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怀念我的父亲张代谨

九子溪水

                       99.怀念我的父亲张代谨

                                  张家勤

         我的父亲张代谨，字品三，生于一九〇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毕业于远安县“三进”学校，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被伪县长湛杰枪杀于高楼乡曹家河。父亲牺牲时，我年仅八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三十余年来，我多次听到母亲及乡邻们谈起父亲生前的一些革命活动。

                                              一、火烧谭家祠堂

       一九二五年秋，陈海涛、胡士林等共产党员回到了远安，团结组织进步青年和广大农民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斗争。他们组织农民，发起了远安第一次冲破封建恶霸势力的革命行动——火烧谭家祠堂。

       谭家祠堂位于远安县城南郊（现双泉村）。这是伪县政府财经主任、恶霸地主谭单清的巢穴。举事的那天晚上，我的父亲和张开元、李家炎、陈自炳、孙永发、姚永光等人在夏家店谭家祠堂旁边的稻场里点燃了草垛。刹时间，熊熊的烈火映红了夜空，谭府里的人吓得惊慌失措，呼天喊地。此后，父亲就到荆门官垱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了。

                                               二、加入共产党

       一九二八年盛夏时节，在县城中街贞女祠堂里，每到晚上，不少农民群众到这里聚会，为贞女祠堂的“香火”增添了一派兴旺景象。一天夜晚，我的父亲和张开元（西湖村人，后自动脱党）等人就在这“贞女祠堂”内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陈海涛、胡士林等人被捕牺牲，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处于低潮。我父亲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情非常沉重，也只有在家种田、轧面，艰难度日。

                                              三、民众教育馆的“管理员”

       一九三八年，湖北省委派李平、史维汉等同志到远安从事革命活动，住在城关农民合作事业办事处内（现鸣凤镇南门正街）。办事处里设有阅览室，父亲经常去那里读书、看报。《新华日报》是他最爱读的报刊，每晚必去，深夜方归。经过一段时间，父亲就和办事处的李平同志接上了头，投入了革命活动。那时，农民合作事业办事处还兴办了民众教育馆，父亲在民众教育馆任“管理员”。馆长程希孟是个开明人士，另外还有一名馆员叫熊祥凤（又名熊净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父亲名义上是管理员，实际上干的是编写、刻印抗战壁报、革命刊物的事情。所刻印的宣传材料都是交给孩子队队员刘家林、王崇林、谭华贵等同志散发、张贴。后来，我父亲又先后秘密地发展了刘家林、王崇林等十多人为中共党员。

                                                四、落入虎口 英勇就义

       一九四六年初冬的一天夜里，父亲回到了家。他对姑父谈过近一段时期在南漳工作的情况，并动员姑父出来参加革命。一个月后，父亲就又到荆门八角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四七年暑假期间，父亲回来探亲时，国民党县长湛杰曾对我父亲劝降过，被我父亲严辞拒绝。

       一九四八年二月一日（腊月二十三日），父亲和王崇林两人回到远安。二月二十日（正月初十），父亲出外归家途中，遇到了伪保长穆养然。他显得十分亲热的样子给我父亲打招呼：“张哥，你回来了？早就想去看看你。今天既然碰到了，就请到我家去坐坐，有件事想和你谈谈。”见他这样，父亲想了一下说：“那就请到我家坐吧！”刚坐定不到一支烟的功夫，国民党县警备队长、红帮大哥杨兴山就闯了进来。他用手枪比着说：“不许动！谁是张代谨？”父亲站了起来说：“我是张代谨，你有什么事？”杨说：“好吧，县长有请！”父亲刚出门，警备队的几个便衣就围了上来。

       父亲被抓走后，我们母子三人悲痛万分。同屋居住的王明福见此情景后，冒着风险邀约了几个街坊邻居联名具保，却遭到国民党远安县党部书记陈家鄂的训斥：“这是什么案子，你们还敢保？你们不怕杀头吗？”

       三天以后，母亲得知父亲的下落，一手牵着我，一手提着饭菜，哭哭啼啼地去看父亲。走进县衙门的中堂，只见父亲被五花大绑着，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看守。没料到，我和父亲的这次见面竟是最后的一次。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县长湛杰带着两个班的警备队，将我父亲押到曹家河。湛杰一声令下，刽子手唐良生向我父亲的背部射出了一颗罪恶的子弹。父亲转头怒视着他们，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解放以后，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遗愿已为人民所实现。

                                             本文选自1987年7月出版的《远安文史》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