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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从口出[/COLOR]
———刘友华[/ALIGN]
A省B县的文君55岁才混上一个主任科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事事不顺心，件件不如意，颇有些失落感。昨天，组织部的杨部长找他谈话，正式通知退休，并享受副县级政治待遇。经历几十年风雨兼程的文君很平静，因为他已经准时到达仕途终点的港湾。他勉强地点点说道：“衷心地感谢县委的关心！”他内心暗暗一笑：这好。我死后，按市老干部局的惯例，可免费刊登《三峡日报》的讣告了。
夜半，文君老是睡不着，他爬起床，喝了几口“楚园春”，诗兴大发，准备写首诗，以表言志，不知咋的，诗老是写不出来，他却写出四个大字：“病”从口出。
“病”从口出，这是文君60岁才明悟出来的一条真谛。
“病”从口出是从病从口入演绎而来的。病从口入是卫生部门、医生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诫语。意思是说人得病，都是把关不严，让细菌进入口腔，因而得病。细菌小得人的肉眼是看不到的，但它一侵入人体，哪怕是悍刑大汉也要病倒。据史书记载，清代西藏十一世达赖到热河（今河北省）承德朝拜乾隆皇帝。途中，有人劝他注射天花疫苗，十一世达赖说自己是活佛，小虫何奈？几月后，从西藏进京的人全部返藏，唯有十一世达赖因患天花而病死在京城。
常言道：“言多必败！”讲话也是一门艺术。弄得不好，同样一句话会得来两种不同的结果。法国人说中文不好学，我说一点不假，中文词汇太丰富了，我弄了半辈子，有些还没弄通，还要学习。例如，“客人”一词，本属褒意，若换成政客、说客、侠客、剑客、嫖客等，其意思就面目全非了。
清代文字狱盛行，一位读书人念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话招来砍头之灾
中国的五十年代，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板、大辨论”即所谓“四大自由”，据近代学者不完全统计，全国被划成“右派”的几十万人中，多半以上都是吃了嘴巴的亏。
七十年代，我被抽到县文教局落实政策（右派）办公室搞专案工作，全县右派平反材料第一稿都是出自我手。改革30年后，把这些同志的材料端出来一看，真可谓啼笑皆非。有例作证：一位中学老师×××，他画了一幅漫画，并宣传道：“×××领导的老婆是金屁股，打一针花了几块钱！”画中内容称×××领导不节俭，利用手中职权，老婆吃好药打贵针。几天后，该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工作籍，在沙洋农场劳改十年，后来释放后在老家种田当木匠。待一九七九平反时，当年风华正茂的小青年成为风烛残年的老人。
古往今来，古人与今人，只不过穿戴不同而已，龙的传人，言行及所作所为都是同根同源，万变不离其宗的。
在建设和谐社会中，人的人观念也随之变化。不讲阶段斗争，人权自由了，但有的人什么都敢说，上起党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平民百姓。据笔者愚见，这些人多半是生活空虚，手中无事可干，如果像科学陈景润那样去忙碌，他那有闲心去说三道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己有了成就，“张飞卖秤砣——人硬货也硬”。这些是人们说不去的。说是非的人居然可恨，但传是非的人也是投人所好矣！此事与己无关，为何去传播呢？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有个“陈氏定理”，在B县有位黄某，自称是黄氏响声丸的传人，他也自诩有个黄氏定理，即“有讲××干部提拨的人——此人就是想当官；爱讲××有经济问题的人——此人也有经济问题；爱讲××生活作风的人——此人必有作风问题。”黄氏定理虽属笑话，但它还是有些哲理可循的。
古代有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故事。春秋时期，弱小的郑国在子产的开明治理下，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气象。
当时，郑国人喜欢聚集在乡间的学校里，七嘴八舌地谈论天下大事，并且对国家制定的政策进行评价。大夫然明有一次从乡间学校回来，自作聪明地跑到宰相子产的家里说：“下道命令把乡间学校关闭吧，免得让那些无知的小民聚集在那里议论是非，您觉得可不可呢？”
子产摇头说：“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些人早晚聚集在一起休息、谈笑，当然要议论国家治理的好坏，他们肯定的，我们就努力去做；他们讨厌的，我们就马上改正。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打击他们呢
然明低下头。子产接着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只听说忠诚为善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以势作威能防止怨恨。如果作威防怨而不能止住怨恨，就会像大河决口，我就无法救治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以不如开个小决口，让人们的怨恨有发泄的渠道，我就能从容地听从并改正了。
本来想请功的然明碰了一鼻子灰，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以上故事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让人们说话，天是不会塌下来的。
“旁观者清。”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毛泽东同志讲一分为二，中国另一位哲学大师杨献珍讲合二为一。佛教上讲因果报应，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道教上讲天人合一。
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在楼房越建越高，人与人越来越疏远。人交往少了，讲金钱名利的多了，讲真话的人也少了，这是造成说是非的原因之一；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不见了，许多人没有讲话的机会，这是造成说是非的原因之二；文艺批评少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港台及海外文艺作品、影视等占领中国大半壁江山，先进的文化只是挂在嘴上，成为苍白无力的一纸空文。好作品不能评奖，平庸之作获大奖，这是造成说是非的原因之三；从贵州省翁安事件反映了一个十分值得深思的问题，党的基层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和主要负责人，没有把自己摆在为人民服务的位置上，而是居高临下，与普通党员和干部群众对立，这是造成人们说是非的原因之四；以上只例举这些，本文主要针对意识形态领域讲得多些，其它方面就不涉猎了。我衷心地劝导国人多讲些胡锦涛同志的“八荣八耻”，与人为善，与邻共处，让人一步，海阔天宽。大讲和谐之事，大颂和谐之人，共唱和谐之歌！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8-8-8 16: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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