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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过两年就好了” ——记我的烈士父亲张代瑾 张家英口述 胡实芬整理
一 父亲张代瑾,1909年出生于远安县东门街张家作坊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全家人靠磨面、压面为生。父亲很早就接触到陈海涛、胡士林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并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叫张家英,生于1934年。上有大姐张家莲、二姐张家会,下有弟弟张家勤、小妹张家秀。 父亲受进步思想影响,没有给我和两个姐姐缠脚,也没有给我们订娃娃亲。他经常给我们描画美好的未来,说将来所有的女孩子都不用缠脚,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自由恋爱;到了晚上不用点油灯,而是用电,灯一按就亮。母亲每次听到他讲这些,都说他在讲梦话。 小时候,我比两个姐姐胖,父亲说我身体好,将来当个拖拉机手,就像苏联女英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帕莎·安格林娜一样。
二 父亲入党后,积极宣传并参与党的革命活动。1929年,由于叛徒告密,陈海涛等人被国民党杀害,父亲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远安县城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住在东门街的书院里。她办了一间女子学堂,经常来家里与父亲交谈事情。她叫李平,微胖,爱穿旗袍,有时候还把我牵到学堂去玩。她爱教女生唱歌,我到现在还能唱几句: 为什么有你的我的? 为什么有穷的富的? 哪还有你的我的? 哪还有穷的富的? 开荒吔开荒,前面的军士要吃粮。 织布吔织布,前方的军士要穿衣服。 那时与李平同来远安的,还有一位叫刘真的同志。原来他们都是党组织派到远安开展重建工作的地下党员。父亲终于与党组织联系上了。 李平在远安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调离远安。
三 李平走后,父亲接任中共远安特别区委书记。他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组织青年队,壮大革命力量,还主办了《生活在远安》的油印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那时候家里靠给人磨面、压面为生。有时候来一些陌生人,他们挑着扁担、拿着口袋来找父亲。父亲带他们到屋里关着门商量着什么,这时候就叫我到屋外守门。那时候我小,以为是来我们家换面条的,后来才知道来的都是革命同志。 1940年6月,日本鬼子入侵远安后,隔三差五轰炸县城。他们在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里的人们纷纷逃亡。一天,飞机又来了,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还有父亲的弟弟张代琛(我幺爹),到山里去躲避。一路上人很多,人们惊慌失措,有的挑着担,有的背着包袱,碰到炸弹就四处躲藏,有的小孩被吓得大哭。我看见有一个孩子的母亲,担心哭声招来鬼子、牵连他人,就狠心将孩子的嘴巴用东西捂住,孩子差点窒息…… 我们一家人也在路上走散了。父亲挑着粮食和他的书籍以及文件,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母亲背着刚刚几个月大的弟弟张家勤,躲到北门一个叫张景周的家里;我和幺爹以及两个姐姐躲到泥水洞(旧县)去了。天黑以后,我们沿着山路往回走,走到北门时,我喊着饿了、走不动了。有人告诉母亲说路上有几个孩子,一看是我们。我们到达九子溪后,父亲与我们汇合了。母亲见到父亲时,看他身上只剩书和文件,粮食没有了。
四 到九子溪后,有个叫郑庆云的好心人给了几间房屋让我们住。全家人在这里艰难度日,幸好善良的村民容纳了我们。安顿下来后,父亲时常不在家,经常出去秘密活动。 有一日,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来抓父亲。父亲不在家,他们就抓走了父亲的弟弟张代琛(我幺爹),当时他才十多岁。他们想用幺爹换父亲,但国民党没达到目的,就把幺爹抓去当兵了。 大约1944年那年,国民党又来家里抓父亲,没抓到父亲,就把母亲杨仕秀和刚刚出生才十几天、嗷嗷待哺的二弟抓走,想用他们来引诱父亲回来。在狱中,可怜的小弟挨饿受冻,哭闹不停,敌人无计可施。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敌人放了母亲。母亲抱着弟弟,在寒风刺骨中沿着山路,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回到九子溪。到家时已是半夜。我们姐弟四个都睡了,半夜被母亲的哭声惊醒——母亲怀中的小弟已没了呼吸。我们哭作一团…… 父亲这次走后很长时间没回来。
五 母亲为了养活我们,又开始压面为生。母亲身材瘦小,有一双曾经缠过的脚。与父亲结婚后,父亲说:“一双好好的脚,为什么要缠成畸形呢?”就要母亲放开,不再缠足。母亲经常一个人挑着面条,翻山越岭出去,换了麦子又挑回来,风里雨里,坎坷艰辛。 有一次国民党来搜查父亲,当时母亲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们四姐弟。国民党抢走了乡亲们放在这儿加工的面条。母亲急得哭了,无法给乡亲们交代,责怪大姐不早点关门,就哭着打大姐。大姐心生委屈和绝望,跳了堰塘寻短见,幸好被附近打猪草的乡亲救起…… 日本鬼子投降后,很多人从乡下搬回县城。我们家的房子被炸得只剩断垣残壁,没人没钱修葺,所以搬回来得迟些。
六 几年后,父亲回远安。那时我们已回县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父亲没有直接回家,暂时藏身到九子溪郑启胜(郑梅英父亲)家。郑启胜是副保长,父亲向他打听我们的情况。母亲得知后,带着弟弟张家勤悄悄去探望。只见父亲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长衫,头发很长,手也受伤,弟弟不敢相认。几天后,就有传言说九子溪仙女洞有共产党。母亲闻言十分担心:此处不能久留。就跟姑父商量,让父亲深夜转移到孙家岗姑姑家。 这次母亲带我去看父亲。母亲给父亲带了一件新长衫——上次见父亲衣服破旧不堪,母亲回家后,狠心卖了一些粮食,偷偷请人缝的。原来父亲这两年是在新四军第五师。他讲部队夜里开荒、白天睡觉,没有盐吃;他参加了大洪山的战斗,手就是在战斗中受的伤。 这次见面,我问起了李平。父亲说她在一次执行任务过江时,因木排没扎好,掉落江里,不幸牺牲。 临别时,父亲对我说:“你们要听话啊,你妈不容易,过两年就好了。”父亲始终坚信,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
七 国民党政府加大对父亲的通缉。父亲的伤稍好些,他又离开远安,到荆门八卦庙(还是八角庙?不清。远安话读八角庙为baguomiao),以教书为掩护继续革命工作,期间担任荆、当、远地下联络站负责人和中共当阳工委组宣委员。 为了给解放大军南下扫除障碍,父亲奉命回远安侦查敌情。1948年正月十一,攻打洋坪前夕,父亲去洋坪几天,回来的路上不幸被捕。敌人抓了父亲后,马上跑到家里大肆搜查。他们没有搜到任何文件,气急败坏,把家里过年的一点食物都抢走了。母亲害怕他们再来抓弟弟张家勤,就赶紧让大姐带弟弟远走宜昌东湖(水田湾)藏身。 父亲白天被关在县政府里,国民党害怕解放军攻打县政府,晚上就把他关到了高楼村曹家河。第二天,母亲准备了油条和茶水,让我给父亲送去。父亲被绑在一根柱子上,看守不让我靠近。 父亲关在牢里一个多星期,受尽酷刑,始终不屈不挠。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无计可施。正月十八日,在国民党伪县长逃跑之前,敌人将我父亲残忍杀害于高楼村曹家河畔,父亲年仅三十九岁。
八 国民党政府不准我们为父亲收尸。那时母亲已有身孕,怀着小妹张家秀。是姑姑张代英带着我去买棺材。我到处给人磕头,求人帮忙安葬。姑姑对我说:“你多磕几个头啊,让别人给你爹多捂点土啊!” 我可怜的小妹,还没出生就没了父亲…… 父亲被杀后,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有些不明真相的人说父亲是“抢犯”(坏人、土匪之意)。我们家人遭到歧视和欺凌,忍气吞声,抬不起头。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湖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父亲的老上级刘真到远安调研,向别人打听我家情况,问:“那个胖姑娘呢?”(我小时候比较胖。)可惜我不在县城,遗憾没有见到。到这个时候,父亲的烈士身份才被大家知晓。
九 父亲建设美好国家的理想在我心里扎了根。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积极主动给丈夫胡光德报名参军,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在战场上他表现优异,因为当时需要飞行员,1954年他在朝鲜考入空军回国,后来当上空降兵。1957年,他考入天水步兵学校,为了祖国奉献青春。 父亲是个有革命理想、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他对党忠诚,不怕牺牲,为大家舍小家,为了美好的新中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想起父亲,我总是无比崇敬,为有一个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父亲。
2021年9月9日整理
(注:作者胡实英为张家英女儿,烈士张代瑾的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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