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若舞 于 2015-10-19 17:27 编辑
离婚。 这个词在汪丽胸腔里左冲右撞了整整五年后，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响当当地窜上了桌面，把男人吓了一跳。 正是秋收时节，谁家板仓一响，乡邻们便纷纷提了镰刀背了背篓前来帮忙搞突击。收获虽累，那今日事今日毕的感觉还真是爽。尤其是有雨将下未下的时候，有人撅了屁股埋头疯狂地割，有人怀着满腔仇恨疯狂地扳谷，有人背着谷子小偷一样往家里飞奔。那手里，那腿上，都洋溢着欢畅，欢畅的内容就是要把那一田金黄吼回家去。 汪丽的一田金黄，大多是数回去的。男人总要每一颗谷子都熟透了才肯动镰刀。待要动刀时，却往往又下起了连阴雨。今年汪丽不管三七二十一，率先响起了板仓，众人在惊诧中帮她夺了个第一。 未来的几天都要给邻居串工。挖红薯、摘豇豆之类的事情只能抽早晚的闲功夫。这天早上，汪丽哼哧哼哧地背回一背篓红薯时，男人还在床上打鼾。汪丽吩咐男人做早饭，自己再抢一背篓回来。当她把第二背篓红薯倒在地上时，太阳已照在了门前的晾衣绳上。隔壁的三婶掩了门，说，走哇。满头大汗的汪丽心里一虚，连忙说，好，你先走，我马上就来。推开门，饭桌上空荡荡的，男人仍在床上打鼾。汪丽恨不得一脚把床踢个稀巴烂，便压低声音说，费志强，你看看现在几点了！男人揉揉眼睛，东张西望了一阵，问：几点了？汪丽尖着声音说：几点了？你还有脸问几点了！男人打了个哈欠，咂了咂嘴，开始找裤子。 人们正陆续往稻田里走。汪丽头昏眼花，想扒一碗开水泡饭后赶快出坡，可水瓶是空的。冷饭也没有了。远处已响起了扳谷的声音，沉闷的，有力的，撞击在额头上，心坎上。男人趿着拖鞋，一步一擦地走出来，说，哟，还真是不早了呢！汪丽气呼呼地坐着，不做声。男人上完厕所，抱了柴进来生火。汪丽问：你做什么的啊？男人说，弄饭吃啊。 汪丽夺过柴砸在男人的脚上，男人疼得蹦了起来：你什么意思啊？汪丽指着远处说，你没听到人家已开工了啊。男人说，人家要开工，我们就不吃饭了？ 远处扳谷的声音此起彼伏。男人的火燃了，又熄了，满屋是烟，男人在烟雾里走来走去。汪丽说，我跟你过够了。 男人揩了揩被烟熏红的眼睛，趴在火炉边鼓着腮帮子吹火。外面起了一阵倒风，把走到半路的炊烟从烟囱里赶了回来。汪丽呛得直咳嗽，冲过去咚咚咚地捶男人的背。男人把她的手一掀，吼道：你在搞什么啊？ 汪丽转身在桌子上拍出了两个字：离婚！ 男人全身一震，像是要迎合汪丽的愤怒似的，脚下一滑，双手在空中乱舞了几下，倒在了地上。烟柜上的高压锅被掀翻了，砸在开水瓶上，瓶炸了，稀里哗啦的声音像瀑布往下落，锅在地上呜呜地打转。 年年春播秋收，样样落在最后。人家的秧苗都转绿了，自己的田里还是一田浑水。人家都颗粒归仓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还在餐风露宿。人家一天能做完的事，自己总是两天三天也做不完。虽然没听到什么风言风语，可是人与人之间的高下之分是明摆在那里的。一个大男人，怎么就想不到这些呢？ 汪丽冲出门，一车搭到了当年领结婚证的地方。接待她的那个小姑娘，听说她要离婚，噗的一笑，说，镇政府早都不办离婚啦。汪丽不相信，我的结婚证就是在这儿拿的么。小姑娘道，早都换地方了，要离婚，得带结婚证到民政局去。汪丽肚子里的几箩筐话卡在了喉咙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憋了一阵，就怏怏地出去了。 时间已是正午，割谷的人们吃完午饭，正在屋檐下喝茶，费志强坐在人堆里剔牙齿，见了老婆，忙过来说：明儿三婶割谷。汪丽没理他，径直往家里走。待她拿着结婚证翻看时，男人又说了一遍。汪丽说，明儿上午我们去离婚，下午再去给三婶割谷。 男人很感惊讶，说，过得好好的，离个什么婚哪？ 女人又问男人明天去不去民政局。男人火了，早上我多睡了个把小时，你就骂得鸡飞狗跳的，现在都忙起来了，你倒不忙了，要先离婚。有本事就一个人离去。 我没有本事，你有本事。女人摞下这句话就走了。 初结婚时，公婆都还健在。小两口优哉游哉，从来不想山上的田里的事情如何料理，天天睡到自然醒。后来婆婆病故，汪丽陡感压力倍增。一日三餐像一根绳，她不把绳子绕起来，老的少的就没有着落，这儿蹲一个，那儿矗一个，无家可归的样子。光解决个一日三餐也还不行，全身的力气往哪儿派，也需要有人来明示。后来公公也病故了。汪丽肩上的压力又多了一重。 也就在双亲离世的那几年，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浪潮席卷到了这个小村子。不几天，这家冒出个新电视机，那家搬回个洗衣机。更有甚的，还有人在土房子里安装了空调。留守在家的，一年到头却只混了个肚儿圆。汪丽也想赶上这股浪潮，男人一口回绝：外面有什么好的？空气不干净，住的地下室，吃的地沟油，挣几个小钱还不够买药，到底有什么好的。汪丽小学一毕业就回了家，跟着母亲在菜园子里混了些年，一到年龄就嫁了人。对于外面的世界，她是既向往又害怕的。男人不想出远门，她也就不敢出远门。 后来村里的几个能人种起了食用菌，一家人围着几个棚子忙一年，抵种几年地。汪丽也想种，男人说：你莫看人家一发财就眼红，今年能卖个好价钱，明年不一定卖个好价钱。人家种着行，你种就不一定行。汪丽问：不试一下，怎么晓得自己不行？男人一声冷笑：用什么试一下？那是要用钱来试的。 市场行情却是一年好过一年，眼见得留守在家的一个二个地买了彩电洗衣机。汪丽捋了捋袖子，决心一试。男人埋头往嘴里扒饭，不置一词。汪丽硬着头皮回娘家借了一千块钱，买菌种，砍柴，搭棚，装袋，忙得双腿打颤。结果却不遂人愿，大部分感染病毒，折了本。汪丽不服气，想再借钱重振旗鼓，男人忍无可忍了：借借借！只晓得借！我就看你到时候拿什么来还！ 男人说这话的时候，他破了边的秋衣袖口从旧夹克里钻出来，像一条毛虫在蠕动。汪丽感觉那毛虫钻到了心底里，痒痒的，恶心。背债的日子是难过的。当初借钱的时候，把还钱说得像摘葡萄一样容易。如今亏了本，还钱的日子遥遥无期。死守着几块田是还不了帐的，可是再冒一次险，没有男人搭手，自己也撑不起那一片天。 周围的人们正大踏步向小康迈进，自己却一直在穷漩窝里打转转。前些年，女人们总爱在门前的那条小河里洗衣服，拉家常，讲笑话。如今，河边的女人越来越少了，人们把脏衣服往洗衣机里一扔，看一集电视剧或睡一笼好觉后直接往衣架上晾。汪丽却依然举着那根棒槌，在河边的岩石上狠狠地敲打。就算聚到一起聊天，汪丽也跟别人说不到一起去。最伤人的还不是内容，而是聊天的形式。明明聊得热火朝天的，她一来，众人就转移了话题。 男人从来不想明天的事，过一天算一天。别人放牛归来，要么带一捆柴，要么带一捆草，最不济的，也是给孩子带一捧野果子。他呢，发一发呆，睡一睡觉，空手去，空手回，比牛还逍遥。每天晚上往电视机跟前一坐，屁股就生了根，要是指望他打晚工撕几个包谷或是劈两根柴，纯粹是痴心妄想。 人们陆续出了坡。下了田，有人就开他的玩笑，强哥子呀，人家一农忙，两口子扭成一根绳。你倒好，一到季节就跟媳妇子闹意见，还真会打算盘哪！费志强便黑了脸，对那人说：我媳妇子是神经病，你不晓得啊？ 天黑了，男人边生火边骂女人。可是水烧开了，饭也吃好了，女人还是没有回来。临上床时，男人自言自语：有本事就不回来。女人果然没有回来。 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男人愤愤地想，有本事就呆在娘家不回来，我一个人还自由些。一个星期过去了，女人仍然没有回来。没有一个人成天像监工一样盯着，男人不习惯了。瞌睡突然少了，不是晚上睡不着就是早上天不亮就醒了，脑子里空荡荡的，心里也空荡荡的，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走起路来，总觉腿上有一根绳子在往后扯，迈不开步子。割起谷来，手上沉甸甸的。跟别人说话，第一句还没说完，第二句就掉进肚子里去了，最终叹口气了事。 这天一起床，男人连吃早饭的心思也没有了，换了鞋，往丈母娘家里奔去。 汪丽并不在娘家。她那天进城办离婚没办成，办事员说单方面想离婚的，得交五百块钱打官司。交五百块！这句话像一闷棍打在脑门上，她一边往回走，一边抹眼泪。不是说婚姻自由的嘛？离个婚还要交钱，这也叫自由啊？就在她愤愤不平时，竖在路边的一则招聘广告让她眼前一亮。一家馆子招服务员，管吃管住，两百块钱一个月。真是老天有眼，老板简单地问了她的情况，就同意留下她了。 她手脚麻利，有条有理，做事不分份内份外，很得老板喜欢。一天深夜，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在店子里喝完酒，出了饭钱，拿了张红票子在她面前一抖，要带她出去过夜。汪丽还从来没有单独拥有过红票子。可是那男人蓬乱的头发，花花绿绿的牙齿，实在令她望而生畏。那男人抓住她的手就往外走，一股浓烈的狐臭扑鼻而来，粘糊糊的，空气中到处都是，熏得她一阵阵恶心。一瞬间，不知是想起了家里的那个人，还是无法忍受刺鼻的气味，她很激烈地甩掉了那人的手，跑进了厨房。那天深夜了，她还在为那个男人的无耻行为愤怒着。在床上翻来翻去，她又忍不住想，要是拉自己出去过夜的是个体面男人，自己会拒绝吗？她不敢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于是心里就幻化出许多光辉的形象，怎样的眉目传情，怎样的温柔体贴，怎样的心驰神往。可是那狐臭像不散的幽魂，总在鼻子周围盘旋，提醒她惦记自己的不是什么体面男人——前来吃饭的那么多人，怎么单单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来拉自己呢？ 第二天，她昏头昏脑，突然觉得时间太难熬，在店子里呆了一阵，就辞了工。之后，一个人在人来车往的大街上转，转着转着，就一车搭回了家。 秋后的田野衰草连天，虚弱不堪。汪丽下车没走几步就迎面碰上了费志强。男人嘿嘿两声，说，我正要去接你的。汪丽想，你又不晓得我在哪儿，到哪儿去接？但终究没有说出来。 落了几场霜，冬天就到了。树叶纷纷地落，北风呼呼地刮，汪丽不再想把什么事情赶在谁前面，只要自己尽力了，是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每天吃了饭就上山砍柴，不抬头看日头在哪里，也不左顾右盼谁谁谁砍得比自己多，饿了就回家，这一趟背不完的下趟再来。 相安无事了个把月，一个叫赵聋子的男人的到来，又打破了来之不易的安静。赵聋子是本村的一个单身汉，本来并不聋。因自幼丧父，成年后又好赌，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娘每年都要在小卖部赊盐吃。无论哪家过红白喜事，从不见他的人影，好像那消息他并不曾听见一样。久而久之，人们就喊他赵聋子。喊了几年，他就消失了。多年以后，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晚上，汪丽一家正围着一垄火看电视，他顶着黄头发、打着红领带提着一兜水果推门进来了。 赵聋子是诚心来讨主意的。他在外面搞建筑挣了几个小钱，想把老娘从晴天漏风雨天漏水的房子里接出去，但拿不准是买一套商品房还是做一栋新砖房。费志强大谈单家独户的好处，有院子，有围墙，有菜园子，安静自在。还从屋里拿出纸和笔，画图，列提纲，计算，尽他所能帮着拟出了几套方案。 汪丽不平衡了。论文化，论品性，论体质，自己的男人哪一点都不比赵聋子差，为什么人家可以闷住一口气做大事呢？说到底，还是要出远门。哪怕一个月只挣两百，只要节约一点，年底总能攒一笔钱。第二天，汪丽从杂屋里搬出刨子锯子斧子，洗干净了放在太阳下晒。男人不解，这些东西闲了多年了，怎么现在突然想起它们来了。汪丽一整天没说话，到晚上关了灯，她商量道，过了年，男人就带着这些家当出门，挣多挣少她不计较，但一定要出门，家里的事她一人扛着。男人说，现在什么东西都时兴买，又便宜又好看，哪个还要那些登不上台面的家具。 汪丽说，买的东西，总还是需要人来做呀！ 男人笑道，现在都兴机械作业，我一个土木匠，哪个要？ 汪丽说，人不动手，机器自己也转不起来啊！ 男人说，你又没见过，怎么就晓得机器自己转不起来？ 汪丽说，我确实没见过，你也没见过，你去见识一次不就晓得了？ 男人说，你出门长了些什么见识？不也是空着手回来了？ 汪丽气愤之极，奋力一翻身，把一床被窝全部卷走了，任男人在寒气里发抖。像这样一砣糊不上墙的稀泥巴，还有什么值得留念的！ 过了年，汪丽迷上了打山货。山竹子二块钱一百根，橡子树皮四块五一百斤，干黄姜涨价了，五块一斤。如果顺利，一天还能有七八块钱的进帐。只要攒齐了五百块，不管男人同不同意，她都要坚定不移地毅然决然地离婚。然后过一种有目标的生活，一种通过努力可以实现愿望的生活，一种可以在众人面前理直气壮的生活。为了这种生活，她可以吃苦，什么苦都可以吃。现在手里已经有三百多块了，只要老天爷不下雨，最多一个月，就达到五百了。 每天眼一睁就蹦下床，洗脸，梳头，做饭，吃饭，出坡。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初春的山，瘦骨嶙峋。汪丽提着一把刀，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有时兜头撞上一根大树，那粗砺的树皮令她心花怒放：天哪！只怕有二三十斤哦！有时远远地看到了一片绿，她像牛一样打着蹶子狂奔而去，心里估算着将有五角钱或是八角钱的进帐。有时正跑着，被什么绊住了脚，低头看，却是挂满了铃铛的黄姜藤，便钻进树棵子刨起来。刨着刨着，一双手也成了几根乌黑遒劲的黄姜。各个关节都奓了口，一抻直就出血，还刺刺地疼。她撕了些布条，一道又一道地缠，提醒自己一定要挺住，忍得这一时之痛，可免去半世之忧。 这天吃过晚饭，汪丽把一匝匝零票子抱了出来，一边舔血迹斑斑的指头一边数，一角，两角，三角……昏黄的灯光，干枯的嘴唇，结实的声音，专注的眼神，使得简陋的小屋肃穆起来。直至把一根指头舔得又白又嫩时才数完，共五百零三块二角。男人安静地坐在旁边，帮忙把数过的钱叠得整整齐齐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汪丽换了身干净衣服，男人很诧异，问：你搞什么去的呀？汪丽看了他一眼，往想去的地方去了。男人在身后喊：今儿不砍竹子了呀？男人的这句话落音很长时间了，汪丽感觉还在耳边响。难为他还有个高中文凭，不晓得那么多知识装在脑子里做什么。 费志强望着老婆的背影呆了呆，便一个人出了坡。待日落西山，才砍好两捆竹子。在回去的路上碰上了赵聋子，两个人又说起了房子。不知不觉天已擦黑，便拉了聋子说：走，到我那儿搞饭吃。 刚进门，汪丽也蔫答答地回来了。男人说，快点弄晚饭吃，要饿死了。汪丽没惹他。男人冲她又是挤眼睛又是皱眉毛，意思是有外人在这里，给他个面子。汪丽一句话也没说，进屋躺下了。男人碰了钉子，便扭头愤愤地生火做饭。 他哪里晓得，离婚费用又涨了呢？一想到揣着钱被人拒之门外，汪丽就火不打一处来。也就是一张纸的事情，今儿折腾一个花样，明儿折腾一个花样。要是我跟有些人一样，闷声不响地一车搭到广州，十年八年不回来，你能怎么着？或者说，我在外面裹个相好，你又能怎么着？ 不知不觉间，山丰腴了。树叶儿深深浅浅地绿着，杜鹃红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兰草花散发着幽香，山雀子闹得林子生了烟。堰塘里的蝌蚪也多了。这些东西，都让人心慌。在这样的季节，谁不想捋起袖子大干一场呢？可是一看费志强那个样子，就由衷觉得再跑一趟民政局也值得。 新一轮的忙碌又开始了。秧田要整，沟渠要修。辣椒茄子，黄瓜豆角，有的要种，有的要栽。这些事像泥鳅，无论想要抓住哪一条，一伸手，就陷进了沼泽地，这一辈子休想再爬起来。离婚的费用随时在涨，如果自己稍一犹豫，恐怕永远也凑不齐了。以前老是盯着别人的庄稼长得怎么样，现在想来真是可笑。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只要自己高兴，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金银花已是含苞待放的架势了。一蓬蓬，一丛丛，灌木上，田坎上，路边，悬崖边，到处都是。汪丽也不管刺条挂了头发或者划了皮肉，找到主藤就拼命拽，拽不动的就一刀下去，抽到藤子一捋到底，势如破竹。家里的竹席，大簸箕，小簸箕，大筛子，小筛子，全是晒的金银花。那白的黄的花朵儿，像一个个小喇叭，把她的日子吹得鼓鼓囊囊的。 男人也不管田里的事，有时跟在老婆后面打打下手，有时也偷偷懒。汪丽也不说他，既然他想那样过，就随他去吧，反正不久就要成为毫不相干的两个人，何必还去自讨不快活呢？想想那些长着荒草的或者板结的田块，乱麻一样的家务事，她甚至心生怜悯，离了她，男人以后的日子还真是不好过哟。但一转念，她的心又硬了，可怜了他，谁又来可怜自己？不操心的男人，过什么样的苦日子都是活该。 那天，阳光灿烂。汪丽哼着小曲，背着最后一背篓金银花，走在绿草如茵的田埂上。田里的油菜顶着鼓鼓囊囊的花苞，迎风绽放。蜜蜂蝴蝶在花间飞来飞去，或者采蜜，或者赏景。汪丽想找个地方歇一歇，一低头，竟有一条蛇爬了过来。那魔鬼般的恐怖，洪水一样袭了过来，她不知道自己惊叫了没有，再睁开眼时，已经躺在了医院里，周围是一片惨白。 待明白过来自己摔伤了腿，她听见咣当一声，体内的骨头全断了，疼得喘不过气来，连头发和眉毛都跟着疼了起来。明明是疼的，很快又不疼了，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她跟生孩子时一样忽疼忽不疼了一阵，突然从嗓子里扯出一根尖刺一样的声音，呜呜地哭了起来。那声音一时像呼啸的警报，在病房的天花板上盘旋，吓得蜘蛛四散逃开，灰尘簌簌地落。一时又像夏夜的蚊虫，嘤嘤嗡嗡，盈耳不绝。 男人趿着一双脏拖鞋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徘徊了一阵，他突然一把揪住白大褂，吼道：说，是不是药有问题？ 医生愣住了，一时不知怎样解释。 汪丽三两下扯掉手上的吊针，把被子一掀，准备下床。医生忙冲过来，说，千万搞不得。汪丽推开医生，说：让我死了算了。 医生说，你伤得不算重，躺三五个月就差不多了。 春天的阳光穿过陈旧的木窗，再穿过错落的蛛网，照在床沿上。床上的汪丽像一尾搁浅的鱼，被生活的浪潮抛在荒效野外，关于金银花，关于庄稼，关于明天，都与她无关了。想想独自一人在田间地头奔波的那些日子，她觉得老天爷到底是可怜男人的。自己不是神气得像个女王吗？如今不也得像个癞皮狗一样地由他来管吃管穿？可是看着男人每天顶着一窝乱头发蹦来窜去，她又觉得老天爷也是恨男人的。如果男人稍微有一点上进心，这个家又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 漫长的三个月，毕竟太难熬了。难熬的不仅是日上三竿了还吃不上早饭，也不仅是一点点新涨起来的债务，还有窗外人们轻快的脚步声，风声，雨声，鸡叫狗吠声。整个身体在这个莺飞草长的季节里荒芜，在荒芜里煎熬。 她恼恨自己不能抵挡男人的抚摸，明明是厌恶他的，可是身体却对他的双手充满了渴望，就像禾苗渴望春雨一样。有时也为自己的不争气流泪，可内心并不郁闷，就像是夏日里的太阳雨，亮丽着呢。她暗地里骂自己，咬嘴唇，掐大腿，都无济于事。仿佛一切又在不可逆转地滑向那个泥潭。 盛夏来临的时候，汪丽的腿才基本康复。不管男人同不同意，她就像笼里的鸟儿一样飞到本村种食用菌的大户家里毛遂自荐，打短工去了。大户喜出望外，村里打着火把也难得找像汪丽这样手巧的媳妇了。两个月过去，汪丽回家跟男人算帐：做一袋食用菌的成本一块钱左右，若管理到位，每袋至少可以卖两块，依现在的行情，可以卖三块。如果做两千袋，可以纯赚四千块。男人听完好久，问：本钱呢？ 汪丽说：赊。 男人眼里飘着一团迷雾。汪丽又分析了上一次亏本的原因，入情入理。那个食用菌大户鼓动汪丽做五千袋，汪丽的腿还没有痊愈，不敢迈大步子，决定只做两千袋。第二天，费志强破天荒起了个大早床，上山砍竹子搭棚。待一袋袋婴儿枕头般大小的食用菌搬进棚里时，已到了第二年春天。出菇在秋天。因为食用菌大户在财力、技术上的支持，费志强没有打退堂鼓，按照老婆的吩咐，砍树，装袋，反堆，上架，搭凉棚，任劳任怨。 秋天来了。在板仓深沉地响起来的那个早晨，费志强弓着腰，从棚里提出一大筐香菇，冲着厨房大声喊：喂，你猜今儿捡了多少斤？汪丽拿着铲子跑出来，望了一眼场子里的几个筐子，说：恐怕不低于一百斤吧？男人搬到秆上一称，很崇敬地说：你的眼睛真毒！一百零一斤。 鲜菇的行情疯涨，男人赶了趟街回来，交给老婆八百多块钱。汪丽点完数，抽出一张绿票子递给男人，让他去买包烟抽。男人没要。女人笑道：今儿又是一个通宵，到时熬不住了可不准哪个请假的。男人鼓着一双红堂堂的眼睛，很谦虚地说：领导不抽烟，我也就不抽烟。领导不请假，我也不请假。 待田野里竖起一个个稻草人，人们一锄头一锄头地栽油菜时，汪丽问男人：你猜，总数有多少了？男人默了默，说，有七八千吧？女人白了他一眼，没做声。男人连忙说：应该不止六千吧？女人淡了许久的愤怒又漾了上来，把桌子一拍，说：九千九百块！男人吓得一跳，但马上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珠子，仿佛这是一个噩耗。 政府来人了。是个摇笔杆子的小伙子。汪丽的一双手把脸搓了又搓，一句含义深刻的话也想不出来。笔杆子说，现在需要能人来引路，尤其是女能人。汪丽哈哈大笑，瞎猫子碰个死耗子不能算能人。这期间，费志强扫完稻场，喂完猪，又泼了两担大粪在蒜田里。待笔杆子走后，他从箱子底翻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汪丽，里面有他暗地里攒下的一百多块钱，跟那一大笔拢堆后就能凑个整数了。男人的眼里闪烁着热情和希望。 汪丽再次到民政局，是在半个月以后。时至初冬，天空没有往年的灰暗，气温也没有往年的严寒，班车也没有往年拥挤。她像走亲戚一样从容。下车后，突然心血来潮，买了一串冰糖葫芦，边走边吃。后来又烤了两串羊肉，两串馒头，两串香菇。因为太辣，又买了瓶冰红茶咕噜咕噜喝了。她打着饱嗝推开了民政局的玻璃大门。 接待她的是个中年男人。中年男人问为什么要离婚。 为什么要离婚——这可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汪丽把面前的茶一饮而尽，就讲起男人怎样地睡早床，怎样地不操心。中年男人趁着汪丽喝茶的间歇，抢着问道：他在外面有人了？汪丽摇摇头，他不等她张嘴，又问：他经常打你？汪丽又摇头。他再问：他有病？汪丽还是摇头。 中年男人笑道：你们分居了？ 汪丽一愣，随即脸红了，说：现在离婚要多少钱？ 中年男人没听懂，汪丽又说，以前要五百，后来又要一千，现在是多少？ 男人哈哈大笑：那个钱啊，早都取消啦。过了片刻，又说，回去吧，万一要离，分居半年以后再来。 汪丽一阵眩晕，险些跌倒。在回家的路上，中年男人的话像金钩子闪一样，不停地在脑海里扯。仅有一间卧房，怎么分居？除非再挣钱做一栋新房子。 （刊于《青海湖》2014年第6期）
作者简介：邱安凤，笔名红药、凤丫，生于上世纪70年代。曾在《长江文艺》、《福建文学》、《语文教学与研究》、《新作家》等刊发表散文、小说、评论。现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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