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雪地吻痕 于 2014-8-15 10:36 编辑
商鞅:改革之殇
纵观中国历代改革,成功者鲜矣,善终者鲜矣。商鞅变法算得上鲜有的成功典范,尽管商鞅被车裂,不得善终,但其所变之法仍然得到延续,成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进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商鞅生于公元前395年,卒于公元前338年。57年的生涯有19年执政于秦,权倾朝野。这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到秦国前投在魏国相国公叔痤的门下。公叔痤知道商鞅很有才能,便向惠王举荐,“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魏惠王很不以为然。公叔痤又说:“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结果魏惠王既不用也不杀,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公叔痤死了,作为门客自然就没有再留下来的必要,只好另谋去处。适逢秦孝公招贤,商鞅来到秦国,投到嬖臣景监门下。经景监穿针引线,商鞅见到秦孝公,而且两人一拍即合,一场改革从此拉开序幕。
中国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改来换去,前朝与后代都没有多大区别。如果说有区别就只是换了皇帝改了姓。商鞅变法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的彻底革命,不亚于改朝换代。老态龙钟的奴隶制王朝经历变法的洗筋伐髓,脱胎换骨成一个生机勃勃封建制帝国,进而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
改革越彻底,阻力就越大。商鞅变法一颁布就受到普遍反对。老百姓反对。“令行期年,秦国之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数。”“千数”非确数,众多之谓也。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更反对。太子算是权贵们的代表。太子反对的方式是以身试法。“于是太子犯法”。太子,君嗣也。权贵再贵也贵不过太子。无论太子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受怂恿还是出于本意,太子犯法都是对新法的极限挑战。改革阻力之大可见一斑。
对普遍的反对商鞅早有思想准备。当着秦孝公庭辩的时候他就说过:“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而且“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如果讲民主,变法必然胎死腹中。在商鞅看来,反对者均为愚者与不肖者。对于愚者与不肖者自然不必客气,于是一场充满血腥的镇压开始了。
“重金徒木”很为后世史家称道,成为一个经典的故事。司马光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但对于商鞅来说只是序幕,造势立信而已。真正的重头戏都在后面,这就是立威。于是商鞅大开杀戒。“临渭论囚,渭水尽赤”。对违犯新法和反对新法者杀无赦!就连太子犯法,也不放过,杀祝欢,刑其傅,黥其师以示惩戒。商君此举已是义无反顾,为自己埋下祸根!其手段之强硬,场面之血腥的确惊心动魄。难怪司马光也颇有非议,称”商君尤称刻薄”。并借赵良之口拿五羖大夫百里奚相秦与商鞅相比。百里奚为相“劳不坐乘,暑不张盖”百里奚出行“不从车乘,不操干戈”;百里奚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而商鞅呢,进身途径“因嬖人景监以为主”,不够光明;从政则“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出行则“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赵良何许人?史书语焉不详。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对商鞅的指责劝戒代表的是王公贵族的利益。经赵良这一比,商鞅自然相形见绌了。一个王道一个霸道,一个仁政一个暴政。但实际上百里奚与商鞅如何能比?世移时移,虽同相一个秦国,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国情不同根本没有可比性。对于商鞅而言,任何妇人之仁都是致命的,铁腕是他唯一的选择。否则,不等秦孝公死,商鞅就被车裂了,后人也会因看不到变法的辉煌成就而多一份遗憾。
历史往往被偶然事件改写。商鞅由魏入秦就是这样一个偶然。这个偶然改变了商鞅的命运,也改写了秦国的历史,甚至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秦国是成就商鞅的舞台,他将平生的政治抱负演绎得淋漓尽致;秦国又是埋葬商鞅的坟墓,他将举国的恩怨情仇聚于一身。但商鞅仍然是幸运的,全世界都与他对立,秦孝公始终都站在他的背后,功成身死,夫复何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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