方工作，在黔东建立根据地。如贵州的印江、德江、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县，都建立各级苏区政权，成立赤卫队、游击队。由于贺龙同志的坚持斗争，错误的“肃反”政策也停止了。在红军队伍中开始恢复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机构，还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我就是那次被提拔到八师（原九师）警卫营二连一排当排长的。夏曦的错误路线一停止，各项工作都热火朝天，创造了横直两百余里的黔东根据地，也使我们得到了休整，并为红三军六军团的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一九三四年十月下旬，我们红三军全力出动，接应了任弼时、萧克所领导的红六军团，因为他们在贵州的甘溪被敌人截成数段，损失很大。十月底，终于和红六军团在贵州的印江县胜利会师。并在贵州和四川交界的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会师后，两军亲如兄弟，会餐、演戏、开会，并休整了五天。红三军给六军团送粮、送肉、送稻草，还给六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了乘马。因为红六军团是中央红军突围长征的先遣部队，贺龙同志怀着崇敬的心情要任弼时介绍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和中央红军在各方面的经验，从而提高了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思想和水平。这个会师，加强了领导，集中了兵力，为旋回湘鄂西川黔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此次会师后，红三军恢复原“红二军团”的番号。

     （六）、再进湘西

       我们在南腰界休整五天以后，就向湘西挺进。十一月初，红二六军团顺利攻克了永顺城。这是湖南军阀陈渠珍派周矮子进犯的三个旅。贺龙同志认为只有消灭面临的敌人才能在湘西立足。决定用诱放深入的办法，指示红二六军团又撤出永顺城。撤退时，我们红二军团拿出了五百多块光洋给永顺城的群众，叫等红军撤退后，把永顺西边的那座大木桥烧掉，打完仗后再修。我们撤出后，边打边退，引敌尾追。最后，红军退到离永顺九十多里的十万坪，把兵力分布在两边山上埋伏，等敌追来。黄昏，果然敌人上了网，并准备在包围圈里宿营。这时，我军回击，向敌人猛烈进攻，敌人穿的力士鞋，我军穿的布草鞋，敌在下，我在上，我们手榴弹，机关枪直射不停，敌人被击溃，丧魂失魄，到处乱窜。只经过两小时的激战，敌败后退。贺龙同志预料敌人要从原路退到永顺城，便马上派我们一个师从小路猛进。他们不得过桥，被我军击溃了一个旅和一个团。俘敌二千多人，无线电台四部，获枪二千多支，还有轻机枪十六挺，子弹、马匹及各种军用物资无数，使我们得到了充足的装备。

       此战大捷后，我们又马上乘胜占领了桑植、大庸、常德、桃源等县城。并在桃源速战速决，打垮了罗启江的三十四旅，俘虏和得枪一百多。在一九三四年里，我们老是打仗。

       在胜利的形势下，贺龙同志指示部队抽一大批干部下到所占领的根据地，宣传红军宗旨，宣传苏维埃政府政策。建立县区各级临时政府，清剿地方武装，掀起烧契约、分田地的运动。这时，湘西各地地方武装都普遍建立起来，大量扩大了红军队伍。当时扩大的红军约占原红军队伍的一半。

       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等同去的领导下，我们在湘西取得节节胜利。不仅粉碎了敌军对我们的“围剿”，还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围堵部署。因此，再进湘西，对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具有战略意义。

     （七）新的起色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二六军团在湘鄂西川黔反“图剿”，每次战役都打得有声有色，接二连三地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也增加了新的活力。这是因为党中央确定毛主席居于全党全军主要领导地位以后的结果。毛主席当时指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要采取疲倦、迷感、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条件。当时，我们红二六军团规定从干部到战士都要学习和记住毛主席这一作战方计。把它作为今后取得胜利的指南。并且根据中央的指示，还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为委员。部队精神面貌大大改观，形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斗堡垒。

       这时，蒋介石见我军二六军团在湘西根据地声势大震，便调了他的优势兵力陶广、李觉、张振汉、陈耀汉十万兵力，向我军迎面逼近，先后占领了大庸、永顺、桑植等县城。妄图把我军压缩在狭小的地区加以消天。中央分局认为我们在狭小的地区与敌军决战是不利的。于是，贺龙等同志决定，放弃内线作战向敌军左右或后方突击，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这一决定，使我们连战皆捷。

       四月，在桑殖陈家河击溃了敌军五十八师张万兴的一个旅。接着又在桃子溪把南逃的陈耀汉部消灭了一个师和一个旅。这次，只跑出了陈耀汉和他的一个特务连。两战共获枪五千多条，俘虏三千多人，炮五门以及大量子弹，还有无线电台等。在陈耀汉被迫南逃时，我军指战员从陈家河到桃子溪的路上，冒着大雨急紧行军一天多，走了一百多里。虽衣冠全身淋湿，但战斗情绪异常饱满。我们由退却位置一跃而居进攻位置。乘胜收复了桑植城和许多根据地。

       虽数战接连胜利，但根据毛主席来电指示，贺龙同志认为要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取攻势，更有利于全面歼灭敌军。于是在三五年六月上旬，红二六军团，在贺龙等同志的率领下又挺进了鄂西。开始用一部分兵力包围宣恩城，其余的大部分则隐蔽离城二十几里的地方，引敌消灭。果然张振汉怕宣恩失守，带领九个团的兵力钻进我二六军团设计的工事口袋。在龙家寨我军全力猛扑，活捉了师长张振汉，歼灭了他六个团的兵力。获枪二千多，鬼头刀一千多。不久又在板栗园歼灭了谢彬的八十五师。在与八十五师激战的时候，上级命令要活提谢彬。我们见谢彬已受重伤，身体肥胖，不能行走，只得将他军衔摘下，砍其头，提交师部。接连又在巴焦宅一战，又一举击溃了陶广纵队的十个团。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半年来共打了大小三十几仗，粉碎了敌人八十几个团的围攻。

       这时，贺龙同志又根据毛主席指示，集中主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湘津市、澧州地区扩大战果，发动群众没收地主恶霸财物和粮食，扩充了三千多名新兵，开辟广大的游击区，使红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锻炼。

       在湘鄂西川黔与敌斗争的三年，完成了牵制进攻中央红军的敌军战斗任务。这是贺龙同志深刻体会和善于应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结果。

二、长征路上的片断回忆

       我们二六军团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开始长征的，三六年十月底到达陕北。整整一年，征程两万余里。

       我们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红四方面军已进入川康。我们为什么要长征呢？因为蒋介石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我军逼近。妄图把我们消灭在龙山、桑植、永顺等地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长征时，我在九师政治部警卫营破获科任科长，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长征开始，二六军团分两路行动。二军团夺取湖南的辰溪、贵州的浦市镇以后，广泛宣传，发动群众，又扩充了几千红军，筹了大批的粮款。这时敌人凑合五个纵队，由“围剿”改为“追剿”，贺龙同志为疲劳敌人，连续几天向东南急行，把追剿的敌人全部吸引过来，在贵州的便水歼灭李觉一千多人。

       一九三六年元月，我们红二六军团到达贵州的石阡、江口地区。在根据地掩护红八师，也在那里与我们红军主力会合。会合后，我们红二六军团继续西征，经贵州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翻过云南与西康的雪山，一路冲杀，六月底到达西康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以后，红二六军团称二方面军。七月份从甘孜出发，经西康东北的东谷和四川西北的阿坝，越过了雪山草地，走了五十几天。九月初到达哈达铺。一九三六年底在甘肃会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历时一年，行程二万余里的伟大长征。

     （一）在云南打了一个便宜仗

       我们二六军团在云南打了一个便宜仗。

       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派出孙渡一个师的兵力，在离省城约四百里的宣威，一面守卫在那里的军事仓库，一面企图歼灭我红军。我们的师长郭鹏和政委廖汉生同志率领我们前哨部队前去分散敌军主力，牵引后退，反扑围攻。我们刚进宣威郊区，接近敌人防线进行攻势后，敌军便向他的轰炸机以火为计发出了信号。我们这时也神速向敌机发出了信号，在敌军防线的阵地上点着大火，混敌视线，牵敌后退。不一会儿，敌轰炸机出现于上空，旋回投弹扫射，向他们自己的主力军猛烈轰炸。这时，我们早已按预定的地方撤退了，埋伏在山沟里。当敌机发现自己失误时，他们在郊区的追剿敌军，将近被他们自己消灭一半。有的却鼠窜回逃，迷失了方向。这时我军冲锋号四起，龟缩的敌人惊慌失措，全被我军消灭。此战共搜获各种**二千条，子弹及手榴弹无计其数。

       在这个便宜仗中，还缴获了我军在长征中所需要的物资——过雪山草地除粮食外，还不能离开的辣椒面、茶叶、食盐。因西康及草原中的水有毒，我们攻克敌军之后，打开他们仓库，备齐了我们所需要的物资。那时，我们师首长向战士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兵不是兵，身上六十斤。”其实十斤茶叶，十二斤辣椒面，十二斤食盐，十五斤粮食再加上自己的**行李等，哪止六十斤！本来每个连都至少有一两匹牲口，但它是驮重型武器和伤兵的。虽我们每个战士都超过了规定的重量，但个个信心百倍，奋不顾身，甘愿重负，坚决冲锋

     （二）、“捉猪”和投枪

       我们红军毁枪与换枪是经常的事。每经过一次战役总要把缴获的**和自己的**比比，好的带上，次一点的给苏区，坏的就毁掉。记得我们从桑植出发的时候，就用煤炭把坏**全部烧掉了，一连烧了几天。

       原来，我们打算从云南过河直接到四川边境，因那边有四川军阀刘湘的敌军所阻，逼使我们只得从金沙江渡过。金沙江对岸驻有刘辉的一个营。清晨，我们七师的先遣部队化妆过江，暗袭控制住了敌军的哨兵。敌军还在像猪一样在睡大觉。把他们扣在屋里后，用一部分兵力围守，另一部分随即通知我后面几连的战士，全部上好刺刀，猛扑寝室大喊：“不动不杀，谁动就杀谁。”他们一个个睡在床上，不敢动弹。我们搜缴了他们全营的一切武器及其它我们所需要的物资。像捉猪一样捉拿了他们排以上的干部。等我们部队全部渡过了江，才释放了被俘的全部敌军官兵。我们戏称为“捉猪”。

       那次渡江比较顺利。我们的牲口真聪明，它们都都漂在水上自己泅，直朝着我们自己的队伍奋力游去，没有一匹失误。

       听说敌军有几个师，前不久因狂风巨浪都把他们翻在江里。我们那次只翻了一条船。

       我们战士的身上那么重，牲口通过渡江又十分疲劳，搜获的子弹、机枪全部带上，其余的枪怎么办？总不能好事敌人，只得全部投入江中，那次共投了三百多支枪。

    （三）、两天四季

       云南的夏天，天气十分闷热，好像背着一个火炉在前进。过金沙江后，又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了青云州。在青云州向前望，半年以前就望到的那座大雪山越是高大了。果真雪山白皑皑的。雪山如何过呢？心中又高兴又焦急。青云州有个德国的天主教堂，他有大批的蜂蜜，便用三百块银元向他们买了几千斤蜂蜜。听说蜂蜜一能御寒，二能增加呼吸的抵抗力。本来我们带了部分医用氧气，但还要以防万一。

       雪山又高又险，在山脚下看不见山顶，在山顶上望不到山脚。听当地群众说，这座山一上一下要走八十几里路。

       走了一天半的雪山，山上什么都没有，只见厚雪薄冰。只有在避风和没有雪的山谷里，才能看见刚发出的两寸深的草芽。一路上，山势陡峭，道路窄狭，有时还要整修道路马才能过去。战士们拄着拐杖，互相搀扶，脚步搅起滚滚雪片，艰难而坚定地前进。一不注意随时都有摔下山的危险。烧火没有柴，吃饭和宿营都成了问题。宿营的叶候，只有把地面打整一下，一个班一个班排挤成一个堆，背靠背地坐在背包上，几个人展开一床被单盖在自己的头顶上。少量地吃着包中的干粮。挨饿受冻坐一夜，天亮又继续行军。下山了并不比在山上容易，走完了深雪又是一片薄冰地，一滑十几丈远，不过危险性小了。这时，师部传来指示：每匹马驮的东西，都要全部卸下，武器各连负责设法带上。伤员病号下马背着走，千万不要把马跌坏，过了冰地再驮。

       我们走了一天半的雪山，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我们的红军战士以后在趣话中经常互相问：

       “同去，你到过雪山吗？”

       “没有。只走过‘二天四季’。”

     （四）、警告处分

       我们部队走完雪山，又回到了炎热的夏天。休息了三天，再往前冲。天上在炸，地下在追，怎能休息呢？因部队所带的粮食将近吃完了，剩下一点也只够伤员病号吃了。休息的目的，主要是下去找粮食。那里都是藏民地区，生活十分困苦，因长期受国民党政府的剥削，少数民族人民都对伪政府军政人员特别仇恨，有粮食也藏匿了。到处无粮，喇嘛也无粮。我们马上就要接受饥饿的考验了。

       在这里到得荣县共走了一个月零六天。开始一天吃一碗米，中间一段每天吃半碗米，最后的十六天什么也没有了。病号吃什么？这是我们每连所考虑的第一件事。只好找些野菜来煮。有时野菜不够，就掺些嫩草，放些盐、辣椒面熬水喝。给病号们另加点少量的粮食。那时，我们的口号是：“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继续前进！”我们的首长如父母，我们的战士像兄弟。重病号驮着走，轻病号扶着走，一般的自己走。一路行军仍然充满着乐观的气氛和胜利的希望。战士们还把一个“会餐”的希望寄托在德荣县城。

       宿营和休息的时候，都一个个软弱无力地躺在地上，面目浮肿，不发一语，有的还揪着路旁的嫩草芽在嘴里嚼着……但是我们都是铁汉子，只要有口气，谁也不掉队。一听着行军号令，都争着向前冲。

       走到得荣县，并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样，县城是个偏僻的小地方，房子不多，一条街只有百把户人家。我们干脆没有开枪。“通司”带我们去找县长要粮食的时候，他们一见是红军，便自动交出十支长枪，三支短枪，表示投降，并愿意向我军交纳三百头牛和一些豌豆。其它的粮食确实没有。这算是我们突围长征后，第一次看到珍贵的食物。若按人计算，如八十几人一头牛。因此除毛、屎两项以外，什么都没丢一点。吃了肉，把牛骨头也按人分带，在路上再熬水充饥。九师二营七连的指导员李德明同志是汉川人，晚上宿营以后，把包里的牛骨头放在火里烤，啃过熟肉后，就把骨头抛了。被政委廖汉生同志看见，便召开党员大会严厉地批评了他，并当众给了他“警告处分”。

       （五）、不打鱼和鹰

       从得荣到巴安，再到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里都是原西康地区。会师后，从甘孜向前走，不几天就在西康的炉霍一带进入草地，它叫葛曲坝草原。进入草地后，我们战士够艰苦了，比过雪山还要困难得多。大草原一望无边，近看到处都是稀泥烂草。诗人称它“泽国”。

       我们都饿得皮包骨头，许多同志，睁着眼晴看不见走路，简直打不成仗了。毛主席当时来电指示，要尽量避战和注意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贺龙同志领着我们未经巴安城，从离巴安城四十多里的半山腰穿过。战士们虽然疲尽力乏，但个个还是充满着乐观情绪。有一个宣传员对我们说：“我们要捏着肚皮冲，我们要赛过孙悟空！” 以后，他向我们解释，据说唐僧取经就是走的这条路。

       当我们听见巴安城敌军刘辉的队伍吹吃饭号时，战士们个个无不遗憾地说：“要是让我们下去和他们打一仗，弄些物资，吃顿饱饭再走就好了。”

       羌族地区一片片的大鹰，彝族地区一塘塘的大鱼，真诱人，但不能捕捉。上级老早就告诉我们，羌彝地区的鱼和鹰不能动一根毫毛，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因为我们红军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以后才知道，这两个地区的家里死了人，就将人砍成数块，放置水中和挂在大树上，鱼和鹰迅速来将死人啄食，死者家属便哈哈大笑，谢天谢地；相反，则嚎嚎大哭。哭曰：“前身未作到好事，不得上天。”这是他们重要的风俗信仰。

       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民，从此才了解我们红军和国民党的队伍完全两样。许多“通司”帮我们带路和找粮食。

     （六）、找菩萨买粮

       阿坝是藏民地区。它的前面有七个喇嘛寺。听说寺里有粮，师部便叫我们破获科下去了解一番。我们临走的时候，政委廖汉生同志嘱咐我们：“要特别注意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谁知喇嘛对我军发生误解，认为我们是国民党的队伍，便跑了。找遍全寺，根本没有发现一颗粮食。最后我在祖师菩萨面前细看，发现他面前有一块护心镜，将镜打开，果真肚里有粮，用布口袋装好塞在里面，有大米、大麦和青稞等。这样，便顺着菩萨转，一个个检查，提一袋粮食出来，放几块银元进去，七个喇嘛寺，共弄了一石多粮食回来。当然不能全部取尽。

       我们战士喝着米汤的时候，个个都流下了眼泪：“七个月了，今天终于见到了粮食！”

     （七）、腊子口边传来的笑话

       我们部队从阿坝行军以后，就听师部传来消息说；“左边有杨土司的两万多骑兵，右边有胡宗南的主力部队，红军北上抗日，只有走甘肃的腊子口一条路。”我们部队走到离腊子口不远了，师部传来命令，叫连以上的干部到团部开会，部署攻打腊子口的作战计划。团首长传达上级指示说：“如果腊子口过不去，就不能很快地和陕北的红军会合，也不能很快到达抗日前线……”我们听过指示后，消除了疲劳，个个摩拳擦掌，喜欢得跳了起来，都希望赶快投入战斗。那次战斗的部署，我们担任的是后卫掩护。

       腊子口是个十分险要的峡谷，两边悬崖峭壁，周围全是崇山峻岭，宽约三十几公尺，无路可通，底下是一条激流，桥边连着七根大铁链。河上的大木桥把两边的山连在一起。腊子口里驻守着甘肃军阀鲁大昌的两个营，备有坚固的碉堡和后援部队。

       我们红军在长征路上，忍痛挨饿，突破敌人的后追前围，一路艰辛，包括首长右内整整十个月没有剃头了。人人的头发都长得搭齐肩膀。远远望去，的确和女的没有区别。

       当我们攻打腊子口的时候，听见对面敌军在呼哄他们的战士：“弟兄们！不要怕，用力冲，这批红军都是女的！打胜了好和俘虏结婚!”这真是个笑话。恰巧我们冲过腊子口以后，有些战士对敌军俘虏说起俏皮话来：“来，来跟老子们结婚！”

      （八）、“光荣虫”

       我们红军整个长征，历经千辛万苦。不光是爬雪山，过草地生活艰苦，凡是高大、人稀，生活十分贫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正如我们战士在宿营的时候所唱的那个快乐腔一样：

       天地是营房，

       树皮草根是军粮，

       只要能打胜仗，

       管他妈的个娘。

       成年累月行军打仗，许多战士的脚都打泡了，溃烂了，有时晚上有条件，只能用盐水洗洗自己的烂脚。给伤员病号洗个澡的机会很难得。因此，战士们的身上都普遍地长满虱子，首长们的身上也不例外。

       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我们在甘肃会宁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以后，在整休的日子里，才将衣服大烫大洗，自己也才洗个舒服澡。

       朱总司令和其他首长来看我们红二方面军的时候，看到我们在捉身上的虱子，对我们亲切地说“同去们！不要好笑，这是‘光荣虫’。”以后，我们战士见着个把虱子，就互相说起这句幽默话来。至今这句话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因为这是我们最艰辛的经历。

三、八路军英勇抗日二三事

     （一）、平型关大捷前后

       我们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是红军，常常有许多青少年要我给他们讲长征的故事。当我讲到红军抢渡金沙江、险渡腊子口及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战斗生活时，常常听到他们这样提问:“你们为什么要长征呢？生活这样苦。”我说：“为了北上抗日。”他们又问：“那你们直接从川东到陕北不行吗？何必要从云贵西康那么远呢！”我说：“蒋介石不叫我们走近路嘛！天上有飞的，地下有追的，要用十一万兵力，四面出击围剿我们。”他们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幼稚，实际上很有道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这是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决策。依张国涛的，红二四军团在甘孜就逃跑了，不会结束伟大的长征和北上抗曰。不抗曰，中国人民就要当亡国奴，何谈建设幸福的新中国。

       毛主席北上抗日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只有北上抗日才有出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教导。

       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到达陕甘边境以后，毛主常派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前来慰问，传达了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贺龙同志对指战员说：“好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之下了!”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的之情。

       在陕甘边境休整学习时，部队继续反击了国民党胡宗面部对我们的围剿。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内战，被迫抗日。在全国人民的呼吁下，国民党不得不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新的统一战线，共赴国难。发动全国各族人民抗战，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从此，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一九三七年秋，我们取消原中国工农红军的番号，改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同志任总司令，下辖一 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

       一 一五师师长林彪，一二0师师长贺龙，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们一二0师的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弟，政委关向应，副政委甘泗淇。

       中国工农红军改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我们红军指战员都哭了。哭什么？哭不愿脱红军衣服，取红晕帽子。有的还产生怀疑。贺龙同志在动员大会上劝我们说：“同志们！不要哭，更不用怀疑，换衣不换心，抗曰胜利回来，把衣服还给你们……”接着又风趣地说:“你们怀疑穿国民党的衣服，戴青天白日的帽子不能打胜仗是吗？同志们！我们还有臂章，臂章上还有‘八路军’三个字，我们是吃红军的奶长大的，一定会打胜仗！”贺老总的这一席话把我们说得哄堂大笑。

       九月，八路军由陕西东渡黄河，开辟华北敌后战场,更好地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也就是八路军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区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主席还强调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因此，八路军去华北敌后，英勇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八路军还分兵深入广大农村，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发展抗日根据地

       当时，一 一五师驻在晋东南，一二0师驻在晋西北。即山西的温水、汤阳、交城、太原等地。我在一二0师政治处任裁判所所长、保卫大队队长、南线稽查大队长等职。

       一九三七年冬，天已上凌，日本侵略着以优势兵力进攻我平型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一五师星夜奔赴平型关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我们一二0师从雁门关插大同一线朝平型关逼近，把敌人的后路切断，这是一个战略。我们奔赴抗日阵地，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向我们全体八路军发出号召：“要发扬红军十年战斗精神，坚决把平型关这一仗打胜。要通过平型关的胜利，取得全国人民对八路军的信任，要通过平型关一仗，让日本侵略者看看八路军的力量。”我们全体八路军指战员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变成了实际行动。

       当时，日本的精锐部队叫板垣师团，六七万人，是日本侵略者的基本队伍。有三个联队，顶中国军的三个团的兵力。他们一个联队长配备一把战刀，武器装备胜过八路军和国民党的部队。一 一五师把敌人围困在灵丘、南山十几里路长的山沟里，铁圈般地紧紧套住敌人。与坡坦师团激战一天以后，国民党二战区副司令杨爱原不增援兵，他要保存实力，企图让我八路军一 一五师在平型关被板垣师团消灭。据此情况，一二0师只得从雁门关出发挤上，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敌在下，我在上，我们用磙地雷脚踢炸死了日本侵略者的几个联队。敌人损失极大。日军一战大败，他们一面增兵，一万电报东北日军求援。日军当晚在东北就派来了三十架战斗机，准备次日早晨轰我军困守在平型关的兵力。

       我一 一五师侦察部队火速侦破。我们几个部队迅速号召全体官兵：“要坚决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想方设法，争取胜利。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并决定，只有烧毁敌人的飞机，胜利才有保证。”话刚落声，两个排长（名字已忘）抢着报名，志愿躯身报国，于是拿着胶把钳子、火柴，立即在黑夜里出发了。我们破获科就掩护他们，使他们摸行三十余里偷过了敌人的岗哨，钳断了电网，偷越机场，悄悄扭开机门和油门。当他们两人坐在飞机上点火的危险时刻，好像还在对话，“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已完成了抗战任务。走，我俩一起坐着胜利的飞机回去吧！”

       三十架飞机全部爆炸以后，烟雾直冲云霄，使日寇板垣师团惊魂动魄，退却千里。我们终于战胜了平型关。这次战役，我军的牺牲也近千人。

     （二）、不打日本反打我

       在平型关大战的第二天，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趁我军与日寇激战之际，派一个团在后方痛击我切断后路的一二0师。当即被我军发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并处决了那个团营级以上的军官。把他们全部逼上了前线，使他们被迫参加抗战。

     （三）、八路军威信大震

       平型关大捷，使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大震。当地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的担架队，每次在前方运输伤员的时候，担架队员们事先总要瞄一眼，看看伤员的臂章是否有“八路军”三个字，是八路军的就优先抬走。若先抬了“阎军”的伤兵，路过又发现八路军伤员的时候，他们就将“阎军”伤兵丢下，换上八路军的伤员，嘴里还在不停地咕噜：“你们在这儿只会整中国人，不抬你们……”

       八路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打退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以后，捷报飞到四川，陕西、山西、宁夏等全国各地。湖南、湖北被蒋介石封锁未传到。四川、陕西、宁夏等省的人民纷纷向我八路军寄来慰问信及慰问品，宁夏还送来大批的牛羊肉。四川送来大批的棉背心，每件背心里面有一个小荷包，荷包里夹着慰问信，一般的信中还有相片。那些相片大部分是女的。

       我们破获科的小张拿着信就向我们这样念着：

      “亲爱的八路军哥，你们真英勇，真辛苦。你们一走上华北抗日前线，就收复了失地，打退了日寇的猖狂进攻，捷报一个接一个传到我们这里。你们调动了消极抗日的力量。我们后方决心爱国增产，节衣缩食，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希你们英勇再英勇，祝你们胜利再胜利。等你们把鬼子赶到东洋去以后，回后方与我们欢聚一堂。”

       小张念完信，大家都非常激动。这时李德明指导员便开起玩笑来：“同去们！英勇再英勇，快点把鬼子赶到东洋大海，我们好回四川结婚！”李德明指导员同志的这一玩笑，逗起了满场的笑声。

       平型关等战役，稳定了全国的局面。我们到底打得过日本打不过日本？这就证明了。不是武器好，也不是会打仗，主要是有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毛泽东思想装起来的全体战士。

     （四）、八路军种田学医

       日本侵略者从一九三七年十月以后，就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进攻，把侵略的刀锋主要指向解放区战场，进行残酷的“扫荡”。每次“扫荡”经常是十万兵力。敌人所到之处，均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第二战区阎锡山，明统一，暗勾结日本人，在山西武台地区制造长几百，宽几十里“无人民”区域，企图摧毁八路军在敌后的生存与作战基础。同时，残酷的斗争加上灾荒，我解放区军民有时不得不以树叶充饥。

       阎锡山他们不仅封锁食盐，还封锁粮食，封锁茶叶。对我们整个八路军发饷不到一年就停止了。就是发饷，每月还不到一块钱。我八路军和解放区人民，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抗战第一，独立自主，生产自救”的方针，一面积极抗日，一面开荒种地。一九三八年师部决定：每个战士交粮食两斗，其他排以上的干部，根据身体健康情况，有的交三斗，有的交四斗。这在陕北也有这个作风。

       我们一二0师在山西交城，全师号召连以上的干部学医。认草药，辨毒害，请医护人员上课，包括给牲口治病，都要学。我们还听过白求恩的医学讲座。因那时一个师只有一个医院，四十多个医护人员。害小病主要靠自己解决。一休息就上山挖药材。拿我来说，通过学习，就认识一百多味草药。牲口病了能治，一般的伤寒崴骨也能治，这都是在那时学的。当时若不学，就要做检讨，挨批评。通过学习，对敌人的放毒，我们也能认辩和防治。

       抗日战争未全面结束，我就另有任务，一九四二年回到了延安。

       这是我参加北上抗日的片段回忆。

四、毛主席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一）、毛主席到红军招待所

       一九五八年，我在陕西宝鸡市工作。借假期乘车到北京去玩。因北京红军招待所的所长彭文正同志是原红三军的一个团长，也是工农出身。我在政治部保卫科工作的时候，经常到他那儿去玩。我俩既是战友，又是朋友。

       在红军招待所的第三天上午，我正在老彭同志屋里跟他俩聊天，忽然毛主席进来了。我认识他老人家，他不认识我了，但他却知道我是红军。不等老彭同志介绍，他老人家就拉着我的手亲切地问我：“你在哪里工作？一月多少钱？生活怎么样？有几个孩子？”

       我一时说不出话，老彭同志就介绍起我来。

       毛主席听过，点点头。望着我的服装微笑了，又慈祥地对我说：“看你这个老作风．我就知道你是当年红军出身的。”

       大家都笑了。这时他的随行人员用照相机在我们的面前连拍了几下。

      “现在穿的，吃的，跟长征比，天天在过年。”

       不等我继续说下去，一个，两个，三个老红军战士都围了上来。一心想看望毛主席，打乱了我的话题。我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给毛主席汇报，心中很难过。

       这时，毛主席便和大伙儿谈起工作来。

      “你们感到今天的政策怎样？”

      “你们那里现在在做什么？”

      “你们那里的农民翻了几个身？”

       根据毛主席的话题，红军战士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接着谈下去。

       我们沉浸在幸福中。停在外面的小吉普喇叭响了，保卫人员向毛主席报告：“主席，时间到，您要到某处参加会去。”便结束了幸福的时刻。

       老彭同志对我讲，毛主席经常抽休息时间到红军招待所看望红军，这次是路过，时间最短。

       三天以后，彭所长用单位的小车送我上火车回宝鸡去。进厢坐下，他拿出一个提包给我，我不知是什么意思，便问：

      “这是什么？”

      “是毛主席给你的！”

       老彭这一句庄重的话，使我心里扯得一闪（大吃一惊）。

       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套深蓝色新呢子衣裳。因为这是毛主席给我的，我不敢不接受他老人家对我的关怀。

     （二）、毛主席在伙房

       我们一九三六年十月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不久我们政治部破获科转住延安。宝台下住一个排，其余住在城内。经过长征，都觉疲乏。一天，到街上揣了一些卤肉，买了一些烧饼，回到伙房里正忙碌着。在谈笑风生中，忽见外面走来一个身穿灰衣，头戴八角帽的中年红军。他的两眼一直注视着我们，信步向伙房走来．见我们忙餐的情景，向我们露出了慈祥的微笑。

       我们问：“同志，你是那部的？”

       他笑着回答：”我是中央红军。”

      “啊！一方面军的。”我们许多同志一起说。

       牙祭开始了，我们八个一席，歪（蹲坐）在地上。

       “同志，你也来参加一个吧！”

       “好！我来参加尝尝你们的美餐。”他一面回答，一面撕下一块火烧馍也歪在地上吃起来。

       他一边吃，一边拉开了话题：“你们二方面军，跋山涉水，挨饿受冻，成了钢铁战士，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准备北上抗日。长征不算苦，苦日子还在后头”

       有一个战士抢着说：“知道，毛主席教导过我们了，只有北上抗日，才是正确出路。”

       我马上向他丢了一个眼色，伸出大母指暗示了他一下。本来我也未见过毛主席，但是从他的讲话中，判断一定是毛主席，又是湖南腔。伙房里的风趣气氛回到了安静的场面。

       他要走了，和我们每个人握手告别。

       我们是搞破获的，也是搞保卫的。一般地说，都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对他作了肯定。也还有个别的在互相赌彩。

       我和几个干部商量一下，马上化妆出发。主要是看看他的光辉形象，万一是坏人也被我们破获了。

       走，马上几个干部一起随之出发了。

       接踵而至，一直紧跟到延安正街那栋简陋的房子门口。外面站着双岗。看样子这人要从这里进去。可是那卫士不但不让他进去，反而要对他进行责任检查。

       他对卫士们温和地说：“我是毛泽东。”

      “毛泽东为什么不带警卫？”卫士们急着追问。

       毛主席转过身，用手指着我们说：“看，那后面跟我来的就是。”

       这一下，把我们说得莫名其妙。我们只好紧步跟上去对卫士说：“是，我们是。不过要他帮助找一个人。”

      “找谁？”那个人问我们。

       我们提出要求:“最好找朱总司令”

       那人肯定地说：“朱总司令不在家。”

       正在这个紧张时刻，房子里面走出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出去找毛主席的。其实他们相互之间都认识。不过毛主席这次外出未从哨位经过是事实。

       这时，我们都骄傲地笑了。

       毛主席和我们个个握手告别，并表扬了我们在场的全体保卫人员。我们一起用胜利的目光把毛主席一直送到屋里面。

     （三）、毛主席朱总司令在菜园里

       一儿四0年，不仅阎锡山在山西暗地勾结日本人对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胡宗南部的几十万军队也封堵我陕甘宁边区，使我军经济十分困难。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为了坚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中央发动边区党政军民，人人参加生产，厉行节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住在王家坪山坡下的一排石窑洞里。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们一方面领导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指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还要亲自领导八路军参加边区的生产运动。

       我们的贺师长和关政委，有一次从晋西南回延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汇报工作回来，对我们八路军指战员说：“这次去延安，起初没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江青告诉我们，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王家坪山脚种菜，计划每人完成三百斤任务。争取在一年以后，小单位粮食自给，蔬菜有余。”还说：“这次去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专门用自己种的菜招待了我们。”

       听过贺师长和关政委的介绍，我们八路军指战员深受感动。毛主席、朱总司令处处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全体八路军增添了英勇抗日和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的信心和力量。

       回顾革命历史，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毛主席在党中央取得主要领导地位后，不仅创造了一条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战胜了红军长征中的种种困难，还粉碎了张国涛企图分裂党和逃跑主义的阴谋。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老人家呕尽心血，使革命一直没有走弯路，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的正确思想作指导，中国革命可能还在黑暗中摸索。

       一九七六年九月，在毛主席逝世后的一个多月日子里，我整天眼泪不干。吃不进，睡不着，因为我亲眼看到，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老人家挽救了中华民族，挽救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党的恩情使我难忘。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在我的心中。

       此系   1981年9月红军杨和清同志口述，中共远安县委党史办公室李荣焕同志记录。

                 2025年12月曹敦新同志进行誊录，将此回忆录手稿整理为电子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