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泥土埋不住的迫击炮 ——记一等功臣门云身

九子溪水

                                                   泥土埋不住的迫击炮

                                               ——记一等功臣门云身

                                                                      周长城

        门老活到八十岁，最后安睡在宜昌远安的黄土里。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从未真正离开过那门迫击炮。

        门云身这个名字，是我和曹敦新老师在远安县档案馆一个发黄的档案夹里翻到的。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河北省广平县第二区大合村，一户地主家添了最小的儿子。那时候的冀中平原，一百二十亩地，二十三间房，三匹骡子，两头牛，一辆大车，算得上是殷实人家。父亲除了务农，还做着赶大车跑运输行当。家里常年雇着两个长工，一个短工，日子过得安稳。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门云身自然被娇惯着。加上母亲去世得早，没人管束，只读了两个月私塾，便像脱了缰的野马，漫山遍野地撒欢。

        十六岁那年，家里给他分了家。他分得三十多亩地，十二间房，一头牛，一百多块大洋。这份家业搁在今天，大约相当于一个年轻人拿到了相当可观的启动资金，算得上是“富二代”了。可他没想着置产立业，反倒揣着银元一头扎进了赌场。骰子一响，土地便一寸寸地流失。不到一年光景，三十多亩地就缩水成了三亩。赌徒眼里的世界是倾斜的，总幻想着下一把能把输掉的全部扳回，却不知道命运从来不按赌徒的心思出牌。

       改变发生在他十七岁那年。一个跑江湖的过客，从村口带进来两个词：共产党，红军。那声音像是从太行山那边吹来的风，搅得平原上的庄稼簌簌作响。不久，他进了民团保卫团，说是防土匪。可其实，真正的土匪不在村外。那个嗜赌如命的自己，比任何外头的土匪都更凶恶。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民团保卫团，他放了关押的十二个八路军战士，从此与八路军结缘。两年后，他正式成为八路军，编入三八六旅七七二团炮兵连。

       说是“炮兵连”，其实有些寒酸。那时候的炮，少得可怜。他扛的是迫击炮的零部件，一件件拆开，驮在牲口背上，更多时候，是驮在自己肩上。太行山的路，不是给人走的，是给飞鸟和岩羊走的。他扛着炮件爬那些路，膝盖爬变了形，脊背上的皮磨破了结痂，结了痂又磨破。

       一九四三年，部队精兵简政，能留下来的人，得是骨头最硬的。他留下了。档案里的记录写得很朴素：“表现好，工作主动，行军负重前行，扎营时帮伙房挑油喂牲口，用自己钱给病号买东西。”寥寥几行字，像一条干涸的河床，你得自己想象洪水奔涌时的样子。他肩上扛着炮，背上还驮着战友的干粮，到了营地顾不上歇脚，先去喂牲口，那些骡子和牛，是炮兵连的命根子，没了它们，炮就是一堆废铁。他把自己的津贴省出来，给病号买吃的。那时候的津贴能有多少？大概也就够买几个馒头、几块咸菜，可他就是舍得。一个曾经把三十亩地赌光的人，如今把最后一点钱花在了病号身上。赌博和奉献之间，隔着的不是道理，而是一整个人生的转向。

       山西潞安府那一仗，牲口上不去。战场在高处，牲口在低处喘着粗气，蹄子打滑，怎么也不肯再迈一步。门云身弯下腰，把十二发迫击炮弹捆成两挑，一肩挑起，往主战场上送。炮弹不轻，路又难走，头顶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敌人的炮弹。他挑着那十二发炮弹，像挑着十二道惊雷，一步一步往上挪。到了阵地，放下挑子，又回头去背伤员。枪弹在耳边呼啸，他背着比自己还重的人往下走，下去的路，和上来时一样艰难。

       他也有犯糊涂的时候。在山西晋城驻扎，粮食不够，饿得前胸贴后背。他拿了老百姓的南瓜、柿子、萝卜。档案里如实记着：“对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受到批评教育。”这是纪律，也是良心。一个从地主家走出来的人，最终学会了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这个转变，比扛炮弹上山更需要力气。

       一九四四年九月，他入了党。档案里那句“当兵是为了给人民服务”，像是从那个年代直接递过来的一句话，没有任何修饰，却重得让人不敢轻易去接。同年九月，山西赵城战斗后，他升任副班长。一九四五年五月，又成了班长。

       解放战争时期，他仍在山西。一九四七年七月，运城。他是班长，守着一门炮。敌人的炮弹落下来，炸起的泥土把他埋了足足二寸多厚——那大约就是一只手从指根到指尖的距离。他被埋在土里，一动不动。不是不想动，是不能动。他得守住那门炮，那是全连的命根子。炮在，阵地在，炮没了，人可能都得交代在这里。他像一截被泥土埋住的树桩，静静地等着炮火的间隙，然后抖落身上的土，继续装弹、发射。

       枪林弹雨里，他又一次次去背伤员。这个人好像天生不怕死，又或者，他怕的东西比死更具体。他怕战友倒在眼前没人管，怕炮丢了阵地守不住，更怕自己这辈子到头来还是个赌徒。

       赵城战斗中，他自己也负了伤。档案里没写伤在哪里，只写他“还鼓励大家继续战斗”。战后，团委给他评了一大功，奖品是一条毛巾、一双袜子、一件单衣。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一条毛巾也算一等功的奖赏？可在那个年代，一条干净的毛巾就是宝贝。擦汗、包扎、捂伤口，一条毛巾能做的事，比今天很多奢侈品都多。

       一九四七年，部队南下，他已是副排长。长途行军，他帮战友背东西，了解战士们的思想，和大家打成一片。一九四八年，调任江汉独立旅炮兵连副连长。湖北应城战斗中，他关心病号，爱护战士，巩固部队，立小功一次。

       他不是圣人。档案里老老实实地记着一桩事：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独立师炮兵连任副连长时，为了一只鞋子，他打骂了通讯员。为什么事？就是一只鞋子。大概是行军途中，鞋子出了问题，通讯员没处理好，他急了。一个在战场上扛炮弹、背伤员，被土埋了二寸多厚都不动声色的人，为了一只鞋子动了手。这恰恰说明他是个活生生的常人，不是档案上冷冰冰的名字。他脾气急，个性强，急了就管不住自己。事后，他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错误。那个年代的检讨，不是走形式，是真检讨。错了就是错了，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以后改。

       一九五〇年，他当上独一师运输队队长。工作积极，能吃苦，搬砖瓦都自己动手。有一次汽车司机修车要几十万元，他亲自了解情况后，只用了九万元。这里说的“万元”，是旧币，换算下来不过几十块钱。可他偏要较这个真，不是抠门，是知道部队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一分都不能糟蹋。

       一九五一年，他到枝江人武部任军事股长。一九五三年，调往宜昌远安。此后的事，档案里我没有细看。但我能想见，他一定就在远安这座山城里慢慢老去，慢慢变成一个普通的老头。走在街上，没人知道他是那个从二寸多厚泥土里爬出来的功臣。

       三月底的一天，我和曹敦新老师见到了门云身的儿子门金华。这个快六十岁的汉子谈起父亲，说他受过太多的苦。他记得六十年代，父母在林业部门瓦仓伐木场工作，他就在瓦仓出生。后来父亲从林业局退了休。

       最后弥留的日子里，老人始终惦念着一件事，执意要对组织说几句心里话。当县委组织部长俯身来到病床前，门云身枯瘦的手微微攥紧。喘息间，他目光灼灼，带着不容置疑的恳切，道出了最后的心愿：

       “我们打江山太难太难了，牺牲了好多同志啊！一定要好好教育，好好管好我们的干部，千万不能忘了初心。要清清白白，公正无私，时时刻刻把人民放在心上，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祉。守好这来之不易的江山，对得起先烈，对得起天下百姓。”

       听着门哥的讲述，结合着档案的记载，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一个地主家的幺儿，赌光了家产，怎么就成了一个愿意为人民扛炮弹的人？答案也许没那么复杂。他可能就是在太行山的险路上走出来的，在扛着炮件爬山时想明白的，在被泥土埋住又爬起来时决定的。

       人这一生，总有一个瞬间，会把过去那个自己彻底埋掉。他不是被泥土埋的，他是自己把自己埋了，然后从土里长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这个获得两次一等功，一次小功的战斗英雄，门云身。门，是家门、是国门、是山门。云，是太行山上的云，是湖北应城的云，也是远安的云。身，是那个扛着十二发炮弹上战场的身，是被泥土埋了二寸多厚也没有离开阵地的身，是背过伤员、也打过通讯员的身。

       他活到八十岁，最后安睡在沮河边的远安黄土里。可我真的觉得，他从未离开过那门迫击炮。

                                                                                （2026年3月26日）

功成依旧

致敬！

九子溪水

门云身的长子门金钟也是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