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必有后福(散文)

踏雪寻梅

      最近一次见到先生，还是两年前的事。
      那是初秋的一个黄昏，我带着女儿在沮城西门外的“栖凤园”散步。初秋是沮城最有画意的季节；黄昏是沮城最具诗情的时刻。残阳如血。远远地，我看见一枚熟悉的秃头戴着一抹斜阳向我们这边游弋而来。由于秃头处于逆光的位置，我无法看清秃头下面的眉目。只到看清那略显外排的、夸张地迈着“八”字步的两条细腿，我才认出那人正是久违的先生映泉！那一刻，我忽生一种迎上去拥抱那光洁秃头的冲动。因为某种我在后面要说的原因，我克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冲动。我叫过女儿：“那位光头爷爷就是我们远安人的骄傲——全国著名大作家张映泉，你去向他问声好，请他签个名------”女儿“哇噻”尖叫一声，飞也似的向先生奔去。我跟在女儿身后也迎了过去。先生并没有给女儿签名。先生解释说：去年农历腊月28，先生从省城武汉回远安过年，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司机当即身亡；坐在副驾位子的儿子全身多处骨折；先生所幸坐在后排，除头部被碰撞造成“脑震荡”外，其他部位均无大碍。只是先生至今日感头昏眼花，无法握笔。先生对女儿说：等爷爷病好了，爷爷一定买个漂亮的本子，签上名送给你好不好？！
      望着年近花甲还遭此劫难的先生，我心疼极。临分手时我对先生说：先生，您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先生笑了：是呀，我现在也正天天等着享福哩！
      先生早年家境贫寒，命运坎坷。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先生完全是靠发奋自学、靠着对文学的那份至真至诚的膜拜步入文坛圣殿的。由于文化底子薄，先生直至中年才发表处女作，可谓大器晚成。记得第一次见先生是在1983年的春节。是通过我的一位远房舅舅引见的。那位舅舅和先生是至交。当先生得知我也酷爱文学，立志要当作家后，先生首先并没有对我说什么鼓励的话，更多是告诫：告诫我文学创作是一个苦行当、作家是一个苦行僧云云。先生最后说，下次把你的习作拿来我看看，看看你有没有搞创作的天赋。几天后，我写了一篇习作请舅舅带给先生看。我没有勇气把稿子亲自送去，没有勇气去面对先生对我创作“天赋”的审视。又过了两天，舅舅把习作交还给我。先生在我的习作上写了好几百字的评语，评语是用红色墨水写的，俨然老师批改的学生作文。评语的最后一句是“天道酬勤”。这句评语对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在先生这面旗帜的鼓舞下，我写东西也还算勤奋，也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1986年，我的处女作散文《落日》在《中国法制文学》创刊号上发表；接着我的第一篇小说《踪影》也在该刊发表。当我看到我的作品和名字与孟伟哉、丛维熙、吴昌泰、郑彦英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和名字出现在同一本杂志里时，我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也就在这年里，我在向省内的某家刊物投稿时，向编辑抒发了自己要赶超先生的豪情。大约一个月后，舅舅找到我问到：你在向某刊投稿时说要超过映泉？我先是觉得一阵晕眩，继而是感到无地自容。我问舅舅是怎么知道的，舅舅说是先生告诉他。原来，先生去参加那家刊物举办的一个笔会时，编辑把我的“豪情”告诉了先生。先生还嘱咐舅舅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免得让我难为情或是背上思想包袱------尽管我知道先生决不会计较我的轻狂，但从那以后，我就再没勇气见先生的面了，直到先生离开小城，调到省作家协会------先生走后，我也因“只顾写小说不好好工作”而被“流放”到乡下。
      再次见到先生是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我们几个文学青年自筹资金举办了一个“荷花杯新诗大奖赛”。赛事结束后，我们从参赛作品中选出100首诗歌准备出版一本诗集。诗集编完后，我们给先生去了电话，请他来小镇消夏，“顺便”为我们的诗集写篇序。先生听了欣然应允。
    由于路途遥远，先生头天到的沮城，第二天上午才赶到荷花镇。那天我们在小镇石板街上的一家饭馆为先生接风，菜是先生点的：一个火锅、一盘西河鱼、两样小菜。我们觉得这样招待先生太委屈先生了，还想加菜，被先生制止了。先生说：你们自筹资金办诗赛，难能可贵啊！你们的诗集，就是招待我的最好的一道菜。吃完午饭后，我们送先生去镇文化站休息。那时镇上连一家象样的旅店都没有，更莫说宾馆了。我们只得把先生安置在文化站杨站长家住下。
      第二天一早，杨站长就把先生写的序送到我手里。杨站长告诉我：先生连夜看完诗稿，连夜写完这篇序，这会儿刚睡下不久。听了杨站长的话，我心里有些发紧。杨站长也许是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忙安慰我说：没什么事的，当作家的都是“夜猫子”！我不置是否的点点头，对杨站长叮嘱道：等先生醒了，你打个电话给我，我们找个好点的饭馆给先生好点补补。
      先生写的序题目叫《希望的甘霖》，洋洋洒洒近两千字，先生在文中给予我们的举动以很高评价，并对诗集中部分作品进行了点评。文笔优美而老道；评价中肯而又充满激情，为我们的诗集增色不少。
      先生那次在小镇住了3日。白天先生四处转转，晚上我们就陪先生打打麻将。先生爱打麻将。先生曾在《芳草》杂志上发过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杀麻雀》，写的就是麻将桌上、桌下的趣事和一些人的嘴脸。有趣的是，先生那双即使隔着厚厚的镜片也能洞悉人生的慧眼，却常常分不清2元和10元的钞票，不是把2元的钞票当作10元的汇出去，就是把2元的当作10元的收进来。先生打麻将时还喜欢边摸牌边哼远安花鼓戏，所哼唱词皆诙谐风趣，使人听了难以忍俊。先生有一段极精辟的论断：一个人的品行如何，在两个地方最容易看出来：一是酒桌，一是牌桌。一次先生回来休假，县里的几个文友陪他打麻将。有一局牌先生听了大胡“七对”，单吊“南”风；县文化馆杨馆长也听了个屁胡，胡“四、七万”。两人都虎视眈眈等着自摸或是别人放铳。该先生摸牌时，先生摸了个“四万”，想都没想打了出去。杨馆长想自摸，就没有胡牌。该杨馆长摸牌时，却摸了个南风，放了先生的“七对”。杨馆长慢慢把自己的牌亮出来，小声嘀咕道：“先生打出的‘四万’，我没胡的------”先生听了，一张瘦脸就象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立马变了颜色：“你小把戏要胡就胡；不胡就不做声。你这么说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先生把面前的牌一推，拂袖而去。先生做任何事都是这么认真、都是这么书生气。
      先生玩牌的时候都这么认真，做起学问来就更别说了。有段时期，在文学界和史学界，曾掀起一股为历史反派人物“翻案”、“正名”的风潮。当时，就有位学者撰文为“恶霸地主”刘文彩申冤叫屈。先生看了那篇文章后，决定入川，对刘文彩的历史进行一番实地调查、考证。先生3次进川，历时一年半，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后，写出一部10余万言的专著《刘文彩》，将“恶霸地主刘文彩”做成了“铁案”。
      先生恋家乡。在先生心目中，家乡就象一口深井，在养育了他的同时，也给他提供了无尽的创作源泉。先生说他是故乡放飞的一只篾扎的风筝，无论他飘飞在何处，总有一根无形的丝线被乡情攥着。先生调到省城后，每年至少都要回一次家乡。即使是他在担任省作协副主席、省作协文学院院长、工作和创作更加繁忙之后也是如此。先生说，在武汉写作时经常“卡壳”，文思阻塞、灵感愚钝。可是一回到家乡，就茅塞顿开、文思和灵感一泻千里。先生回家乡后，经常是打麻将打到凌晨2、3点，冲完澡后开始写作，到鸡叫时能写出5、6千字。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在家乡完成的。
      先生的身上打满故乡的烙印。有家乡的土菜吃，决不吃高档宴席；宁摇巴扇，烤炭火也不吹空调。不过，先生近几年也开始“与时俱进”了：写作用上了电脑、出门在外还提着个“笔记本”电脑；休闲娱乐的花样会的多了；甚至还开始经商办实业了------
        与先生邂逅于“栖凤园”后，至今已有整整两年没见先生的面了。前些日子听一位从省城回来的文友讲，先生的身子已基本康复，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如今，先生已变卖了手里开的公司和矿山，又开始酝酿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了------
       是啊，会当董事长、总经理的人很多，而能写出宏篇大著、锦绣文章的映泉，却只有先生一个。
       还是那句话：先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先生之福，也是我辈之福，家乡之福、文学之福。
                                    
                                                                                                            2004年第9期

墨云

手机先赏.明日细品！

踏雪寻梅

此文写时有诸多不准确的地方,附善良老师的订正如下:
山梁
哦，你对映泉的早期的确是很熟悉的，近十年的情况却不是你所说的这样。可见生疏不是两年，而是十年了。起码纠正两点，第一，他用电脑在远安文人中是最早的，大约在九十年代初；第二，他一般情况下用钢笔每天可写一万多字，用电脑可写三万多字。
......

低头的温柔

我很小的时候就读映泉老师的书，现在还再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远安人。

原野栀子

拜读！

村妮

八九年在武汉曾有幸耹听先生教诲，至今还珍藏着映泉与洪洋的签名。
祝福先生安康！

依山

怀着对映泉先生的尊敬，怀着对楼主的欣赏，认真读完全文，果然好文才，钦佩！

聊聊新闻

认真读完全文，故事讲清楚了。

不知近况如何？

红尘凡人

看来我们后生小辈的确应该好好的加强对故乡远安的了解了！

墨云

前几天远在深圳的朋友找我要先生的书稿，《沮出荆山》已有着落了。《桃花湾的娘儿们》只找到电子版，给朋友传去，欣喜若狂。愿先生健康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