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逸人 于 2015-11-2 00:18 编辑
沮河流进远安第一站便是楚国早期古都城南襄城，不知通城河命名是否与此有关？
摘此文章了解一下南襄城的历史
楚古都：南襄城之谜
柯伦
南襄城是一个谜。 此刻，我站在楚国早期古都城的废墟上，荆山深处呼啸而过远古的风潮，古老的沮水在脚下奔腾不息，向长江冲泄而去。仿佛撩开历史沉重的一角，拨开重重迷雾，那山水阻隔、千年岁月流转后的缕缕阳光，将为我们重新廓清尘封的城廓——南襄城。南襄城为楚国发祥地之一，它位于湖北省远安县洋坪镇境内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 这像是做了一场悠远的梦，与楚国先民撞了个满怀。立于楚国发祥地古遗址上，似乎有一种发古之幽思袭来，有些沉没的东西失而复得，漂浮上来，令人惊喜，也令人沉思……我深信，历史不会被淹没，尽管被深埋于泥土里；历史事件也不会被篡改、抹杀，尽管只留下片言只语的文化气息。
一、南襄城古遗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曲折前行，在不经意间突然展现于眼前，给你深深一击。
先看古遗迹地理方位。从大一点的位置讲，南襄城距远安县洋坪镇9.5千米，地处沮河西岸野牛溪沟口，与南漳县交界。从小的位置讲，南襄城古遗址位于洋坪镇南襄城村3组百担丘农田内，面积27万平方米。在那个久远年代，可以想见其宏大气势。 南襄城古遗址时代为战国至汉代，城南有古陶井，幽深而沉眀；城北有金坝岭墓群，城南有墓岭岗墓群，说明当初南襄城是偏居荆山深处的楚国早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不然，是不会有这么大的城池的。今城毁名存，现残存土筑古城垣和古陶井及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筑天缘堰等遗迹。2013年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足见其历史文物价值之高。
再看古城遗址规模。南襄城发现于1976年，为土筑城垣，呈长方形，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高2米，周长1.5千米，土城南门附近有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陶井，其中一口陶井深约10米，系青灰色绳纹陶圈垛砌而成。陶圈为圆筒形，共八圈，每圈高0.95米，直径1米，圈厚0.09米，8圈以上为卵石垒砌，再上为圆形石圈套盖。此外，位于南襄城东南1.3千米处墓陵岗古墓群为战国时期的陵墓群，出土文物有铜剑、青铜镜、陶花缸等共八十余件。有南襄城古城垣、古陶井、金坝岭、墓陵岗四处文物保护单位。 掂量一下出土实物。上世纪90年代曾在南襄城遗址范围内发掘出大量灰陶器、青铜剑、铜箭等文物。南襄城遗址出土了战国时期文物，这说明南襄城至少在春秋战国或者更早时期就存在于沮河岸边了。一般古城，是不会有青铜剑等兵器出土的。这也进一步说明南襄城是具有军事意义作用的古城。南襄城遗址现残存北城墙和东城墙，长186米、宽11米、高1.9米，为夯筑而成。城内散落有大量瓦块及陶片，出土的陶质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陶次之，器形有鬲、豆、盂、罐、纺轮等。如果不是重镇，抑或候国所在地，是很难想象达到如此规模的，南襄城遗址也就不可能出现如此众多、如此珍贵的历史文物。 从出土的一些冶炼、铸造等遗物，还挖掘出房屋建筑台基和古城墙遗迹，推测为金属冶炼作坊区，“有窑址者，旁必有水”，水源在哪里？就在沮河。这一带有许多古井，说明有潮湿土壤和地下水源，这一地区为古冶炼和铸造作坊区，必然要就近取水，这就证实了取水于古沮河河道，进行冶炼、生活之用。 最后看生产力发展水平等情况。梳理一下出土文物： 1、战国时期青铜剑、铜箭与青铜镜，说明冶炼技术极高，既有冷兵器短击之剑，也有射击之箭。青铜镜为生活用品，普通人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不会拥有的，必定为贵族人士所有。 2、陶器、陶井，瓦块、陶片等，说明烧制技术、农耕文明发达。 3、纺轮，说明手工艺已达一定水平。陶质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器形多样，说明工匠技艺不一般。 4、城址：现残存北城墙和东城墙，为土筑城垣，濒临沮河西岸，亦为防御抵御之用，可谓固若金汤。这说明建筑水平不一般。战时可御敌，闲时休养生息，于荆山深处悄悄发展壮大其基业。其城垣所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水路陆路皆畅。需补充说明的是：古代城墙一般是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南襄城古遗址应该还有两个城门未被发掘：即南城墙与西城墙。 5、古墓群：下葬处贵族集中，墓群具有一定规模，且有大量青铜器、钱币等贵重物品出土，这并非平头百姓墓葬所能比拟的。从下葬习俗来看，很有可能为诸侯国或楚早期贵族等重要人士之墓。 由此可以推断，南襄城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抑或更早时期的城池。
二、南襄城初探
远安的历史可谓神奇、厚重。民间传说，中华人文先祖轩辕黄帝曾在荆山铸九鼎、修寨、祭祀，现有新石器时代遗址为证，黄帝的夫人、养蚕技术的发明者嫘祖也曾在荆山植桑养蚕，这就是远安县苟家垭镇，其所产丝织品被誉为“垭丝”，远销东南亚。此外，荆山地区有关大禹铸镛钟的传说也很多。 南襄古城不知毁于何时，但从出土文物来看，多为东周、汉时期，很显然同治县志所言此城为晋代郡城纯属意测，似不可信。据《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说：“江汉沮漳，楚之望也”，可知远安沮河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1、古临沮县考与南襄城之关系 现在，我们按照古临沮县范围来考察一下：春秋战国时远安属楚国封地。西汉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置县，以其临沮水而得名临沮县，属南郡，直至东汉。古代临沮地域辽阔，“东接荆阳，西连巴蜀”，比现今远安的地域要大得多。至晋武帝平吴后，便“割临沮之北乡、中庐之南乡立上黄县，后并入中庐，今为南漳县地。”“临沮之北乡”，就在现今南漳县的南边，即西晋襄阳郡设上黄县。由此推断，南北朝时，“南襄城”郡治应为此处古遗址同在一地【1】。这就有力地回应了古临沮在“南漳之说”。临沮，顾名思义，濒临沮河是也。我国古代建城，喜欢“傍水而筑”，而远安古临沮县就在沮河边，南襄城古遗迹亦是在沮河西岸。 这就是说，卞和采玉之地当时是属于古临沮县管辖的。其实，类似的情形在远安也不止于此。东晋建立的汉阳郡，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划归当阳管辖的清溪，以往也都属古临沮县管辖。这说明，卞和荆山采玉之事，当时发生在今宜昌远安的古称“临沮”，只是到了西晋时，璞玉被采地域方才划归今南漳管辖。因此，讲当年卞和采玉之事发生在今宜昌远安的古称“临沮”，应该是合乎史实的。 清咸丰八年(1858年)重刊《远安县志》时，教谕刘子垣在其《远安为古临沮考》中认为，“荆山，《地理志》在南郡临沮县，楚封于荆山，卞和得玉献玉皆楚国事，南漳为罗与庐戎国，不在楚封内。”刘教谕从今南漳在卞和得玉献玉当时并不属楚国而属罗国和庐戎国的层面，从根本上否定了卞和采玉遗址在南漳的结论。在他看来，荆山在临沮，楚国在荆山封禅，因此作为楚国的事，卞和得玉献玉自然发生在临沮。而作为所属罗国和庐戎国的南漳，当时与楚国并不同属一个国家，因此卞和得玉献玉之事自然就与南漳无关。应该说此看法也是与史实相符的。 这就更进一步说明南襄城与古临沮县同处一地，是与史实相吻合的。 2、楚周边的小国 楚周边小国：如有今南漳县的罗国、庐戎国以及蔡国，今当阳市、荆门市的权国、聃国，秭归的夔国……在这里，有必要对南漳县再做一下交代：其实，南漳县在历史上曾做过其他短暂的“国都”，如蔡国都城“高蔡”，而在战国中期蔡国最终为楚国攻灭时的国都，就在南漳县东北境与襄阳西南境一带【2】；从南襄城出土文物可知，均为战国时期的兵器和生活器皿及用具。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谬误：南漳在东汉、三国时，也称“临沮县”【5】，即今远安县旧称。有的学者也认为，夔国的故城应在齐临沮县东南境，楚成王三十八年（公元前634年）被灭【3】；明代刘通（因其臂力过人，亦称“刘千斤”）组织荆襄流民起义，所建汉国就在南漳县，建元德胜，称“汉王”时间为1465年4月至1465年5月，1466年刘通为明军所杀【4】。这是后话了。 3、从道教兴起看古临沮县 道教兴起与发展情况。从魏晋以来，今远安鸣凤山（包括古临沮县青溪山）一带多有道士结庐立馆，到唐代更是形成道教一大中心，道教重玄学派在此获得很大的发展，和当时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荆州互为辉映。这就说明远安当时地处道教中心之一。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是在南北朝梁代（公元５０２＿５５７年）时就有道士在荆山炼丹修炼。 荆山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荆楚文明发祥地、楚人发迹的“熊绎丹阳”所在地、和氏璧产出地、战国纵横家鼻祖鬼谷子隐居讲学之地，此外还是古代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古山寨群落的隐藏之地。 4、战乱情况 透过历史上历次战乱情况，可见南襄城之地对于古代诸侯国的重要性。 “建元二年，虏侵豫、司，蛮中传虏已近，又闻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以郡县无备，寇潼阳，县令焦文度战死。司州蛮引虏攻平昌戍，戍主苟元宾击破之。秦远又出破临沮百方砦，杀略百余人。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太守戴元孙孤城力弱，虑不自保，弃戍归江陵。荆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参军刘伾绪领千人讨勉德，至当阳，勉德请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阳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远遂逃窜。”（《中国通史》之《蛮传》） 据此史料记载：群蛮依阻山谷，连带荆、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闻魏师入寇，官尽发民丁，南襄城蛮秦远乘虚寇潼阳，杀县令。司州蛮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宾击破之。北上黄蛮文勉德寇汶阳，汶阳太守戴元宾弃城奔江陵，豫章王嶷遣中兵参军刘伾绪将千人讨之，至当阳，勉德请降，秦远遁去。（《资治通鉴》建元二年正月）
用今天的话讲：各部蛮人躲藏在深山峡谷中，这些人遍布荆、湘、雍、郢、司（司州是417年刘裕北伐后秦胜利后设置，治所设在虎牢。薛安都降魏，南移部到河南信阳一带）五个州的境内。齐国听说魏军前来侵犯，紧急动员所有的民众服从战争的需要，派往前线。南襄城（湖北远安）蛮人秦远趁机侵犯潼阳（湖北省保康县南），杀掉潼阳县令。司州蛮人带领魏军进犯平昌（河南信阳平昌一带），平昌戍主苟元宾将他们击败。北上黄（湖北省荆门一带）蛮人文勉德侵犯汶阳（湖北远安县北），汶阳太守戴元宾丢下城池，逃奔江陵。豫章王肃嶷派中兵参军刘绪率领一千人讨伐北上黄蛮文勉德部，当刘怀绪到达当阳时，文勉德请求投降，南襄城蛮主秦远率部逃走。 《魏书·蛮传》云： 蛮之种类，盖盘瓠之后，其来自久。习俗叛服，前史具之。在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其于魏氏之时，不甚为患。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累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种类，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于山谷，宛、洛萧条，略为丘墟矣。
蛮族广泛地分布在长江中游、淮河上中游的广大山区。 《宋书·蛮传》称，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南郡临沮、当阳蛮反”；《南齐书·蛮传》云： 汶阳本临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郡。西北接梁州新城，东北接南襄(城)〔郡〕，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宋泰始以来，巴建蛮向宗头反，刺史沈攸之断其盐米，连讨不克。 临沮、当阳并在今湖北远安、当阳间，汶阳郡治在今远安县西北。则所谓“荆州蛮”主要分布在今鄂西地区和湘西。上述资料显示，荆山一带皆为战乱频仍，人们流离失所。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城毁人亡之可能。同时，也说明远安一带一直是流民聚集地。
三、城毁之谜
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熊氏。最早兴起于古荆山之地的楚部落，灭于秦国。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 那么，南襄城为何突然消失？寻遍古籍，南襄城却难见其踪迹，实在令人遗憾。今从已知的古籍资料中，来做一下梳理吧。 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兵南下，破西陵，占郢都，焚毁楚国在夷陵的先君之墓后，楚国国力大亏，江河日下。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于同年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据《汉书·地理志》：“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城之，后十世秦起拔郢”（起为秦将白起）。可见该城仅兴旺了约400年，秦灭楚后废弃至今，已达2200年之久，城内早已农田覆盖，一派田园景色。 《秦楚之际月表》上说：“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引自《史记》）这就明白告诉我们，从秦朝起，不封诸侯，把全国的地改为郡县，不肯把一尺一寸的地方给人，同时把全国中重要地方的城池，一齐拆去，怕有人占据了城池造反，哪怕是老百姓日常用的刀枪铁器一并收缴，熔化在一起，杀死有本领的人，秦朝用这种办法，去过着一万代的太平日子。由此推断，南襄城属于楚国早期重要城池，或曰楚人早期居住地，必遭其祸，也可以想见其屠城之惨烈，是否与“白起破西陵”有关，不得而知。但至少是有一定关联的，因为古时远安属于西陵地界，恐难逃其灾。古代作为“城”的，在战国前，一般而言都是以诸侯国的形式出现的。而南襄城古地名一直从古沿用至今，足见其历史影响深远。 明万历知县鲍良守的《视南襄》有诗云：“均田乘隙视南襄，环堵萧踈武库凉。士卒漫劳栖野寨，干城自足倚封疆。风吹画角披芳草，云带旌旗卷夕阳。最羡便宜冲国策，兵藏耒耜隐金汤。”这首诗具有明显边塞诗的特点，将士们条件简陋、环境艰苦、武库荒凉，却能够自己动手，补充粮草与军饷，提高战斗力，就能使城池固若金汤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南襄城在古代就一直属于重要关隘，是确保一方平安的重要屏障。 从史料可以看出南襄城地理位置之要：该县志《兵防》篇记载：南襄堡通巴蜀、郧襄等处，明时流寇出没其地，成化四年建堡，周围有垣，南北有门，轮拨本所官员一名、旗军一百名戌守，今废。 另据《远安县志》记载：嘉庆二年（1797年），在南襄城，与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襄阳白莲教起义军战斗中阵亡将士237名。这都进一步证明，从古至今，南襄城地理位置为历代兵家家所必争的战略要冲。这样，南襄城便不断地被冲击、被击毁，直至沉没于历史的硝烟之中。 史料显示：秦歼灭鄢城楚军后，又西渡漳河沮水，直取西陵（宜昌），焚毁楚先王宗庙所在地夷陵（宜昌东南），以绝其楚人复土之心，然后向东乘胜攻取竟陵（今潜江西北），直至安陆（今云梦、安陆一带），南攻至洞庭湖边，夺得楚大别山以西的江汉地区，严重削弱楚国实力。 根据古代治所惯例，一般设置郡县，都在原有重要军事交通要地或城池，或者是在原有要塞关隘所在地，若重新设置郡县，也只是郡县名称上的变化。而重新修建郡县治所的比较少，因劳民伤财，有时时间上不允许，一般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重新设置郡县所在地。
四、“南”字辩解及其它
查阅古籍时，感觉“南”字很有意思，在古代，一般而言，我发现是专指“楚”，因楚国地处南方的缘故吧。 现举几例： （一）关于“南冠” 《国语.》言：“南冠于夏”【7】，其中的“南冠”是说楚国在南面地方，南冠意即戴着楚国的帽子，可见当时楚人的气派。这是从衣装上讲的，而“南”专指楚。 （二）关于“南乡”地名 1、南方。《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此“南乡”即指楚国之地。这是从地理方位上讲的，“南”亦指楚。此“南乡”是否与“南襄”同指一地，待考。 毛传：“乡，所也。” 郑玄 笺：“维女楚国 ，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 三国魏曹植 《神龟赋》：“苍龙虬於东岳，白虎啸於西冈。玄武集於寒门，朱雀栖於南乡。” 2、南向，面朝南。常指居帝王之尊位。《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乡， 尧 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史记·留侯世家》：“德义已行，陛下南乡称霸，楚必敛衽而朝。” 3、地名。《水经注》：“丹水又南，径南乡县故城东北……城南门外，旧有郡社柏树，大三十围。萧欣为郡，伐之，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大数围，长三丈，群小蛇数十，随入南山，声如风雨。”此南乡县，王莽新朝末（23年），析人邓晔起兵南乡以应汉。东汉始置南乡县。 4、《战国策》记载：“天下莫以敢以兵南乡”。这说的是楚威王时期，当时楚国有坚固的长城或者城池，易守难攻。最初，楚国的“长城”叫“方城”。 （三）关于南襄堡地名 南襄城是楚国早期城池之一，有古遗迹及出土文物为证。南襄堡是战国后期的地名，与早期南襄城同处一域，两地名间相距仅半里，后者地名明显地沿用了“南襄”二字。古代的堡或者城堡最原始的用途并不是享受，而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的防御工事，因此，大都建在山崖、要塞或是河边。而今，历史的影子已经无处可寻，当人们坐在船上向两岸的古堡眺望时，早已忘却了远古的硝烟和厮杀声。因此，南襄堡应是三国时期屯兵屯粮、抵御外敌攻击的一道天然屏障。南襄城抑或南襄堡为当时荆州通往蜀地的军事重地，即今远安县洋坪镇南襄城之所。 《三国演义》写的是关羽“奔临沮”后，在“决石”被捕，在临沮被杀。历史学家对关羽被捕杀之地，或说远安西北。关羽“走麦城”后“奔临沮”，可能就是逃奔到今远安县回马坡之地，有古迹为证。也符合关羽骑马走山路、弃大路、投小路的特点。 （四）关于南襄城古地名 “襄”字解：白话版《说文解字》：襄，汉代的律令说：脱衣耕种叫作“襄”。 《周书 • 谥法》：“ 辟地为襄。”后此“襄”指地名。《三国演义》：“必纳王妃，以襄内政。”根据古代“南”字所使用习惯：南襄城之“南”是指楚，“襄城”为地名。南襄城就是楚国的古都城，更早则很有可能是一个诸侯国所在地。这里只能是推断了，有待考证。 清天缘堰遗址，在远安县南襄城。火神庙遗址，与祝融有关，在远安县鸣凤镇。祝融是中国帝王。他以火施化，号为赤帝。相传，祝融还是一个音乐家，他经常在高山上奏起悠扬动听，感人肺腑的乐曲，使黎民百姓精神振奋，情绪高昂，对生活充满热爱。黄帝时期，黄帝南巡，分不清方向，于是请“祝融辨乎南方”，他因此担任了司徒的职务。后来，祝融被封楚地，成为楚国人的始祖。 再看进川驿道：汉时，江陵人进川须从当阳到临沮县城（今远安县境），经南襄城（堡），进入大山小路；从临沮进川是官道大路，有呼儿山、撞儿沟、打湿旗、瞄儿岗等遗迹。 这些古迹都可以隐隐约约搜寻到南襄城的影子。 （五）关于南襄郡城地名 存疑：“南齐置，西魏改置南襄阳郡，隋废，故治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南。”疑问是“故治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南”。 其理由和考察如下： 齐时，新立宁蛮府，置南襄郡于南襄城（今远安县界），领新安县、武昌县、建武县、武平县。 魏晋时期，长江以北许多地方一度成为政治权利真空，这为蛮族出山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蛮族人纷纷走出山险，出居平原、河谷。今远安、保康境内多山，“二百里中，水陆迂狭，鱼贯而行，有数处不通骑。而水白，田甚肥腴。桓温时，割以为（汶阳）郡。西北接梁州新城（郡），东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边，并山蛮凶盛，据险为寇贼”，亦即到南北朝后期，这一带置有南襄、安定、义安等蛮郡，领二十余蛮县，说明蛮族的分布相当广泛．雍州蛮民估计在１３０万人以上，而《宋书-州郡志》所记，当时雍州的编户只有１６７４６７２，蛮民的户口数是非常庞大的。出山的蛮族，与汉族人民错居。可见当时蛮汉杂居已非常普遍。 石泉先生考察后，写道：古代的沮水（又写作睢水，音同，通用）和漳水是流经楚郢都和随后的江陵城附近的两条水。春秋时期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左传》哀公六年记楚昭王所说：“江汉睢（沮）漳，楚之望也。”就反映着当时沮、漳二水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唐、蔡师攻入楚国，楚昭王君臣由郢都逃出后，首先就“涉睢(沮)。”《汉书·地理志》（卷28上）南郡“临沮”县原注云：“……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三国志·王基传》（《魏志》卷27）记王基的语说：“……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数。……”这都说明古代沮、漳二水和楚郢都及其后继城市江陵城很邻近，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8】。 春秋时期的沮漳河就已是楚国的著名河流，也就是今流经远安、当阳等地的沮漳河。古时沮漳河即指此流经地。 那么，依据上述资料，由此可见，远安始终处于楚国早期的中心地理位置，南襄城就处在这个中心点上的一枚重要棋子。东南西北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相距均不远，可进可退，其地理位置显赫。古代陆路难行，可经沮河水路上下，十分方便，从而弥补陆路不足，无形之中也阻挡了敌方前来攻城略地。这便是南襄城之所以存废的缘故吧。 （六）关于“楚”字解 “楚”是指特某种野生林木，《诗经》卷一之三《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郑笺：“楚者，杂薪之中尤翘翘者。” 类似用法在《诗经》中多见，如“葛生蒙楚，蔹蔓于野”（《唐风·葛生》），“绸缪束楚，三星在户”（《唐风·绸缪》），“交交黄鸟，止于楚”（《秦风·黄鸟》），“扬之水，不流束楚”（《王风·扬之水》，此句又见于《郑风·扬之水》），“楚楚者茨，言抽其棘”(《小雅·谷风之什·楚茨》)，从《诗经》所述来看，“楚”是一种分布很广的野生林木，其中大部分生长在南方。这些描述也符合沮漳两岸、荆山丛林物种特征。 白话版《说文解字》：楚，丛生的树木。另一名称是荆树。字形采用“林”作边旁，采用“疋”作声旁。后来，“楚”就演变为专指楚国的国名了。 《左传》言：“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6】，这是说楚国理应该贡献祭祀用捆着的菁茅草，却不见送进来；使周王行祭祀的时候，没有菁茅供献祖先，没有祭酒的地方。其中，菁茅草出在楚国，每年由楚国进贡与周朝，在周皇行祭祀时候用的。菁茅草成熟后为白色，又名白茅草，属草本植物，学名叫茅草。由此推断，此菁茅草就是沮河两岸生长旺盛的巴芒草。从物种得知其地域特征。后齐桓公极力推崇菁茅草，曰“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籍，不如令者不得从”。在当时可见菁茅草的地位，非同一般。由此可见，南襄城为楚国发祥地之一，是楚早期所建城池，应是可信的。 （七）沮河两岸千余岩屋被发现 在当阳百宝寨沮河两岸，新发现了1700余间岩屋，其地域南起当阳市玉阳镇，北至远安南襄城，长约50余公里。因为地方文献没有记载也未被媒体报道，再加上岩屋内无碑刻无文字，这些岩屋为何人何时所开，那些开凿出来的数万立方米的石料哪儿去了，至今是个谜。这些岩屋开凿于临河的红砂岩绝壁上，高不可攀，有的洞口灌木丛生，不易发现【9】。这又是流经远安县的沮河两岸发生的千古之谜。
五、后话
我早年对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其中对屈原的作品比较喜爱，这就涉及到楚文化源流的问题，那时不过纯属个人爱好而已。当年我写作报告文学作品《神秘的土地》，就引用了屈原作品《天问》及远安所属的古代楚国方面的文字与意义。因“铸剑”航天与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如此吻合，谁知，是不是一种历史天然的巧合。 加之我在远安生活近30年，却浑然不知脚下的土地竟如此神秘厚重。于是便对楚国的历史有了一定的兴趣，并进行一些探究。我不是考古学家，只是兴趣使然，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不能阻挡我写一点自己所知的文字。如果这些不成熟的文字，还有那么一点点帮助或者作用的话，那我就十分欣慰了。 敬请大家指点、批评，本人不胜感激！
注： 【1】据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之《魏晋南北朝史》。 【2】参见《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之“高蔡”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修订本第1次印刷。 【3】参见《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之“夔”条，同上。 【4】详见“荆楚网”以及《中国历史大辞典》[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 【5】见新版《南漳县志》第8页。 【6】语出《左传》中《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7】语出《国语》中《单子知陈必亡》。 【8】见1982年02期《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作者：石泉：《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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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 23:53:44
发表于 2015-11-2 08: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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