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北门村：另一个熊朝贵

九子溪水

                                           130  北门村：另一个熊朝贵

                                              曹敦新

      

       北门村坐落在县城以北，沮水环绕，青山如屏。百年前，这片土地上熊姓家族的名号曾经响彻远近——熊兰省、熊务民、熊耀省，民国时期省内外无人不知。那时县城里有“南汪北熊”之说，熊家的声势甚至压过了南门的汪家。

       有趣的是，同一个屋檐下竟出了两个熊朝贵。大的刚发蒙读书，小的就呱呱坠地了。后来大熊朝贵远赴印缅战场，作为远征军抗击日军；小熊朝贵则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军较量。两人都战胜了对手，只是大熊朝贵晚年才从台湾归来，小熊朝贵在地图上朝新疆方向拃了三拃回到了远安。冥冥中似有定数，那一个“贵”字，像是刻在熊家人骨血里的印记。

       熊朝贵生于1930年农历三月初九，北门畈熊家大院。虽是农家，却有良田数十亩，家境还算殷实。父母带着他和姐姐，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春，一场疾病夺走了母亲的生命，8岁的熊朝贵和10岁的姐姐熊朝英扶着灵柩哭得差点晕了过去。

       1940年夏天，日军飞机轰炸远安县城，远安从此陷入劫难之中。此后，驻守当阳、荆门的日军隔三差五“扫荡”远安，妄图消灭驻守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七军，打通从远安陆路进犯四川的战略通道，威逼陪都重庆大后方的安全。远安成了抗日最前线。

       日军所到之处，火光冲天，人们不得不四处逃难。每次警报一响，人们就挑起早就备好的箩筐——里头装着锅碗瓢盆和几十斤米面，牵着牲口，拖儿带女往深山里跑。日军走了再回来，回来了又得跑，日子像拉锯一样撕扯着每一个家庭。

       灾难降临的那天，来得格外突然。日军为报复第三十七师在北门河畔歼灭日军骑兵的突袭行动，出动大批兵力扑向北门畈。父亲来不及带着两个孩子一起逃走，只好把年仅十一岁的熊朝贵塞进稻草堆深处，再三叮嘱：“千万别出声，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动。”然后拉着姐姐熊朝英从后山仓皇撤离。

       很快，一队日军气势汹汹闯进熊家大院，翻箱倒柜，砸缸摔碗，值钱的悉数掠走，不值钱的一概杂碎。熊朝贵蜷在草堆最深处，隔着稻草的缝隙，看见刺刀从头顶不远处一次次戳进来，寒光凛凛。他死死咬住自己的胳膊，把惊叫吞进肚里，身子抖得像风中的叶子，却硬是一声没吭。日军在几个柴垛草堆间反复戳挑，刀刃几乎擦着他的头皮划过，他屏住呼吸，把小小的身体缩得更紧、更低。他知道，只要发出一丝响动，那把刺刀就会扎进自己的身体。

       气急败坏的日军始终没有发现目标，最终点起大火，将熊家大院烧成一片废墟。烈焰吞噬了房梁屋瓦，也烧光了这个家所有的安稳。待浓烟散去，日军走远，熊朝贵才从灰烬旁掀开草堆爬出来——满目焦土，残垣断壁，家，没了。

       父亲和姐姐在逃难的人流中被冲散。父亲四处寻找女儿，途中不幸被日军抓获，枪杀于山坡之上。一个原本完整的四口之家，在战火中瞬间支离破碎——母亲早已病故，父亲惨遭杀害，姐姐不知所踪，只剩下熊朝贵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焦土上。

       日军走后，幺爹熊圣传含泪找人安葬了熊朝贵的父亲，又把熊朝贵接到家中一起生活。此后的日子，幺爹多方打听熊朝英的下落，却始终杳无音信。学堂早已停办，熊朝贵再没能拿起书本，便在幺爹家学着干农活，给大户人家放牛、割草，在硝烟与饥饿中一天天熬着。那些年，他学会了沉默，也学会了在绝境中咬牙活下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远安张灯结彩，家家户户燃放鞭炮。可和平的滋味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内战的阴影又笼罩下来。194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十八岁的熊朝贵正在家中歇息，突然被几个挎枪的闯进来五花大绑抓走了。几经辗转，他被送到了北方前线，成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壮丁。他不愿打自己人，可枪口底下由不得他选。

       1949年3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南下，部队在河南新乡整编时，熊朝贵义无反顾地加入人民解放军，被编入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主动选择，也是他从此将命运交给新中国的开始。随后他随部队参加渡江战役，一路南下。1949年9月，第四纵队在江西池江组建兵团直属工程大队；1950年1月，四纵直属工兵团在广西南宁成立，进军云南；同年5月改称云南军区工兵9团；1951年5月改称军委工兵第9团。1952年8月，这支部队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工兵第9团，调往东北，准备入朝作战。

       1952年9月5日，这个日子刻在了熊朝贵的生命里。那天夜里，他和全团战友跨过鸭绿江，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前方是战火映红的朝鲜夜空。他们的对手是号称世界最强的美军，而他们代表的是新中国的工兵——在最危险的地方，用血肉之躯为战友筑起屏障。

       工兵的活计永远在炮火最密的地方。朝鲜的沙里院一带，美军的飞机像乌鸦一样遮天蔽日，炸弹不要钱似的往下扔，阵地被炸得翻了个遍。熊朝贵和战友们扛着铁锹、镐头，在弹坑与碎石间抢修工事，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排雷除险。没有他们，前线的步兵便无险可守；有了他们，阵地就像钉子一样楔在敌人面前。炸弹落下来，碎石飞溅，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倒下，熊朝贵红着眼眶，把镐头攥得更紧。他对自己说：怕，也得干；死，也得把工事修好。

       上甘岭，这个地名后来写进了无数人的记忆里。那是一片被炮火犁过无数遍的焦土，像脚趾支撑脚掌一样支撑着身后的五圣山。守住了上甘岭，五圣山便安然无恙；五圣山在，朝鲜北部就多一道安全屏障。而美军也在死命地攻，飞机、大炮、坦克，能用的全用上了，昼夜不停地倾泻火力。每一寸土地都被炸得翻起几尺深的松土，每一块石头都被烧得滚烫。

       那天傍晚，阵地上的一段交通壕被炸塌了，熊朝贵所在的班接到紧急命令——天亮之前必须恢复工事，否则天亮后敌人的下一轮冲锋，步兵将无路可退。入夜后朝鲜的山风冷得刺骨，熊朝贵抡起镐头刨开碎石，虎口震得渗出血来也不肯停。正干到一半，警戒哨突然吹响哨子，几乎同时，美军的飞机贴着山头就过来了，机翼下吐出一串串火舌，机关炮扫得地面尘土飞扬。熊朝贵喊了一声“卧倒”，自己却扑向不远处一箱还没来得及转移的炸药——那是全连好不容易从后方运上来的，炸没了，明天的仗就没法打了。他刚把箱子推进半截掩体，左小腿猛地一麻，整个人栽倒在地，鲜血瞬间浸透了裤腿，剧痛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低头一看，子弹打穿了脚踝上方，白森森的骨头露了出来。

       战友们要抬他下去，他咬着牙一把推开：“先把工事修完！天亮前完不成，咱们都对不起前头的步兵！”他自己撕了块衣襟死死缠住伤口，用镐把撑着身体，半跪半爬地继续搬石头、垒土袋。血水顺着裤腿淌进鞋壳，踩在碎石上钻心地疼，他硬是一声不吭。那一夜，他拖着伤腿在阵地上撑到了天亮，直到交通壕修复完毕才被人抬下火线。后来军医说，再晚一会儿，那条腿就保不住了——弹片和感染已经逼近了骨头。可他躺在床上，听说阵地守住了，只是憨憨地笑了一声，说：“腿没白废。”

       在上甘岭，与他并肩作战的远安籍战士还有彭守政、王国政、夏祖顺、高国真、高志安、刘丙清、史家森等一大批。他们来自同一个县城，彼此间说着熟悉的乡音，在异国的焦土上互相支撑。阵地最终牢牢控制在志愿军手中，美军在这座小小的山岭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那场仗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也打出了熊朝贵一生最硬的底气。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熊朝贵腿上缠着绷带，和战友们一起听到了这个消息。那一刻，他蹲在掩体边上，望着被炮火烧秃了的山头，忽然想起了姐姐——战争结束了，可姐姐又在哪里？父亲惨死的那一幕、草堆里刺刀划过鼻尖的恐惧、大火中熊家大院倒塌的轰鸣，瞬间涌上心头。他抬手抹了一把脸，全是泪。

       1954年4月，熊朝贵随工兵9团回国。1956年3月，组织安排他转业到新疆地质队工作，他谢绝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哪儿也不去，回远安，回北门村——那儿有我的根，有我欠下的亲人。”

       走进幺爹熊圣传的家门时，幺妈愣了半天没敢认——当年被抓走的毛头小子，如今成了个高高大大的军人，身板挺直，眼神坚定。幺爹从里屋跑出来，一把抱住他，叔侄俩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幺爹告诉他，几经打听，姐姐找到了——就在邻县当阳的庙前镇，已经嫁了人。

       熊朝贵和幺爹立即动身，经花园、过季家、穿百宝寨，一路赶到庙前镇。姐姐正在屋前晒谷，远远看见一个穿军装的男人走来，手里的簸箕“哐当”掉在地上。她愣愣地看着他，嘴唇哆嗦着，忽然放声哭了出来：“弟弟……是我弟弟！”熊朝贵三步并作两步冲上去，姐弟俩抱头痛哭。那一刻，十几年的思念、担忧，全化作了止不住的泪水。姐姐说，当年跑散后她被人群裹着走了很远，后来被一户好心人家收留，再后来就到了当阳。姐弟失散时她还是个孩子，重逢时都已长大成人。熊朝贵握着姐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爹妈不在了，他只剩这一个亲人了。

       姐姐找到了，熊朝贵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原北门六组吴家冲的姑娘吴维淑，不久入赘吴家，当了上门女婿。夫妻俩生了六个孩子，三个随吴姓，三个随熊姓。旁人问起来，他只憨憨一笑：“都一样，都是我的儿女，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们养大成人。”

       熊朝贵是退役军人，又是共产党员，回村后事事都走在前面。成立合作社人民公社，他挨家挨户做工作，耐心给乡亲们讲道理；兴修水利，他第一个扛着铁锹下水库，浑身上下溅满泥浆；农业学大寨，他带着社员在坡地上造梯田，手上的茧子厚得用针都扎不透。哪个岗位苦、哪个活重，他就往哪儿站。生产队队长这个差事，他一当就是几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交到年轻干部魏成新手中。乡亲们说：“有熊队长在，什么难事都不怕。”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三线建设在远安全面铺开，066基地的学校、医院、商场、车队、办公楼、宿舍楼，一栋栋在熊朝贵所在的原北门六组拔地而起。征地拆迁虽不像后来那般艰难，但架电、修路、引水，协调部队与村民的关系，指导农副业生产，哪一样都少不了他跑前跑后。有一年，正是稻子灌浆的关键时节，却遇上大干旱，河水断流，堰塘见底，村民急得直跺脚。熊朝贵想到了基地指挥部，马上向235部队领导求援。第二天，部队就调来抽水机，临时架了管道，硬是从熊家大湾把九子溪的河水抽到了100多米高的山沟里，让清澈的河水流进稻田中。他对村民说：“三线建设是国家的命脉，也是咱北门的福气。人家部队来帮咱们守国门，咱得把后背给他们靠住。”

       那时我还在北门小学读书，熊朝贵被请来给我们上“忆苦思甜”课。他站在讲台上，卷起裤腿，露出腿上那个凹陷的弹痕，给我们讲日军在北门的暴行，讲上甘岭的炮火。讲到动情处，这个在战场上流过血、在工地上流过汗的汉子，声音微微发颤。末了他攥紧拳头说：“孩子们，国防不强，就要挨打。三线建设在咱们这儿落地，是国家的需要，大家一定要支持。今天的太平日子，是拿命换来的！”那堂课，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熊朝贵最高兴的时候，会哼几句朝鲜歌，说几句朝鲜话，偶尔还冒出一两个英语单词，那都是在战场上跟朝鲜大嫂和美军俘虏学的。他的嗓门大，调子却跑得厉害，子女们听了总笑，他也不恼，跟着一起笑。逢年过节，他会把六个孩子叫到跟前，讲起当年在草堆里躲刺刀、在上甘岭拖伤腿修工事的事，末了总说一句：“活着，就要对得起那些没回来的人。”

       1996年12月，熊朝贵走了，享年六十六岁。出殡那天，北门村来了好多人——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友，有他带过的年轻后生，还有066基地的老职工。他们站在寒风中，送这个老兵最后一程。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一双双含泪的眼睛。

       如今北门村早已变了模样，当年熊朝贵带着社员修的水渠还在静静流淌，三线建设留下的楼宇有的改作了它用，有的依然矗立。而那个在日军的刺刀下学会沉默、在上甘岭扛过炸药、在故土扛起一村生计的熊朝贵，像北门饶家门口那棵老桂花树，任凭风雨剥蚀，把根扎进了这片土地里，再没离开过。他的弹痕、他的镐头、他的那一句"先修工事"，早已化进了北门的泥土与记忆里，一代代传下去。

                                                                        2026年6月

            （本文根据熊朝贵档案及子女吴新兰、熊从丽、吴新成讲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