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东干渠，保护水资源”之五--人物篇

深山百合

话说当年建渠人

被采访人：谭思满、谭思文、张国甫、兰春香、谭昌福、付桂海
采访人员：胡延雄、酒中八仙歌、山人、珂嘉、深山百合
采访时间：2017年4月7日
采访地点：被采访人家中













                 

聊聊新闻

呵呵，沙发.........风景送给坐沙发的人

深山百合

                                                                      总算还有张国甫

                                                                           文/胡延雄

     见到张国甫的第一眼，我内心里就不由得发出感叹：真是岁月催人老啊，当年的精壮小伙子现在已成古稀老人了。我看他是这样，他看我也是这样。总之五十多年过去，一切都改变了模样。东干渠的建设者们，现在都已步入老年，有的甚至都“走”了。尤其是那些领导者，当时就有三四十岁了，半个世纪过去，健在的就更少了。

     张国甫是个例外，他是一个领导者，当年建设东干渠的时候，他就是指挥部的一个管工程的领导，后来又当上了东干渠管理处的处长；更重要的是他还健在，而且与我们促膝而谈。我不禁感到庆幸：领导层中，总算还有一个张国甫。

    老张是洋坪镇万家嘴村的人，1945年12月，在小日本鬼子滚回去几个月以后，他就出生了。1966年东干渠建设开始的时候，他就是第一批建设者，直到他在东干渠管理处退休，除中间有一段时间在洋坪水管站工作外，他就是一个东干渠人。即使在水管站工作时，他也被抽调到东干渠工作了一年多。退休后，本来可以在家含饴弄孙，享受老年之乐，他却仍然无法闲住，搞工程建设的单位总是聘请他去当技术顾问，一直搞到去年，在老伴的埋怨声中，他才正儿八经地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

   听说我们找他想聊一聊当年修建东干渠的那些事，老张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悠悠地说道，唉，都好多年啦，有些事现在都想不起来哒。最早的时候，东干渠的进水闸在南襄城下荆毛岭，渠尾在观东一队，这是第一期工程。后来扩建时延伸到了现在的双泉村。不过进水闸下移到馬渡河。

     说到馬渡河，同行的人便说到馬渡河大坝。老张说那个大坝还真是一个大工程。抽水清基时，光抽水机就摆了四五十台，整个工地几千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场面非常壮观。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确能吃苦，冬天河水那么冷，还要打起赤脚在水里搬石头，现在想都不敢想了。

    这时有人提起打洞子（隧洞）的事，老张说，东干渠仅一期工程就有十三个隧洞。打洞子不比修明渠，难度大多了。那时我们的设备、仪器比较差，也没有经验，打洞子出了不少问题。比如一号隧洞，两端对着打，两个洞口倒是对上了，但一端高，一端低，这边的地平面却是那边的天板，差距有一米多高。没办法，只得高低拉平，把高的降下来，把低的升上去，水才能顺利地流过去。还有的是把方向打偏了，本来应当接上口的，但长度已经超过了，却看不到对方的洞口在哪里。听得到对面打洞子的声音，却看不到对面的人。迎面相撞却成了擦肩而过。只好重新再打，纠正偏差，这样就耽误了不少工夫。

     老张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出了事故那才是大事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小陈家湾的二号隧洞，塌方死了一个人，闹得人心惶惶，善后处理工作也很困难。那是1967年发生的事。一个姓苏的施工员，他其实是去做好事的，帮忙到洞子里去除渣。拉了一车碎石刚刚离开作业面，正往外面走的时候，天板上突然塌方，大概有四五个立方米的石头砸下来，把那个小伙子砸了个急死。当人们听说出了塌方事故后，急忙往洞子里赶去，把塌方清除后，小伙子已经不成人形了。人们只得用粪筐提了几筐子残肢断体出来，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就这样死去了。那时他刚刚谈好了对象正准备结婚的，没想到竟出了这样的事情。说到这里，老张神色暗淡，不胜唏嘘，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那后来是怎样了结的？有人问道。

      老张摇摇头，苦笑着说，怎样了结？麻烦可大啦。遗体送到家里去，当爹的死活不让进门。说我的儿是活生生的出去的，怎么能这么回来？没办法，老张（那时还是小张）他们只好找当地的领导和死者的弟弟，去给老爹做工作。当爹的气的骂他的小儿子，你不帮忙家里说，还帮着外人说，你这个不得成器的东西！后来好说歹说，总算把这个事了结哒。

     那，有没有抚恤金之类的表示？我问道。

    那个时候，国家也没有这样的政策。老张说，什么表示都没有，这个人就算白死了。

    一屋子人都陷入了沉默中。

     当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向老张提出，能否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写一篇关于东干渠建设的回忆录？哪怕只写打隧洞的内容也可以。老张什么原因也没说，只是笑着摇头婉拒。

    告别了老张，却无法从他的故事中告别出来。那些在东干渠建设中淌汗流血，甚至牺牲了生命的建设者们，会永远鲜活在后辈儿孙们的记忆中，不管时光怎样流逝，他们的榜样力量是无穷的，这是我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中永远用之不尽的精神动力。先行者走了，后来者紧紧追上！

                                                               

深山百合

                                                        工地上走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
                                                                                   ——记东干渠建设时的谭思满医生

                                                                   文/酒中八仙歌

     骤雨初晴，原野还有些许雨雾游荡在山间田园，三板桥村已沉浸在浓浓的春色里。我们一行人在谭思文老人的指引下，来到曾参与过东干渠建设的谭思满家。谭老及老伴在门口迎接我们，接入家中，边落座边泡茶，很是热情。三板桥村又叫谭家坪，分上谭家坪和下谭家坪。这里是上谭家坪，住户大多数属谭姓人家。

     谭思满老人生于1941年3月，今年已整整76岁了。但老人不显老，看上去精神矍铄，两目炯炯有神，1米65的身材，结实中凸显硬朗。打开话匣子，老人很健谈，回忆起参与东干渠建设的那些岁月，犹历历在目，如数家珍。谭思满老人1962年在大队卫生室学医，1964年怀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情，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有一定医药卫生知识，新兵连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团卫生队，从卫生员干起，一直干到当军医。1969年转业到洋坪卫生院参加工作。

     那时，正值东干渠一期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由于工地上缺少医生，很多头疼脑热、皮破肉裂的外伤得不到及时治疗，影响工程顺利进行。当时的指挥长杨祖敦就把他从洋坪卫生院调到工程指挥部卫生室当了一名工地医生。从此，在北起南襄城下荆巴岭的老堰头、南到左家坪的桐树坝，一期工程全长20多公里的建设工地上，天天能见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来回巡医看病的身影。

     当时因东干渠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蔡家湾村的五里河，工地的卫生室也就设在五里河。说是卫生室，其实也就只有谭思满医生一个人，条件比较简陋。卫生室所需的药品还得从洋坪卫生院及县城医药公司采购。谭思满医生除了巡回出诊外，还要负责卫生室药品的采购，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可他从无怨言，整天笑呵呵的，浑身有使不完的力量。每天，东方露白，鸡鸣声过，他就和民工们一同起床，匆匆洗漱完，吃过早饭，就背起药箱沿着五里河向左家坪的桐树坝方向巡医，沿途同民工们嘘寒问暖，看病给药，中午到达左家坪的桐树坝，在工地食堂吃过午饭后，又沿着工地返回到五里河；第二天，从五里河出发，向北沿着建设工地步行到下荆巴岭的老堰头。在老堰头吃过午饭，再沿途返回到五里河指挥部。两天一个来回，那时没有自行车，更不用说摩托车了，全凭双脚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来，脚板磨起了老茧，解放鞋也不知磨破了多少双。就这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当头；也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寒暑气蒸人，他都从不耽误，一干就是两年。

      在修建东干渠的那些日日夜夜里，谭思满医生和民工们同吃同住，既是医生，也是护士，他不仅为人态度和蔼，性格随和，亲和力强，而且热心服务，乐于助人，随叫随到，没有一点医生的架子，因此很受民工们的喜欢。走到哪里和民工们说笑到哪里，民工们有话也愿意跟他聊聊，有困难愿意向他反映。休息的时候，都抢着喊他一起烤火，聊天；到吃饭的时候，都愿意喊他吃饭。就连当时的杨祖敦指挥长也很相信他，凡是工地上民工们因病不能出工需要请病假休息，都由谭思满医生审核把关，他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根据病情和受伤的程度，少则一天多则两天，由于他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分寸把握的好，民工们对他开出的病假条，都很服气，没有抱怨。

      谈到这里，谭思满医生长叹一声，面色凝重，沉吟一会说，搞建设就像打仗一样，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东干渠建设也不例外。接着他回忆起参与东干渠建设中遇到的一件最令他悲痛的事。那天，在下荆巴岭吃过午饭，他像往常一样沿着施工线路原路返回五里河指挥部，正当他快要到达五里河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凭直觉他感到出事了。他加快脚步赶到现场时，一场不忍目睹的惨景出现在他面前：民工蔡立华在排除哑炮时，被突然爆炸的哑炮抛向空中，落地时满身是血，已不省人事。他赶紧跑过去检查，发觉蔡立华已奄奄一息，便立即喊人抬往洋坪卫生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而停止了呼吸。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了建设东干渠而牺牲了。为了吸取这一教训，自那以后，每当放炮，工程指挥部都要求工地医生要到现场监督爆破员按规程放炮，并与爆破员一起躲安全棚，靠前观察，发现危险情况及时制止，出现紧急状况便于及时抢救。

    “您又当医生又当护士，这么艰苦的环境，这么繁重的工作任务，你受得了吗？”看到谭思满医生陷入沉思，为了缓解一下气氛，我转移话题问他。“唉，工地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比起我在部队那段时间，要好多了。”接着谭老回忆起那段令他难忘的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当时，谭思满在部队服役期间，虽然是团卫生队的医生，但正遇文化大革命混乱时期，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担负起“三支两军”的繁重任务，他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广州，广州的武斗很激烈，动辄几万甚至上十万人上街武斗，部队的任务就是上街组成人墙，用身体制止双方武斗，并抢救武斗中受伤的群众。谭思满医生在抢救受伤群众时，不幸被打红了眼的红卫兵用砖头砸伤了肾，导致长期尿出血，人也累得由入伍时的120多斤消瘦到70斤，直到退伍。回来后在参加东干渠建设的那段时间里，仍然尿血一年多时间。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未向组织讨价还价。东干渠一期工程完工后，19 71年接着又转战焦枝铁路、晓坪水库、太平水库等工程建设……

      谭老现在已是76岁的高龄了，退休在家。从他始终挂在脸上的笑容中，就不难感觉到他生活得很幸福。膝下三个子女也很孝顺，儿子在自己身边，大女儿在县医院工作，小女儿出嫁到孝感。1969年和爱人结婚，一晃近50年了，由于长期工作在外，很少顾及家里，因而总觉得欠爱人的情很多。1971年爱人生儿子的时候，他正在工地忙，直到儿子生下几天后，他才接到信请假赶回来看了一眼。生大女儿时，他在望家，也没及时赶回来照顾爱人。对于这一切，爱人都默默承受了，没有怨言，她知道丈夫是国家的人，不能拖他的后腿。现在，老伴也很健康、乐观，说起话来也是笑容满面。看着两位老人高兴地样子，我的内心涌动起一阵感慨：多好的老人啊，为了国家建设，他们舍小家而顾大家，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这一片热土地，流血流汗，无怨无悔！当我们捧着香喷喷的米饭，喝着甜津津的渠水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不感恩他们，不敬仰他们，不记住他们呢？

深山百合

                                                                建渠护卫谭思文

                                                                   文/珂嘉

       在微风清扬的一个早晨，伴着小鸟叽叽喳喳的清啼声中，在一条乡间小路上我们见到了即将采访的谭思文老人家，他稳步地迎着我们走来，嘴角的笑意，眼里的热情，如同春日午后的暖阳，人暖，心满。

      谭思文出生于1947年，算起来到现在已有70岁整，说起话来仍然吐字清楚，有条有理，从他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他于1962年到洋坪镇卫生院学习医术，长达3年之久，然后便一直在洋坪镇卫生院行医。

     1975，东干渠二期建设缺少医护人员，便从洋坪镇卫生院挑选医护人员调去工地，其中就有谭思文，当时人们的安全意识缺乏，于是洋坪公社的负责人找到了谭思文，并对他进行着重强调，“谭医生，你现在是紧张时期，你去蔡家湾搞一项医生，要比原来医生管紧一点，管工程也好，管工地也好，要注意安全，尤其放炮的时候，一定要在场，而且要督促放炮在场的人员进安全棚”。

    在这样的督促下，依旧发生了一件大事，让谭思文老人家时至今日还印象深刻，谈及此事时，谭思文老人家眼里带着伤痛，表情变的凝重起来，他回忆到：那是他进东干渠建设的第三天，有一名叫蔡发祥的年轻人在拌炸药的时候，因为铁锹和硝胺酸摩擦产生了火花，导致当场爆炸，爆炸的现场出现了很大的黑色蘑菇云，燃烧了当时的工棚。很多临时干部都在现场，他们指挥着民工进行灭火，有些民工提议用被子和尿壶来灭火。后来在挑水去灭火的时候，有个民工不小心踩在了玻璃渣上，脚底板划了一条可以看见肉的长形伤口，他进退两难时，谭思文去帮助他把水桶接了过来，递给了其他的民工，并扶着这位受伤的民工就近找了块空地坐了下来，帮他处理脚上的伤口，据谭思文老人家回忆，当时这个伤口缝了有三针。大火在大家的努力下被熄灭了，拖出了蔡发祥的尸身，发现他已经被烧成了黑炭样，都看不清脸上的模样了。幸亏除了当时在拌炸药的蔡发祥身亡，并没有其他人员受伤。

      谭思文老人家顿了顿，似乎还没有从这段往事中走出来，他拿起了杯子，脸色依旧沉重，咽了咽口水，继续回忆到：“当时的工地因为要开路，经常要用到炸药，每次用炸药引爆的时候，都要躲进安全棚内才能确保民工的安全，但是当时的技术有限，炸药有时会延时爆炸，民工就想要去看一看情况，每次我都要拖着把他们拽进安全棚内，有一次，一个民工执意要去看哑炮为什么还没有爆炸，我硬是把他拖了十几米，刚拖进安全棚的时候，“轰”的一声，炸药爆炸了，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建设中太多了。”讲完这段回忆，谭思文老人家的脸色才慢慢得到了缓解，但依旧心有余悸，他捏着手中的塑料茶杯，望着手里茶水，眼神中的深沉依旧没有变。

      停了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好像整理好了心情一般，又开始娓娓道来：当时的病假条不能乱开的，指标是不超过40%，一个民工一天只有一分钱的药费，当时开的最多的要就是止痛片止咳片消炎药。当我们问起有没有民工要偷懒找你开请假条的时候，他立马睁大了眼睛异常肯定地说有，肯定有呀，而且还很多哩。在他的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位民工半夜里装作发烧的样子，将他喊来治疗，结果他一测量发现并没有发烧，民工顺势将他拉到一边小声的说，我已经好久都没有休息过了，实在是累得不行了，求你给我开个请假条吧。那可怜的神情和语气，令谭思文有些动摇，他想了想确实这位民工好久都没有休息过了，便给他开了一天的请假条，准许他休息。念及此事，谭思文老人家笑了笑，喝了一口茶水又继续说道：当时的民工们，包括干部在内，都情绪高涨，干起活来特别有劲儿，不怕冷和热，也不怕辛苦，就怕干的少。而且呀，当时吃的都是大锅饭，每次都是熬的一大锅粥，但是米饭少呀，全是汤，菜也不行，那有现在吃的好呢，但是民工们从来不抱怨，依旧勤勤恳恳的干活，下工地。虽然我只在东干渠工地干了两个月，但是真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问及为什么就没有继续在东干渠工作了呢，谭思文老人家说后来人员开始增多，能够协调过来，便将他调走了，他还说到当时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止血包扎。而且他还在工地上学会了打钢钎，一次能打100下.....

      看着现在的谭思文老人家，半灰的白发，有着属于农村人朴实而又真诚的脸庞，爬满皱纹的额头上，平白的给他增添了些许慈祥，只是那双眼睛，因为得了青光眼，而变得不再清晰。但是身子骨依旧硬朗，能够想象着当年的他，背着急救箱，在工地上健步如飞的模样。

    离开前，谭思文老人家，真挚的望着我们说：“我们很自豪，曾经能为东干渠出一份力量，虽然这份力量微不足道，但是确实为后人做出了贡献，造福了一方呀。”

   他最后的话语，虽然简单，但是里面那深深的感情让人不仅肃然起敬。我们应该记得他们，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后人也记得他们，并且从心里尊敬他们，那些为我们付出的人们，那些为东干渠建设做出贡献的人们。

   

深山百合

                                                                         建渠的日子

                                                                  文/深山百合

      兰春香出生于1958年，提起40多年前的那些东干渠工地岁月，她依然滔滔不绝，那些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因为她心灵手巧，小小年纪便做得一手好饭菜，所以刚参加东干渠二期建设便被工地食堂挑进了伙食团，那是1974年的冬天。  那时兰春香上班的工地食堂在洋坪的九里岗，因为那里正在修建一号隧洞，她们食堂就为修建那段工地的工友们的供应伙食。

     能在食堂里做事而不去工地下苦力，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其实，她们的工作丝毫不比工地上的人轻松，甚至连工作时间都远远超过工地工友。

     说是伙食团，其实一共只有3个人，工地上是两个连队一个伙食团，一个村算一个连，一个连最低也是50人以上。

     每天凌晨三点的时候，三个人中的其中一个最先起床烧火蒸饭，食堂大铁锅里装的全是头天晚上已经装上米的土钵子，一个饭钵子里四两米，是头天晚上都称好的，土钵子又放在蒸笼里，几口大铁锅并列在一起，那高高隆起的一排蒸笼像小山似的。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另外两个人也必须起床了。择菜洗菜炒菜，三个人像陀螺似的一直转到6点，这时候吃早饭的工友们已经陆续走进食堂。因为工地早餐时间是6点，饭菜得准时起锅，冬季的饭菜起锅早了容易冷，若起锅迟了不但会耽误工友们上工地，食堂工作人员也要被扣工分的。一百多号人吃饭，这里面的各种辛苦可想而知。

     等工友们吃完早饭去了工地，兰春香她们便开始收拾一片狼藉的食堂，等到收完洗完扫完已经是8点已过。她们又开始准备午饭。一百多个饭钵子。每个里面放四两米，不能多也不能少，食堂的米是有数量的，每天有多少人吃饭，收回的粮票有多少，仓库的米还结余多少，都是隔几天要结算一次的，若是总数量对不上号，食堂的人就得承担责任，差了斤两就得折算后扣工分。所以，称米是很严肃的事情，得三个人一起监秤。三个人把称好的米淘好装钵后放进蒸笼，时钟就指向了9点，离午饭又近了，又该开始架火蒸饭了。

     十点钟，三个人又开始择菜洗菜炒菜，下锅翻炒起锅，机器人似的忙到12点，午饭时间到了，干活的工友们一窝蜂似的又拥进了食堂。

     工友们吃完午饭，扔下筷子和饭钵又上了工地，兰春香也开始了下一轮的忙碌，她虽说年纪小，但乖巧懂事，凡是总是抢着干，食堂另外两个人非常喜欢她，三个人相处非常融洽。

     晚饭后，时间上相对宽松些，6点钟吃晚饭，等食堂全部收拾干净，饭钵也放进蒸笼后，她们就把工友第二天要吃的米和菜收好盖好，怕被老鼠偷吃。

     说起怕老鼠偷嘴，兰春香还讲了一件趣事：那时工地上大多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因为工地的活儿特别累，加上条件所限，菜里面也没有什么油水，虽说每个月也可以吃上3次肉，但远远满足不了小伙子们的身体需求，于是，偷吃食堂猪油也成了有些人解馋的办法。有一次，兰春香把一坛刚炼好的猪油放在食堂角落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打开坛子发现猪油被挖了个大窝，一开始她们还以为是老鼠，后来想想不对，老鼠不会掀开盖子又还给盖上吧？后来才想到，定是哪位贪嘴的“人老鼠”干得好事。从那以后，兰春香每天晚上就负责把猪油藏好或者锁进柜子，以防再被偷吃。

    做完这些琐碎的杂事后，才是她们洗澡上床的时间。

    兰春香说，每天晚上，她们上床最早的时间也是十点以后。那个凌晨三点就要起床蒸饭的人，满打满算也只能睡5个小时，虽说她们三个是轮流换班起早床，其实后面起床的两个人也仅仅只多睡了一个小时而已。

     兰春香在东干渠工地食堂里，从1974年的冬天一直干到来年的春天，草长莺飞的时候，农忙季节到了，生产队里的活儿也得要人干，1975年四月，她从九里岗的东干渠工地食堂回到了村里。

      1977年的春天，她再次走进了东干渠工地，那时候她19岁。

       那是东干渠扩建，兰春香又来到了九里岗的一号洞子，但这次不是在工地食堂，而是在工地上拉土石方。从一号洞子拉到任家冲，又从任家冲拉到北山坪，工地不停地换，但是走到哪里都是三人一组拉土石方，每天累到回家都没有力气走路。

      我问她拉土石方是不是比在食堂干活累，她表情轻松，笑着说：那时候在哪干活都累，没有轻松的时候，谁都一样。

      因为她娘家是洋坪蔡家湾人，所以这些工地离她家都不算太远，她便每天回家住，早上天不亮就出发去工地。从她家去工地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坟地，有好几次她和同伴们都在那片坟地看到不远处有“鬼火”在闪烁，一开始吓得不行，幸好一路的同伴多，说说笑笑也就走过了那段阴森森的坟地。不过，虽说她心里害怕，却并没有碰到什么诡异的事情，后来才慢慢知道，那不过是坟地上漂浮的磷火而已。

     兰春香第一次走进东干渠工地的时候才16岁，她年少青涩的模样会永远映在那片清澈的渠水里。

  

深山百合

                      飘扬在工地的小红旗

                                                                        文/深山百合

      最美人间四月天，阳光轻柔，百花争艳，我们顺着袅袅的清香，在一片油菜花海中找到了谭昌福老人的家。

     去的时候，他家的大门却紧锁，原来他正在村那头和别人聊天，听邻居说自己家来了客人，老人急忙往家赶。

      远远的，看见乡间小道的那一头过来一个步履轻快的矫健身影，他不是已经75岁了吗？正疑惑间，老人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热情地将我们邀进屋子。

    谭昌福老人脸色红润，嗓门洪亮，说话语速很快，且脸上的表情十分丰富，说到激动处还连说带比划，生怕我们没有弄懂他的意思，虽说已经75的年龄，但丝毫不显老迈之态。

    他参加东干渠建设的时候是1966年，那时他还是一名小学民办教师。

    那个时候，虽说东干渠首期已经动工，但学校还是正常上课，老师们每次去东干渠工地参加劳动，基本都是以慰问的形式。每隔一段时间，谭昌福老人所在的学校就会抽调几个老师上东干渠慰问，慰问的内容也就是援建，到了工地上，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容不得谁来挑选，干几天活儿以后就又回到学校上课，隔一段时间后再去工地援建几天。

    谭昌福每次上工地以后，领导都是安排他举标杆、插旗子。在九里岗的一号洞子里，他每次把标杆插到目的地后，然后又将一根根小旗子插到组长规定的地方。因为干活儿都是有任务的，每根小旗子之间的工程就是一个小组的任务，每个小组之间又再分到个人，还得用小旗子隔开，洞内光线不是很好，小旗子会很清楚地让人知道自己的工作任务。

    那个时候的人们，干活都很拼命，每个人都是早上一上工，在清楚自己的任务后，便开始干活。挖土的，运土的，撬石头的，打炮眼的，放炮的，整个工地都是一片火热。谭昌福也不例外。看不见尽头的洞子里，他总是在遍布土石的壕沟里踉踉跄跄穿来穿去，常常一不小心，脚下就会踢到石头，轻的呢，也会摔一跤，腿上那片青紫好些天才会消失，重的就会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也顾不上处理，因为有时候工地上的医生会去沿线工地巡视，也不是你想包扎马上就有医生给你包扎的。

     累吗？听他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插话。

     那还能不累啊？每天基本也没有具体作息时间，反正除开吃饭就是干活儿，丢下饭钵子就上工，那个紧张啊，每天的任务完不成就要扣当天的工分呢。

    老人瞪大双眼，挥动着双手，用夸张的表情回答我说。

    我笑着问他：那你被扣过工分没有？

    没想到他告诉我，他那时是在学校拿工资，在工地干活儿纯属于慰问，是没有工分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些感动无以言表，就让我们在这片荫凉下将这些栽树的人铭记于心吧。

深山百合

                                                                 工地医生付桂海

                                                                     文/深山百合

     付桂海老人当了一辈子的医生，年轻时在东干渠工地的时候就是，现年64岁，在镇上一个药店上班，仍是一名尽职尽责的老医生。

     采访组在洋坪镇上找到他的时候，是在小镇上的一个药店里，他当时穿着白大褂，正在柜台里给一位顾客称中药，我们进去说明来意，他立刻把手头的事情交给了药店同事，带我们走进了药店后面的一间小屋子，在一股淡淡的中药味道里，他轻言慢语地给我们讲起了40年的建渠往事。

     1977年，年纪轻轻的付桂海已是一名合格的乡村医生。那年的10月，马渡河大坝开建，不由分说，他背着药箱就上了工地，和那些千千万万的建渠者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他每天早上和工地工友一块儿到工地上班，因他和有些工地医生的任务不一样，不需要到沿线工地上去巡视，所以大坝工地上有个临时诊所，其实也就是个简易工棚，他每天把随身所带的药箱和药品就放在工棚里，工地上的工友们有谁不舒服自己会上临时诊所来就医。

     工地上干活，受外伤的最多，他每天就是帮受伤的工友们清洗伤口，处理消炎，然后上药包扎，若是受伤厉害的，还得紧急处理后送往洋坪镇上的卫生院，这是他每天面对的第一类病人。

    除开这些受外伤的工友，他每天还要面对第二类病人，就是一些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之类的，这类病人就相对简单点，一般开点药就行了，若是碰上严重些的，也得给病人打针，然后给病人开病假条，让病人回住地卧床休息。

    在工地上当医生，相对那些铸坝挖土的工友，付桂海就显得轻松些，有病人的时候，他就忙着伺候病人，没有病人的时候也没有闲着。

    那时候马渡河大坝工地建设正如火如荼，连和连之间，班组和班组之间，总是在工作任务、工作进度、工作质量上不停地互下挑战书，都是士气高昂争当先进。这个连发誓要超过那个连，那个班组下决心要赶超这个班组，下挑战书不是靠嘴说的，而是白纸黑字要放到对方面前的。

    因为付桂海读过书有文化，这写挑战书的任务就落到了付桂海的身上，空闲的时候，他就帮工地上的连队和班组写挑战书。

    我们问起当时挑战书的内容，他说已经记不起具体，大致就是一些振奋士气的口号，和一些比较押韵的顺口溜，但中心思想很明确，那就是一定要全面要超越对方。

    因为是医生，职业特殊，基本也没有休息时间，常常好几个月才匆匆忙忙回家一次。

    付桂海的大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但工地确实离不开，他也就没有请假。等他终于能抽空回家看到儿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满月了。

     1980年的金秋时节，马渡河大坝全面竣工，付桂海才离开工地，历时3年。

     采访完毕，临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那时在东干渠工地的药箱他还好好保存在百井老家。

    我们很惊讶，问他问什么还要保存那个药箱？

    付桂海老人依旧是用那慢吞吞的语速说：这个药箱陪伴我度过了那段工地时光，留着是对那段岁月的记录，也是一种怀念。

    看着老人淡定的笑脸，我眼中莫名起雾。

深山百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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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谭思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