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记实散文）父亲走了

三月

树尤如此，人何以堪？

抱朴子

现在想起来,当初搬家的情形实在是跟逃荒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父亲这边，这种逃荒就显示出荒唐的意味：放着现成的大瓦屋和大片大片成熟的良田不要，举家到找不到北的城关去过一种没有土地农民生活，这不荒唐吗？但是母亲不这样认为。母亲语气笃定地说：宁在紫禁城里讨饭，不在山旯旮里闲转。母亲将新起的三间大瓦屋视之如草芥的眼神伤害了父亲。父亲忧心忡忡地说：到了城关我能做什么？
这才是父亲的忧虑之所在。当了一辈子农民，在山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父亲，对于明天的自己把握不住。在山里，父亲是勤劳而且有办法有能力的，到处是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收获成担的粮食；丢下一颗南瓜籽，就有南瓜藤的四处攀爬，生机盎然在开花结果；山里四季有野物的叫唤与繁衍，唤上狗就能扛回肥嘟嘟的猎物回来。更重要的是当初分到手里来的荒地经过两年多精心地耕耘与伺弄，现在已经是农民眼中的熟地，正如一个营养不良身体单薄面黄肌瘦的少女，经过一春一冬的进补，现在已然是一个成熟饱满的大姑娘，正是生育的好时机，你却要拱手让人，任谁也心有不甘啊。况且，对于父亲而言，东山有他蓄的树，西山有他栽的苗，南山有他开的荒，北山有他种的地；上河里还有九条鱼，下河里还有三只鳖。一句话，山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在他的脑子里，都在他的心里。这样忽然地离开，他的心里会生出万千条丝，丝丝缕缕地缠绕着他的脚步。还有一个父亲没有说但是我清楚的原因是：父亲在山里辈份极高，有多高呢？我和我媳妇谈恋爱的时候，在板栗成熟的十月，我带她回了一趟老家，山湾里的人见了她都偷偷地看，然后悄悄地问我：爷爷，这是婆婆呀？或者：太爷爷，这是太婆婆呀？弄得我媳妇脸一直红着。当恶梦般地政治运动过去，特别是我们陆续地长大之后，父亲以他的勤劳和他的固有的辈份在村里的地位是如日中天，父亲舍不得那一份被人尊崇的感觉。可是一旦离开这片热土，到了举目无亲的城里，谁知道你是谁？谁又管你是谁？
父亲也有过犹豫，也有过反对，甚至整夜整夜地坐地稻场里的月光下面长叹短嘘，沉默如石。他望着月下的群山，群山如黛，无言而大，河流轻响，潺潺流远。月下的爷爷奶奶也在他的身后的坟莹里注视着他，注视着他这个六神无主的儿子。月光把他的影子投映在地上，那是一团暗黑，几只勤劳的蚂蚁在他的黑里爬来爬去，为明天的觅食探路。父亲大概是感觉到了来自身后的父母的眼光，所以他起身来到父母的坟前，坐下，点燃旱烟锅，一口一口地抽着。他想跟死去的父母说点什么，却又无从说起。他忽然明白自己在这世上已经是个孤儿。这个发现让他不觉悲从中来，老眼湿润。后来，父亲站起来，对自己父母说：爹呀，妈呀，我们要走了，以后就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来看你们了，你们保佑你的孙子们好好地长大，做事，他们长大了有能力了回来给你们烧纸，我以后死了就回来陪你们……
母亲松了一口气。母亲从屋里拿出两刀火纸悄悄地来到父亲身边，将火纸点燃。猩红的火苗在月光下面显得特别幽蓝，映照出父亲泪流满面的脸。山风呜咽，群山低沉。
来到城关，就真应了那句话：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先是寄居于母亲儿时的一个朋友家里，但是建房的土地迟迟规划不下来，住得久了，别人的脸色就有了变化。而父亲又是特别自尊的人，苦累不怕就怕受屈，宁愿露宿街头也不愿意看别人脸色睡觉。父亲提议到河滩里去搭个临时的窝棚过一段时间再说，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说走出这个门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又会怎样看他们？他们好心好意地收留我们难道还收留出罪过来了？大丈夫能屈能伸，遇事要学会绕弯。父亲恨了一声：我这么大年纪，落到这个下场，我为哪三折？母亲说：你都是为了我为了儿们，我们在山里累死累活还不都是为了儿们？父亲憋屈得无处言说，咣当将一杯酒倒到嘴里，呛得猛烈咳嗽起来。
好不容易土地批下来了，建房的资金问题又立刻显现出来。头一天批的土地，父亲到地里看了又看直到深夜才回，但是第二天下墙脚的师傅们来到地里时，原来光光的地里却种满了白菜苗。一个矮小的老男人盘腿坐在地里，非要父亲拿出五百块钱补偿他的青苗损失才能动工。这摆明了是讹诈，但是父亲拿他没有办法，怎么说都不行。那时候的五百是多少呢？那时候一个国家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多。做梦都想有自己的房子的父亲气血上涌，上前一把将那个猥琐的男人提起，说：你欺负老子是山里人，老子这个山里人今天就要你的命！说着运足力气，拎着老男人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像当年扔郑永善一样把他扔了出去。尽管事情后来在村里干部的调停之下得到解决，但是城里人留给父亲的印象却无可挽回地坏了。
房子建一建停一停，不是没有钱买砖就是没有钱买水泥，一旦没有钱了父亲就跑回老家去砍树，将成片的松树砍倒了、剔枝、断桐，然后一根根地从山里扛到五六里外的公路上去卖掉，拿到钱又跑回城关买几袋水泥或者几百砖头。房子的框架就这样凑凑巴巴地立了起来，但是再也没有钱去做门窗。一个没有门窗的房子是不像一个房子的，就像一个人空洞着眼。到城关的第一个年就是在这个没有眼睛的房子里过的，但是母亲的兴奋却异于往常。母亲做了很多菜，桌子就摆在没有打地平的松软的泥地上，菜太多，以至于将桌子都压得倾斜了。过完年，母亲将我们都赶出去，有的到河滩果园里去帮工，有的到街上去捡破烂，我和三哥拉了板车跑到万山和万里去捡破铜烂铁。每天晚上回来，母亲就让我们一个个去报帐，艰苦的岁月里蕴藏着一股创业的激情。记得我和三哥来到万山家属区背后的山坳里时，惊异地发现山坳里竟然东倒古歪地倒满了废弃的预制板，许多大拇指粗的钢筋就裸露在外面。把我和三哥兴奋得真跟叫花子捡了个金元宝一样。我们抡起大锤，挥汗如雨地劳动了大半天，终于将板车装满，望着满山坳的预制废件，我们仿佛看到阿里巴巴的宝藏库，觉得明天后年乃至于明年后年我们都将取之不尽。直到夕阳西下，我们拖着酸楚的腿，拉着一车废旧钢盘，从山上踉跄着下来时，两个保卫科的干部正在万山花坛旁边笑眯眯地等着我们。他们笑眯眯地没收了我们的大锤，板车和板车上的钢筋。他们还把我们两兄弟带到保卫科的值班室里，一个保卫科头头儿模样的干部开了一张罚单，交代留下的两个士兵让我们写交代材料。罪名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三线建设。又累又饿又渴，我们请求喝点水，士兵倒水给我们喝了。然后给我们每人一张纸，让我们写交代材料。我和三哥擦了汗就开始写起来。我记得我写得是半文半白的语言，说什么眼看国家物资暴尸荒野，于国于民皆是浪费云云，三哥则是纯粹地散文体，客观景观的描写加上主观的抒情，一张纸很快就写完了，我们又申请第二张纸。两个当兵的好奇地拿起我们已经写完的部分看了起来。他们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三哥说：我是川大的大学生。他又问我，我想了想，很庄重地说：我是武大的大学生！当兵的说；哎呀，你们都是国家的人材呀，怎么做这个呢？我们就放下笔，痛诉了一番革命家史，把两个当兵的彻底感动了。他们当即决定归还我们的作案工具并且让我们将满满一板车钢筋拉了出来。他说：上面的领导问起来我来担起，你们走吧，好好学习！我们将一车的钢筋拉到废旧站卖了，得了一百七十元现金。

梦妮

清贫年代的磨难是人生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因了那些艰辛的过往，人生便显得更加丰厚。

抱朴子

月亮把影子投在水里，多了一份水色，晃晃漾漾
人把自己放在梦里，多了一份想像，满满荡荡
月亮不在水里，人不在梦里
太阳炙烤大地，投下弯曲的倒影
一只羊  凄凉在山冈
                                           ——《偶得》
什么是值得信赖的，什么又是需要一生防守的？朋友的背叛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切为了利益。有太多的时候我把一根橄榄枝当成了一片森林。朋友的谎言可能就是真相，朋友的利刃才是致命的硬伤。我以童真的眼光看待世界，奈何世界是豺狼的勾当！
夫复何言！

三月

朋友的谎言可能就是真相，朋友的利刃才是致命的硬伤

人在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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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朴子

现在如果我跟别人说我曾经捡过破烂，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但是城关附近的大大小小的垃圾场和三线的几家厂我们几兄弟都走遍了。也正是这种坚持让我们一家踉踉跄跄地在城关站住了脚跟。捡破烂之后我们到河滩的果园里拨草，因为拨草，知道了可以贩水果。和贩水果比起来，拨草纯粹就是体力劳动了。母亲第一天贩水果赚了近七十块钱，这个收入让母亲开始触摸到了城市生活的脉搏。但是父亲不行，同样的水果到了父亲手里就成了赔钱的买卖。几天下来，母亲赚的钱正好可以贴补父亲的亏空，换句话说：就是白做了。母亲一直搞不明白好好的水果低价进进来，高价卖出来为什么会亏呢？母亲决定跟踪父亲，一天的跟踪让母亲气极而笑了。父亲不是在卖水果，父亲简直就是在学雷锋。父亲总是对一大筐水果能不能卖出去忧心忡忡，所以早上八点钟开始父亲就在降价销售，遇到熟人了，父亲总是很大方地把水果送上去让别人品尝，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些家常；特别是遇到老家的人，父亲几乎是不由分说地装一袋子水果塞到别人手里去。这样地买卖能不亏吗？明白了真相的母亲坚决不让父亲上街去卖水果了，但是不卖水果父亲又能做什么呢？父亲是种地的好手，但是现在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父亲一直很烦！
        好在水果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的，精明的母亲很快就发现了另一个更容易赚钱的行业，那就是加工卤肉。母亲过去是地主家的千金小姐，曾经被三个保姆伺候过，自然有山珍海味的历史记录。就是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母亲也会变着法子地将普通的菜肴做出色香味来，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补丁，母亲也会花些心思将补丁做出装饰的效果。有一次我女儿穿了一条带补丁效果的仔裤回家，她奶奶说：早在你爸爸们小时候我就是这样打补丁的了！但是在具体烹制的过程中，母亲却遇到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留存于记忆深处的味道很难在自己手中变成实物。就拿卤肉的颜色来说，从锅里捞出来的肉尽管也香，也油光光的，但是白——那是一种让人灰心丧气的白，寡白，让人毫无食欲的白。这样的卤肉是无法让人掏腰包的。也有一种红，就是食品红，商店里有售，但是母亲在实验之后，认定这是一种病态的红，不是食物的红，并且自己吃了一口之后立即将一锅卤肉倒了。和反复做实验的母亲比起来，父亲像个手足无措的学生。父亲谦虚地问：你说的那种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母亲也无法准确地形容出那种红，母亲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种红不对。后来母亲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曾经是我外公家里的厨师。老厨师说：那不是红，那是用白糖炒出来的红糖浆。母亲反复地炒，将一袋袋的白糖倒进锅里，用火慢慢地炒，白晃晃的糖慢慢就变红了，继续炒，红得就深沉了，是一种介于老红和酒红之间的颜色，然后用一把干净的刷子沾了糖浆，一层层地刷到刚从锅里捞起来的肉上，糖的味道渗透到肉里，卤肉就慢慢地变成了母亲记忆中的东西了。母亲吃了一块，又吃了一块，脸上幸福地说：这就对了！那时候满大街的卤肉还都在使用食品红。母亲烹制的卤肉一上街，首先从沉稳的红上就脱颖而出了，一段时间过去，但凡是下班时间一到，那些想吃卤肉的人从一条街的卤肉摊溜过来，直奔我母亲的卤肉摊，总是我家的卤肉卖完了，其他人的卤肉生意才开张。卤肉生意的红火为父亲找到使力的地方，从外面买回来的猪头需要洗净，而洗净的第一道程序则是拨毛，拨毛有两种办法，一是用沥青，二是用松香。父亲说：沥青是用来铺路的，铺路的能有什么好东西，用它来拨毛，不要说对人的身体有害，就是听了心里也不舒服的。于是用松香，松香天然的香味在第一道环节上就把一种香渗透到肉里了。拨毛洗净之后，要用斧子将猪头劈开，然后才进入烹制的环节。那就是母亲把关的事情了。像是一道流水线，父亲母亲配合得很好。父亲在这个城市里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每天晚上母亲从街上回家，在电灯底下数钱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候。那时候的猪头多少钱一个？十块钱！烹制好的猪头一个可以赚多少钱呢？一个可以赚三十块钱，那简直就是一个暴利行业啊！一天加工五个猪头是多少？十个呢？而那时候上班的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那时候一个县长的工资一个月才300多啊。
        一放暑假，我们再也不用去捡破烂，也不用到果园里去除草了。我们有的骑自行车，有的骑弯管的嘉陵，四面八方地去收猪头。收一个猪头就意味着三十块钱到了我们的口袋里。我记得我的三哥那时候还在读大四，一回到家就投入到收猪头的行列之中，有点奋不顾身的意思。而我三哥又是一个很不讲究的人，夏天一件衬衣可以穿四五天，翻过来翻过去地穿，只要没有人逼他脱下来洗，他是不会主动换衣服的。除了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抢猪头，他偶尔也会接一两个不太复杂的民事案件当一当律师。好象他当时是远安县第一个法律专业的本科生，就连法院的领导的论文都是请他代笔的。有一回他在法庭之上言辞太过于锋芒，将对方的代理人逼到了死角，对方恼羞成怒，指着我三哥说：你，你，你！转而请求法官将我哥哥赶出去，原因是我三哥是个收猪头的，一个收猪头的坐在法庭之上充当律师而且锋芒毕露，是对法律的不亵渎！这件事情一度成为笑谈。有一天凌晨大概是三四点钟，我和三哥就赶到七里，正是一天之中最凉爽的时节，我们把弯管嘉陵停在去江北的路边，守株待兔地等候洋坪的几个杀猪佬。这一天实在是来得太早了，但是也没有办法，所有做卤肉的人都知道猪头的价值，大家都在暗中较劲争夺猪头。几颗残星还在遥远的天际亮着疲惫的光，大地一片寂静，凉爽的风不紧不慢地吹拂着，我们很快就把自己摊开在马路上睡着了。一定是有很美妙的和青春有关的梦境来到，我们两兄弟睡得十分惬意。然后我们在睡梦中听到了刺耳的尖叫，等我们茫然地睁开眼睛，一道刺目的白光将我们照得惶恐不定。跟着就有两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你们找死啊，怎么跑到这公路上来睡觉！原来是从江北山上下来的一辆双排座货车，司机做梦也没有想到下坡的公路上会有两个少年在睡觉。惊魂甫定之后，司机说：你们也真是不容易，但是再想要钱也不能不要命啊！

沮水愚人

终于更新了。

三月

确实，花儿已经在谢了！

左岸右岸

这么好的贴子怎么不置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