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宜昌师专之前尘往事

清者自清

                              老宜昌师专之前尘往事
                  徐汝潭（作者曾任宜昌师专校长）
    初创时期的宜昌师专
    宜昌师专始建于1958年秋季，正是三年大跃进的第一年，那种“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年月，一马当先（钢铁）万马奔腾。教育也要大跃进。当年宜昌的工、农、医、师四所专科学校同时建起，宜昌市在原来的工业技校建工专，宜昌的农校基础建农专，在护士学校的基础建立医专，在宜昌师范的基础建立师专，也属于在原基础上“戴帽子”。
    刚刚建立的师专，最大难题一是师资不足，二是缺少生源，三是学校基础设施太差。最现实的还是教工宿舍，仅有不足300平米的教工宿舍要住进40多位教师，两人共住四平米的宿舍，放两张小床，一张书桌，住不下的教师有的只好在图书室、实验室里，甚至学生的练琴室也住上。从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调来的吴林伯教授夫妇，带来数千册古线装书，只好整箱堆放在图书室里。一千多师生的饮用水更困难，从半山坡到长江边有近三华里，每天一个工人在江边电动抽水，大家饮用水都受限制。至于其它多种困难更一言难尽。也怪，在那种极其艰难的日子里，却很少听到教师的牢骚和抱怨。人们都默默承认现实，甘愿过眼前这苦生活，大家都有一种以创业为己任的使命感，以自己的青春来书写师专的创业史引以自豪，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在师生中互动，衍生出茹苦含辛的民族美德和天道酬勤的大无畏精神，创业初期的政治思想工作反而挺好作。
曾吓跑了两位青年教师
   1958年9月份，我时任专署教育局长，接待由武大分来的两位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们希望能分在宜昌市。我答复他们就分到刚创建的宜昌师专，并写了到师专的介绍信，请他们直接去报到。
他们持信从一条泥巴小路，爬上东山坡的师专，当亲眼看到那尚不够称心如意的环境有些发憷，竟不辞而别，又返回武大要求重新分配。专署教育局也打电话报告两位同学可能已返武大，盼望校方能动员他们回来。那年头时兴“大批判”、“大字报”，据说武大也上纲上线称他们为“逃兵”，用大字报的形式表示“欢迎”他们。可能又是批判加动员，直到他们认识错误，承认服从分配，仍回到宜昌师专才了结。
    等了一段时间，这两位同学果然又回到宜昌师专。他们在回来路上商量，这次不必去专署教育局，也不必见那位局长了，直接到师专报到。事有凑巧，他们第二次到师专，正是我被调到师专任校长，又是我接待了他们，双方一阵短暂的尴尬过后，就像啥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两位青年教师后来在师专工作得很出色，一位还入了党，我们之间一直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如今也都事业有成，成为在省内外颇有名气的专家教授。在那极左的年代，动辄得咎，帽子、棍子多的是。50多年来我从没有向外“泄密”。其实他们这也不是什么“动摇”和“逃跑”，在那种百业待举的初创时期，心里有些畏惧感也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

         青年教师中的“拼命三郎”
    师专初建时的师资一部分由华中师范学院从优秀的毕业生选拔，该校教育系还专门选调七名讲师和助教，再是从宜昌师范的老教师中选拔担任专科课程。由于他们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教学工作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惶恐感，但在那种“敢想敢干”、“大干快上”的政治大环境给教师的政治鼓舞特大，他们不信邪、不畏难、不怠慢的奋进精神成为教师的心理主轴。他们善于抓住各种空隙，牺牲一切休息时间发愤读书，积攒知识，加速“充电”。部分新从大学和其他学校来的如张道葵、龚万树、张爱珠、郭超爻爻、危世琼、孔相树、范云升、帅习之、李超、李明开、何麒麟和以后陆续又来的李华章、王湃、曹文安、符利民、谢道弋、吴柏森、宋美善等众多青年教师，他们那种注重“内功”、全力夯实基础知识的那股“拼命三郎”的韧劲，实在令人敬佩。他们常在深夜十一二点，仍在教研室或实验室学习和备课，有时教务主任朱辕同志常去催他们休息。正由于他们的艰苦努力，师专虽开办初年，教学质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记得1961年，华中师范学院文学系张洪主任告诉我，从全省新办的七所师专来看，宜昌师专的中文科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排在前列，这自然得益于这帮“拼命三郎”。
         如此勤工俭学
    1958年，全国各类学校都贯彻教育部门关于勤工俭学的精神，那时片面性大，勤工俭学也矫枉过正。教学成了软任务，上课时间一压再压，劳动时间却成了硬指标，学校自己建窑厂，师生们自己烧砖，山坡上全开荒种菜，同学各班、教师各教研组给食堂交菜成了硬任务，教研室里和教室门口，常常摆着镢头和粪桶，教师有时是放下粉笔就拿起挖锄，在那种亦工亦学的岁月，还真创造了奇迹。在大饥荒的年代，师生依靠自己种大量南瓜和菜蔬，缓解粮食减少的压力，师生健康状况还算没出大问题，有效地渡过难关。学校办的窑厂烧砖，靠这批砖建起一座师专大礼堂，如今仍在使用。在教师的努力下，教学质量就当时的要求也算可以。记得1959年，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和刘仰桥两位书记亲临师专视察，对勤工俭学和教学称赞“双丰收”给予鼓励。时任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王任重的夫人肖慧纳，为鼓励我们，特从省工专要了一台车床送我们作为学工和教学用。
       聘请黄声孝当教授
    那时候上面极力批判“厚古薄今”，提倡厚今薄古。提倡向工农兵学习，加之在教学中又插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政治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机会主义，一波一波的政治性运动作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都要认真贯彻、积极配合，才能紧跟形势。作为学校党的工作可不能马虎，更不能懈怠、暧昧。我们力争紧跟照办不误。我们又想保住一条底线，力求少害教师；力争不使社会政治运动过多影响教学质量。我们仍认真组织向工农兵学习安排各种活动，我们多次请当时任工委书记的闫钧同志（后任副省长）和几位副书记来校作报告，请长征老同志、宜昌军分区刘桂生司令员来校讲长征故事，我同中文科师生到著名工人诗人黄声孝同志家去送聘书。聘他为宜昌师专的客座教授，并请他为全校师生作报告。这一切在当时看也都产生较好的效果，那一段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下，批判“教授治校”师道尊严也属批判之列，师专虽受此类“浪花”的影响，好在大体上还是保护了教师。教学质量没受太大的影响，如今想起来首先要感谢老师们的支持和理解。
   1961年的下半年，***中央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各行各业也都面向实际，实事求是的贯彻中央的方针。省高教厅决定新建的一批专科学校暂时下马进行整顿，努力创造条件将来再办。师专虽暂时下马师生却不泄气，大家都能正面理解中央的以退为进、注重脚踏实地稳步前进，而不是一味攀高求虚名，不顾主客观条件的盲目大干快上，大家心情反而更踏实、更稳定了。创建师专近四年，锻炼了教师队伍，储备了一批优秀教师，为后来师专的恢复和再后来的三峡大学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我不扯淡

好文章。

深山百合

文字让我想起一些电视里面的老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