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何基沣将军和“远安奸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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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基沣将军和“远安奸党案”
  　　　　　　　　　　　　　　曹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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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基沣将军是谁？知道的人不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远安县同广大的抗日军民一起生活、战斗了五年，杀死杀伤了日军若干，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知道的人更少；在远安的五年，何基沣将军一直是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审查的对象，由此引发了一桩轰动朝野、最后又遗笑大方的“远安奸党案”，知道的人则是少至又少。
一
何基沣，又名何岂荪，河北藁城(今河北蒿城市)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十月。1919年，何基沣以优异成绩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奔西北军。1929年，因战功卓著又进入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深造，同年加入国民党。他参加过东北长城抗战，在著名的“喜峰口”战役中，时任29军109旅副旅长的他亲率大刀队夜袭敌军，击毙日军少佐以上军官53人，重创敌军。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就是为庆贺此役胜利而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何将军也因为抗战屡建奇功，升任29军110旅旅长。1935年春，29军奉命移师后来的焦点之地——卢沟桥。1937年7 月，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他多次亲临前线观察敌情，多次深入敌军与敌军谈判、周旋，多次揭穿敌军的侵略阴谋，使日军的侵略计划一次次遭到挫败。七月七日，在日军反复多次挑衅下，忍无可忍的他不顾驻守官兵的劝阻，决定向日军进行反击并亲自指挥作战。在他的指挥下，官兵奋勇杀敌，击毙敌军指挥官松游少将，打垮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求荣政策，挫伤了我29军的抗日救亡将士的高昂斗志，葬送了东北、华北等地大片的美丽河山。何基沣将军也在历次战斗中品尝着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从根本上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求荣、腐化堕落和不可救药。1937年11月，已任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179师师长的何基沣，因极度失望而一度拔枪自伤。到武汉治伤、疗养，是他第一次离开179师。
何基沣虽然出身于科班，身为高级将领，却最理解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的喜怒哀乐。何他一贯为人友好，也能善待士兵，深受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爱戴，“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作风多次受到过上级的首肯和嘉奖。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他关心国家,同情、关心友军，能和友军和平相处，不刻意制造并多次化解两军之摩擦，经常私下给新四军一些支援和帮助，深得友军的钦佩和爱戴。这种同胞兄弟般的情意反而使第六战区和重庆的一部分人十分恼火，认为他多次和共产党的新四军有联系，且“屡教不改”，极有“共党”嫌疑，因而，一些人特别“关心”他。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时任第六战区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的他为新四军之李先念部准备了一万元军饷，通过地下联络员，悄悄打发两位交通员带走后，一个叫项乃光的交通员却在老河口（今湖北省老河口市）被第五战区李宗仁部的特务逮个正着，人赃俱获，一万元军饷去了四仟，还连累了好人何基沣。恼羞成怒的蒋委员长一声令下，何师长不得不再次离开179师，来到陪都重庆接受“洗脑”。
十月，武汉沦陷。
一九四O 年夏，“枣宜会战”结束，张自忠将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用生命完成了一个军人的神圣使命，用满腔热血回答了他对“党国”的忠诚。但是小日本儿没有被消灭，而是长驱直入，很快就沿长江和旱路逼近宜昌。宜昌——我们的家园——已是指日可下、岌岌可危，宜昌的百姓在惊恐万状中期待着国军有所作为，能为张自忠将军作最后一搏，将日本鬼子拦截在宜昌城外，保住重庆的东大门。同年盛夏，何师长“临危受命”，草草结束“重庆受训”，第三次出任179师师长。他不计前嫌，没有过多考虑自己始终是一个受审查、“戴罪立功”之人，也不计后果，不假思索地来到战地集结部队，很快就投入到了峰火连天的抗战之中。毕竟自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毕竟“国仇”大于“家恨”。按上级指示，他将队伍拉到远安一带布防，打响了艰难、惨烈的“宜昌保卫战”。
何基沣将军根据敌我形势，将驻扎在远安徐家棚的部队，布防在东至程家榜、佐家坪，西至徐家棚、回马坡一线，严防日军经由远安下当阳，威胁宜昌。179师师部设在徐家棚村十二队——大山入口的胡家冲。随同何基沣一同到达远安的还有 “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队长余涛和他的一帮爪牙。
“重庆受训”三个月，并没有改变何师长的为人本性。部队一到远安，迅速完成了布防，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军纪军规整顿，目的就是要求每一个士兵，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对待地方老百姓。何将军一如既往地关心爱护官兵和地方百姓，恰如其分地协调、帮助友军，这使“协助师部料理军政要务”的特务们非常恼火，他们上窜下跳、到处插手、到处点火，手忙脚乱却始终找不到要害、抓不住把柄，也没有对付他的手段和办法，一个个如坐针毡，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好生不服气。
在特务们万般无奈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余涛及其爪牙们看到了整治何基沣的希望。
二
一九四二年二月，正是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僵持时期，一个青年从武昌来到远安，到边远的望家（乡），担任小学教员工作。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叫贺锡龙，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怀着科教救国的志愿和一腔热血，他一边教书、向山野之人传授知识，一边思考国家大事，和千千万万的热血青年一样，希望自己在国家生存危亡的时候，能协助发动群众、唤醒国民，为抗日救亡贡献一点绵薄之力。
他在孩子们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成立了远安第一支爱国学生剧团——“荆山孩子剧队”。这些孩子们在贺老师的带领下，巡回演出了许多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节目，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生产自救，极力反对消极抵抗、积极反共的卖国求荣政策。受到了远安各地民众的一致好评，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应该说这是一个地方发展变化的征兆，是那个时期民众觉醒、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前奏和希望。但是，时代进步、发展伴随着巨大的推动力的同时总有巨大无比的人为或社会阻力，这是自然辩证法的必然。余涛之流看到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组织了一群不知好歹的娃娃在那里瞎折腾，猜测是何基沣的“共党”组织在猖狂活动。但多次跟踪侦察、调查摸底，看到的只是贺锡龙和孩子们无关痛痒的排练、演出、走访群众，没有其他越轨行为，也找不到充足的证据来指责他们。余涛不甘心，又多次派出爪牙进行破坏和骚扰，企图拆散“荆山孩子剧队”，或者引何基沣出动，借以寻找下手之机。但事与愿违，特务们不是被群众当场骂得狗血淋头，就是被贺锡龙驳斥得无言以对，不得不灰溜溜地掉头走人，没有捞到半点便宜，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贺锡龙的“荆山孩子剧队”影响力反而越来越大。何将军也不是等闲之辈，自然不会上他的当。这是余涛等人第一次认识贺锡龙：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人，在远安这个穷乡僻壤里，还玩出了一些名堂。特务们打心眼里佩服这个不简单的年轻人。
与特务们不同的是，何将军很是欣赏贺锡龙的精神和胆略，也为他的行为所感染。毕竟一个无助之人，在这样的环境下，敢于走出第一步，是难能可贵的。首先在思想上要冲过封建意识的羁绊，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其次，在行动中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后盾，要有锲而不舍和百折不挠绵绵斗志，这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的人所能为的。
不俗的表现和欣赏的火花一经碰撞，就产生了耀眼的光芒。他们“举杯邀明月”、“煮酒论英雄”，说时局，谈理想，分析抗战形势,“酒逢知己千杯少”。末了何将军还少不了给这个时世英雄适当的鼓励和资助，从精神和物质上给他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他们成了志趣相投的朋友和知己。
一次次这样的活动，虽说是一些正常的私下交往，却被特务头子余涛看在眼中，记在心上。这些正是他们求之不得苗头和希望，心里也有了一些安慰：几个月的功夫终于没有白费。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在心里叫嚣：何瞎子（何基沣的眼疾很严重），看你还能风光几时！              
在一些紧要关头，甚至是国家的生存危亡之际，总有许多“不务正业”、无所事事之人，他们正事不干，坏事干尽并且能量大、办法多、功夫深。正是这样的人太多太多，才有小日本的有机可趁，才有中国屈辱、落后的近代史。他们是一群群头脑发热之人。
头脑发热的人，脑垂体会迅速产生促肾上腺素，催生肾上腺皮质激素，血液中的贺尔蒙和兴奋剂浓度急速增加，像闪电般瞬间传遍全身，使这个狂妄的家伙，神经紧张，心跳加剧，肌肉紧缩，气血沸腾，全身骨骼咯咯作响，丧失了理智和人性，疯狂地做出了一个个罪恶的决定。这样的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吗？我们在惊叹的同时，只有默默地祝愿：何将军、贺锡龙，你们小心呐！
一九四二年春，坚冰不溶，春寒不尽。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进行了五年（从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计，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五年，这是国民党军正式抗日的历史。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开始。其间，东北广大的爱国民众，不甘心做亡国奴，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斗争。一九三六年七月，由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宋铁岩将军的领导下，结束了散兵游勇式的斗争，开始了正规的、大张旗鼓与日军作战。这是中国的第一支抗日队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大军，他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日军成千上万。高峰时期，参战人员多达4万。他们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国劳苦大众争取民族独立、人民翻身解放的大无畏精神的集中体现。从这时开始计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一年。），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可爱的宜昌城早已沦陷于敌手。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消极抗日，使正面战场的形势越来越糟，大批国军节节败退，大量国土沦丧敌手；另一方面又积极反共反人民，大肆逮捕、追杀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对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断“粮”断炊，停发武器弹药和粮草补济。使前方将士军心涣散，后方军民处境困难，前方后方，势成水火，经常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八路军、新四军腹背受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句口头空话。
一天清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远处的大山里不时回荡着饿虎一声声雄浑低沉的长啸，让人毛骨悚然。正准备出门演出的贺锡龙接到新上任县长肖液垓“请到县府一叙”的请柬，不知是计的贺锡龙没有多想，自以为肖县长大概是和何司令一样的人吧，便安排好工作，欣然赴约。结果，当行走到徐家棚老街时，遭到了余涛和特务们的秘密逮捕，被关押到何将军的师部——徐家棚的胡家冲。余涛——这个狡猾的家伙——在伸出黑手的同时，没有忘记给何师长一个吓马威：这个烫手的山芋，看你何某人啷个办（四川话）？这狠毒的一招，是何师长始料不及的，他也不知怎么办？但他隐隐约约意识到，这一天迟早要来，只是来得太快太早，来得太蹊跷，或者说，这事儿似乎不能和这个无辜的贺锡龙挂上钩儿。
但是，越是不愿发生的事，越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三
何师长毕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当年“重庆受训”时，面对蒋委员长和特务头子戴笠的步步紧逼都游刃有余，还怕几个小毛贼？因此，他根本没把这帮人的惯用伎俩放在眼中。
几个月下来，特务头子余涛和肖县长见何基沣没有有份量审讯材料上报，便知究里。他不便发火，知道何基沣不会轻易就范，只是越发坚定了他要从这里打开缺口的决心和信心。他将贺锡龙从胡家冲提走，带到鸣凤山脚下（当时的远安县党部在鸣凤山脚下），亲自审问。何师长想，这样一来，自己轻松了，贺锡龙的日子就难过了。问题是，自己想救他还不行，否则，事情会更加糟糕。我该怎么办呢？
果然不出所料，贺锡龙一落入敌手，就遭到了刽子手的残酷折磨。三个多月，余涛、肖液垓等绞尽脑汁、软硬兼施，始终没能撬开贺锡龙的铁嘴，半个字也没有得到。刑讯逼供和身心摧残不仅没有打垮这个无畏青年的意志，还催生了贺锡龙满目的鄙视和仇恨。这出乎所有人预料的结果，不得不让他们重新认识眼前这个“油盐不进”的贺锡龙。也许他的确是冤枉的，也许他天生的一个倔脾气，是地地道道的赤色分子！余涛这样想，心里始终不服输。看到这个结果，何师长开始还莫明其妙，后来明白了，更加钦佩这个可爱的小伙子。这些，是余涛之流怎么也闹不明白的。在他们的眼中，凡“己之不欲”，就是“共党”，就要变成“己之所欲”，就要折腾个底朝天。但遇到这么难对付的人，余涛还是第一次。是放了他，还是继续审下去？“总队”的队员们不知道怎么办，余涛和肖液垓也不知道怎么办！
正当余涛这帮特务骑虎难下之时，恩施（抗战时的逃跑主义者到处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跑到了山城重庆，湖北的省党部躲到了西部大山恩施，而远安的县党部，则溜到了鸣凤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传来了搭救贺锡龙的声音。这下，余、肖二人慌了神，他有强硬的后台？他的后台会是谁呢？狡猾的他们是不敢大做文章的，生怕稍有不慎，触怒上司，“偷鸡不成蚀把米”。但顽固的本性又让他们很快镇静下来，似乎还抱有一丝丝儿侥幸。最后，他们几经权衡，“两难之中取其轻”，打算悄悄放了贺锡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贺锡龙知道自己的家人在营救他时，他冷静地意识到一定是何将军在暗中帮他！当他知道余、肖二人准备放了他时，他变得更加冷静。他觉得自己不能轻易走出这个“牢笼”，也不能这样便宜了余、肖等人，他要他们给他一个“说法”，一个能让所有的人都能接受的合理“说法”。这样一来，贺锡龙的固执与余、肖的摇摆不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却给了余、肖一个口实，着实惹恼了这帮家伙：你不出去，那你慢慢呆着吧，别怪我们不客气！
这样一来，故事更加精彩、好看了。
四
贺锡龙真是一个硬汉，是一个有铮铮傲骨的人, 在荣华富贵和威胁利诱面前,他没有为之所动；在非人的折磨和迫害面前，也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他更是一个痴汉，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痴心汉子，在他受到礼遇时，能记住你一辈子；当他被人冤枉时，也能记住你一辈子，甚至要让你认识到什么叫贺锡龙。他知道余、肖一伙人还没有弄清楚贺锡龙到底是谁，自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更主要的，对他们而言，整好了这样一个“共党案”是一次难得的提拔升迁的机会，怎么也不会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遇的！贺锡龙想。你们不知好歹，不知深浅，没有收敛的意思,不把我贺锡龙放在眼里，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下决心陪你们玩到底。于是, 贺锡龙沉默三天，一朝爆发，主动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鸣凤山中无凤鸣。是迫于强敌的淫威，还是见怪不怪、麻木不仁？还是什么？没有凤鸣，没有人答。几千年的吉祥鸟也以沉默在示人，没有了“鸾凤常和鸣、一鸣定乾坤”的高昂斗志和霸气。
这是一个轰动朝野的交待材料，是远安甚至湖北历史上少有的离奇案件，是有名的“远安奸党案”。一个以肖液垓县长为首的，包含当时付县长陈家锦、刘直，县参议员傅蔼亭在内的“中共南远边区特委”60人大名单被贺锡龙交待完成，正是余涛等人冥思苦想、求之不得的无价之宝。这个被余涛审理出的黑名单，虽然涉及肖液垓等远安县的党政要员，却有名有姓，有凭有据，思路清晰，因果合理，前后并不矛盾，不让人不信。他如获至宝，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不管什么肖液垓、傅蔼亭，也不必考虑贺锡龙到底是何须人，迅速把这份大名单，上报到了何师长的179师师部、湖北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陪都重庆，引起了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是在张自忠将军殉国之后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和国民党高层的高度重视。这样一来，一个非常简单、无关痛痒的案件，被根本复杂化，彻底政治化，余、肖这时想简单、轻易地退出也不行了。尤其是肖液垓等人，被牵扯进了“远安奸党案”，和贺锡龙成了“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摇身一变”成为远安县共党集团的头目。这是所有的人都始料不及的，更是肖液垓等人万万没有想到的。何师长来了个顺水推舟，大笔一挥：“事关党国存亡，速将全部人犯缉拿归案，押往六战区司令长官处，听候发落。”于是，一声令下，将远安军政要员、豪门显贵一干60多人悉数逮捕，请求何师长协助抽调汽车和部队，秘密地押往临时省城——恩施。
“大水冲了龙王庙”，肖液垓、刘直和傅蔼亭等，做梦也没有想到，偌大一帮人没能整倒一个贺锡龙，一个小小的贺锡龙却轻易地掰倒了一大片，真是天大的笑话。关键是，在这种非常时期，又和“共党”组织牵扯在一起，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更让他们不寒而栗的是，来者不善的贺锡龙，也许能量比想象的要大得多，后面的事还真是难料！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活计，他们大概是第一次玩儿。怕的是，这样的玩法，代价是否太大了，要自己小命的勾当，谁敢试？但他们玩上了，而且，一玩就是大半年。一切都是“名和利”在作怪，一切只得听从老天的安排，其他的什么也不用说，说也白说！这时，他们总算认清了这个让他们伤透脑子的贺锡龙，但为时已晚。
管你是县长，还是参议员，管你是否为“党国”做出过巨大贡献，只要你的名字一上黑名单，那你就得按部就班的接受问讯和审查，就得按程序和步骤一步步地进行，该受皮肉之苦的时候，还得受点苦、吃点亏，不要怪余某人不给面子、不讲人情。余涛在心里这样想。其实，也犯不着这样，当你感到有点苦时，想一想当初皮鞭下的贺锡龙，就应该没有怨言。当他一人孤苦无援的时候，别人有没有叫苦？你下手时有没有留情？人家那才叫骨气！和一个毛头小伙子比起来，你们这一帮人是不是太低能了、太受不得委屈了？余涛总是居高临下，教训着肖液垓们。肖液垓、傅蔼亭们不知自己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何以要承受这么大的委屈。也许是有点委屈、有点冤枉，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在这样的处境下，又能怎么样呢，“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的惯例，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做了一些什么，自己心里知晓，“党国”是什么样的“党国”，大家也应该明白。至于假公济私，借以寻找登天之梯、企图平步青云的人，多如牛毛，绝非余涛一人。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呼喊“天不长眼”是根本没有用的，反而感佩贺锡龙的睚眦必报。肖液垓们知道死期将近，内心深处还是没有放弃一丝丝儿的希望。各怀鬼胎的余涛和肖液垓，都在侥幸地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出现：一个期待着飞黄腾达，一个期待着“还我清白”。
五
其实，贺锡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国青年，既不是什么“共党分子”，也和何基沣没有任何关系。只身到远安，成立“荆山孩子剧队”，完全是出于“爱国”；因为机缘巧合又情投意合，才使他和何师长一见如故。“难道爱国还需要理由吗？” 贺锡龙常常这样反问。
原来，这贺锡龙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他的伯父叫贺延年，是中华民国参议院湖北省参议会的秘书长，他的娘舅就是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时任武汉大学地质学系教授。怪不得他有恃无恐、没有把余、肖之流放在眼里呢？个人素质不错，又有大树做支撑，自然“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反过来还可以耍一耍这些官场大老爷，杀一杀他们横行的霸气！
但是，贺锡龙的这个玩笑开的也太大了。和一个庞大的“共党”组织有牵连，而且知道得十分详细，应该不是一个一般的成员所能为。贺锡龙在这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交待的东西？共产党能将一个新任的县长完全赤化，并培养成活动骨干，又说明什么？是深信不疑的余涛之流不得不慎重思考的严重问题。至于肖液垓等人，区区七品官，一不足为虑，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审讯一个接着一个，材料一摞又一摞，审讯的双方，早已厌倦了这种单调、无聊、没完没了的工作。八个月过去了，60人的口供材料堆积如山，一大队人马冒着生命危险，迂回来往于敌我之间，在远安-恩施-重庆满世界地跑也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但案子总得要了结呀？有罪要惩戒，无罪要释放。
在查无实据的前提下，几经周折，他们如梦初醒，知道从远安到恩施，再到重庆，所有参与之人，都被贺锡龙耍猴般玩弄于股掌之间，从头到脚是贺锡龙有意制造的一个恶作剧，一个名符其实的“冤假错案”：60人被冤枉了，他们终于获得了解放。但是，他们知道，为了捞取政绩而“引火烧身”的自己，升迁的机会再也没有了。
贺锡龙也是被冤枉的，而罪魁祸首就是这帮“被冤枉”之人。虽然自己首先冤枉了贺锡龙，但随后满腹的委屈和大半年的积怨总不能闷在心里呀？我该向谁吐、向谁泄呢？他们不服，也不顾背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骂名，到处叫苦、到处申诉，要把全部的罪过转移到贺锡龙的身上去。
贺锡龙还得苦下去！
受到上级领导若干次臭骂的他们，人多力量大，竟然得到了回报，在与他们被释放的同时，陈诚以“蓄意破坏地方党政机构，危害中华民国”的罪名判处贺锡龙死刑。
这聊以慰藉他们难平心理的安慰剂，总算让他们的精神胜利了一回。他们大摇大摆地回到了远安，从不长的远安大街上招摇过市，好不风光！仿佛大半年的时间，不是出去受审，而是留洋镀金，现如今衣锦还乡了。
六
死刑是判了，不过是个形式，走个过场，不过是个安慰他们的缓兵之计。几个月后，“云淡风清”了，贺延年伙同省政府的一帮元老，汇同陈诚的顾问施方白，一起向陈诚求情。陈诚翻了翻贺锡龙的卷宗，看了看这帮难缠的老头儿，摇了摇头，再也硬不起司令长官的气，只好找了几个“替罪羊”充数，重新赶制了几份上报材料，交到重庆了事，把贺锡龙由死刑改判为终身监禁，保住了贺锡龙的性命。试想，一个偏远小县，几个芝麻大的官，哪有省党部的秘书长有份量？几个七品县令，又怎么斗得过副省级的高官？逗你们玩玩儿，是看得起你们，你们认命吧！至于偌大的一个县，大半年时间上无神管，下无人管，全乱了套，自然没能放在贺大人的眼中？是不值一提的，这种情况下的这种事，也没有人愿意管、敢于管，否则会“打狐不成惹身骚”。 而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也大有人在。
一九四四年十月，贺锡龙经多方努力被保释出狱，从肖液垓等人的眼皮底下大大方方地离开了远安，消失在苍茫的大山那边。肖液垓、傅爱亭等看到这个结果，气得七窍生烟，又没有办法，只好跺跺脚、叹叹气，早早地回到家里，捂着被子大哭一场。轰轰烈烈的孩子剧团活动，从此也从远安的土地上彻底消逝了。
远安也彻底失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
看到这个结果，何师长暗暗地笑出了声。他早已预测到了这个结果，毕竟贺锡龙不是一个一般的人物。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肖液垓之流，有如此的结果，没有要他们的小命，已是天大的造化了。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有他们吵闹的天、说理的地儿？
七
何师长是这个事件中的旁观者，也是一个直接的参与者。一个“远安奸党案”的直接引发人，一个当年被怀疑、被整治的对象，丝毫没有受到牵连，最终却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远安奸党案”的结案，彻底洗刷了他的“共党”嫌疑。这又是一个天大的意外。在大风大浪中稳坐钓鱼船、“坐收渔利”，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这样的镇定自若、大智大勇。余涛、肖液垓之流是望尘莫及、无法比拟的，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受益者”、这个曾经被自己怀疑、跟踪、审查的人，恰恰是他们企图寻找的共产党员。“打蛇不成被蛇咬”，真是一帮蠢货。  
何基沣，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一说是特殊党员），是白色恐怖的环境逼出来的特殊人物，也是那个时期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他的当时情况，只有我党的高层领导人才知道。比如，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副主席安排推荐的，到延安受到过毛主席接见，被中央特批的，从上到下知道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上传下达，里应外合，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只有邱静山（又名邱晓停）一人。
在远安的五年里，何将军一心抗日、毫不手软，专心工作，心无旁敷。在空闲的时间里，他一方面镇压土豪劣绅，一方面协助地方恢复生产。徐家棚村的大地主覃兴山，即是何基沣将军秘密扣压致死的；在他的带领下，徐家棚等地修河堰、挖水渠，平整土地，抗战经济搞得有声有色，军民抗日积极性空前高涨。几十年后，有的水利设施还在发挥作用。
一九四七年九月，何师长因战功卓著而升任77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何基沣同志在我地下党的努力和配合下，在淮海战役的紧要时期，和另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同志一起，率领三十三集团军的77军、75军共计2.3万人成功起义，真正投入到人民的怀抱。解放后，何将军曾任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等职。
八
6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沧海桑田，远安，这个屡创奇迹的地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贺锡龙，当年的英雄，您还在人世间吗？耄耋老人的您还好吗？您想不想到可爱的远安走一走、看一看？远安不再有阴霾的天，“余涛、肖液垓”之流，早已随着时空流转消逝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都很想念你。
我们更怀念在远安建立丰功伟绩的何基沣将军！

花语

远安“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何基沣将军的名字吗？回去找找。瞻仰~~~

好长啊，花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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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贴一号

佩服花语的耐心，近万字的文章咧。顶！！！

山花烂漫

手中有权，过期作废，趁现在有权再封一个精帖，别人不封我的，我封我喜欢的总可以吧，哈哈。

这样的长文章要一次发一部分才会吸引人的，一次发的太长的话看的人少的，如果帖子多的话很容易淹下去的；还有呀，跟帖一号，你说是不是？人家抱朴子多精，那在线写作，一天挤一点儿牙膏，多吸引人呀。这精的帖子淹下去了好可惜的。

哈哈，花语的“一阅”真幽默。哈哈

山花烂漫

苦力丁的回帖：《远安奸党案》我也拜读过哒，很有文釆滴。只是史料有待核实，如果是真滴，那对远安滴出名就大有好处哒。

跟贴一号

我没有抱朴子那么精，我只想这么好的文章快点与大家见面。

山花烂漫

我一定把您是意见转告曹先生。

笑揖清风

写这样的东西最好先把历史弄清楚，从文章中关于国军抗日，关于东北抗联以及何基沣在七七事变中的一些叙述，可以看出作者的历史眼光很偏狭！

干沟河

看看这个民国故事的完整真实的版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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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蒋家朝野的“远安*党案”

    一位身为中共“特别党员”的将军，为了营救一位宁死不屈的热血青年，拟定了一份所谓的“中共远边区特委”名单，由此引发了一起震惊蒋家朝野的“远安*党案”。
　　此案发生在65年前的远安深山——
　　★1939年1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由河南省委派员吸收何基沣将军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0年3月，正在远安境内有效地将日寇挡在江汉平原以内的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将军忽然接到蒋介石的亲笔手谕：调重庆“蒋校军官训练团”受训。何基沣明白，这个军官训练团实际上是军统审查中共嫌疑人员的一个集中营，凡进去的人大多不会再有出头的机会。这位矢志抗日、以收复祖国河山为己任的将军长叹一声，遥望一眼日寇那边时起时伏的烟尘，踏上了漫长的受审之路。
　　何基沣，字岂荪，河北省藁城县人，1898年10月1日生，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参加西北军冯玉祥部，参加过冯玉祥领导的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北伐和中原大战，很快被提升为高级军官。1937年，“七七”事件发生，身为旅长的何基沣亲临宛平芦沟桥指挥还击，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第一枪。抗日名将由此而名扬中华大地。1937年，升为师长的何基沣奉命固守河北大名，血战十昼夜，终于失守，何基沣悲愤已极，仰天大叫：“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面对燕赵父老！”于是拔枪自杀，以死明志，幸有副师长在侧，击其手臂，枪弹才未中要害，却也受了重伤。在武汉住院治病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出面联系，使其秘密赴延安，得以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促膝长谈。1939年1月，受中共中央委托，由河南省委派员吸收其为中共“特别党员”。抗战胜利后，何基沣升任七十七军军长兼任集团军副总司令。1948年10月，淮海战役爆发，何基沣率部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赫赫战功。建国后，曾任国家水利部和农业部副部长、政协常委等职。1980年去世，享年82岁。
　　★何基沣将军一离开远安前线，后面就开始搜集将军的“通共”罪行。搜集罪证是在国民党党政工作总队中队长余涛中校指使下进行的
　　何基沣将军一离开远安前线，后面就开始搜集将军的“通共”罪行。搜集罪证是在国民党党政工作总队中队长余涛中校指使下进行的，所谓党政工作总队就是军统安插在第六战区的特务组织。经过一番阴谋活动，特务们还是大有收获：其一，由在押的中共叛徒供认，何基沣曾将1万元大洋和大量枪支秘密交给中共；其二，何基沣多次将重庆方面通缉的潜伏在一七九师的中共“要犯”护送出境，然后谎称该员“已战死疆场”。
　　但是，这些“罪行”虽然可以置人死地，却无法得到确认。因为国民党内部关系过于复杂，说不定一件小事会牵连到重庆政府大员。对于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傻事，蒋介石也是极力反对的。何况何基沣办事十分严密，绝不会轻易就落下什么把柄。曾在一七九师参谋处工作的郭孟龙回忆：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最先得到何基沣送军费给新四军的事，便火急火燎地“从老河口直奔何基沣处，一进门就说：“捅了大漏子！你给新四军送款了不是？那个姓项的小子让李宗仁的宪兵抓住了，供出了你！”何基沣想了想，回答说：“钱是借给了他们一点，他们先找李宗仁要，李不给，才找我借。给友军借点钱有多大的事？又不是做日本汉*！不仅给了钱，我还给了枪呢！”冯治安大惊：“啊！枪的事，弄利落了吗？还有屁股不干净的地方没有？赶紧擦！”何基沣笑笑：“你放心，扯不到你那个无头案的。”原来，冯治安曾同新四军做过军火交易，上万元大洋就装在他的腰包里。
　　何基沣有集团军总司令这样的高官护着，特务们当然也有些顾忌的，没有真凭实据，谁敢胡说八道呢？不过，余涛专为监视何基沣将军而来，自然是要一举成功。很快他就盯上了望家冲小学的教员贺锡龙。在他们眼中，贺锡龙是个成色十足的“CP”。“CP”是中共的英语缩写，也是当时人们对中共的代称。经调查，早在一年前贺锡龙带着“荆山孩子抗战剧团”到一七九师慰问演出时，何基沣撇开繁忙的军务接见过小演员们，还让师部食堂好好地招待孩子们吃过一顿饱饭。之后，贺锡龙隔三岔五就爱带着“孩子剧团”来慰问，节目还是那几个节目，何基沣为什么老是看得津津有味呢？不是明摆着有幕后勾当么！
　　为此，蒋介石下了指令，解除对何基沣的审查。一个为救蒋介石而不顾生命的人会是“CP”么？
　　正当一七九师的特务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何基沣将军却从重庆回来了，并且重新执掌军权。大小特务们一时间如坠云雾中，不知将军是如何虎口余生的。
　　其实很简单，怪只怪日本鬼子对重庆的空袭过于频繁。那日，刚刚离开防空洞的蒋介石眯缝着双眼看着满目疮痍的山城，也不禁喟然长叹，没想到鬼子的又一轮空袭已经光临头顶。乱纷纷的人们飞快地朝防空洞跑去，谁也顾不了谁，竟然将蒋介石和警卫冲散了。蒋介石好不容易跑到防空洞洞口，一颗炮弹就劈头落了下来。何基沣恰巧也在避乱人之中，他一个侧扑，将蒋介石压在身下，自己受了伤，却保住蒋介石安然无恙。为此，蒋介石下了指令，解除对何基沣的审查。一个为救蒋介石而不顾生命的人会是“CP”么？
　　何基沣离开重庆时，蒋介石专门宴请了他，甚至还赐“中正剑”一把，要他在部队好好干。从此，何基沣在国民党内成了名噪一时的“佩剑将军”。
　　★特务们在余涛的带领下，采取了“顺藤摸瓜”的策略，先从小人物贺锡龙开始，只要何基沣是中共线上的人，就不怕摸不出他这个“大瓜”
　　但是，对何基沣的围剿并没因此停止，只是进行得更隐蔽一些罢了。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为人狡诈的一面。就算蒋介石没有此意，那些已经对何基沣大打出手的人们也不愿就此罢休。一七九师的特务们在余涛的带领下，采取了“顺藤摸瓜”的策略，先从小人物贺锡龙开始，只要何基沣是中共线上的人，就不怕摸不出他这个“大瓜”。
　　就这样，一个可能永远不会被人们重视的小人物贺锡龙正式登场了。
　　先来认识一下贺锡龙其人。
　　贺锡龙，又名贺苏，1924年出生于汉阳，毕业于英租界教会办的大学，人称贺小先生。其父贺老先生做过中山先生的贴身随从，是老同盟会员，曾跟随中山先生到过欧洲、美洲和日本；其母人称贺女先生，不仅能文，而且能武，曾经是与秋谨齐名的女侠。中山先生去世后，由于不愿与背离“三民主义”的那些政客们为伍，其父母一同退隐江湖。武汉沦陷后，贺锡龙随同父母流亡鄂西，寄居在姨父王尊九家里。贺锡龙本是要到延安去的，在武汉地区负责领导中共外围组织的张执一(建国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却要他随同父母到鄂西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作为一个一心向往进步的热血青年，贺锡龙自然是欣然领命。
　　贺锡龙的姨父王尊九是北伐军转业的中校军医，家里虽然殷实，却也难以供养9口之众的姨姐全家，于是去找联保主任刘桂三，要求把贺老先生和贺小先生安排到贺家冲小学去教书。王尊九在地方上是出名的西医，刘桂三一家患有为人不齿的梅毒病，全靠王尊九的“606”针药水，刘桂三所以一口答应了王尊九的请求。
　　贺锡龙有安身之所，本应老实教书才是，可他肩负着抗日救亡的重任。他的学生黄发行在回忆文章中说：“贺老师岂是苟且偷安之辈！目睹半壁河山沦于强寇之手，亿万同胞呻吟于铁蹄之下，食寝难安时思报效祖国。乃于课内课外向我等学子揭露日寇暴行，阐述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应人人奋起抗战之义。继又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籍以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其亲自编导排练，利用节假日到店垭、峡口、苟家垭、洋坪一带进行抗日宣传，让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四面八方……”宣传中，他们演出了当时很犯忌讳的《斧头镰刀舞》。更有甚者，贺锡龙所编的教科书还将毛泽东、朱德奉为抗战英雄，就越发犯大忌了。恰巧一七九师的特务余涛要挖出中共的老根，贺锡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军统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贺锡龙又和联保主任刘桂三彻底翻了脸，连最后一个保护伞也丢失了。
　　贺锡龙80高龄后，笔者曾在湖北大学的教授楼里采访过他。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刘桂三的确是个人物，手持双枪，能百步穿杨，颇有绿林好汉的气象。但此人也太毒了些，竟敢明火执仗地打劫抗日队伍……”贺锡龙的话可以在远安文史资料上得到印证：当初，红军北上时在鄂西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刘桂三一次偷袭就杀了30多个，还活捉了3个红军女护士。女护士都只有十多岁，全被他强*了，其中两个含愤自杀，还有一个被迫做了小。这个被迫做小的女护士只有一个目的，活着出去为姐妹们报仇。不幸的是后来她在逃跑的路上被刘桂三抓住，折磨至死。贺锡龙了解到这一令人发指的事实后，立即写了一篇《七七抗战三周年在远安望家冲》的通讯，发表在《武汉晚报》上，对刘桂三的罪行痛加批驳。刘桂三怒不可遏，多次把贺锡龙弄到碉堡内进行恫吓，要他另写一篇通讯歌功颂德，贺锡龙自然不干，于是刘桂三在学校的大会上狂吼乱叫：“斧头在哪儿？镰刀在哪儿？这种王八蛋不是CP是什么？他再敢胡作非为，我就在打湿溪派人挖了他的眼睛！”
　　打湿溪(补充:那地方我记得也叫"晒旗",湿了战旗当然就要晒啦:) )是离望家冲小学十余里的一个峡谷，三国时期的大将关云长路过此溪打湿了战旗，因而得名打湿溪(旗)，那是一个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刘桂三之所以要在那里下手，表明他还不敢公开施暴。现在有了军统的支持，一切就都不在话下了。一个需要证据，一个提供证据，贺锡龙便在劫难逃了。不过他也没想到过要逃跑，他认为自己光明正大，没什么可害怕的。加之军统特务畏首畏尾，害怕触怒了大权在握的何基沣，竟也一直没敢动手。到了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特务就再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余涛胁迫县长肖液垓发函，请贺锡龙到县府一叙，贺锡龙就毫无戒备进了军统特务的套子。余涛亲手逮捕，当晚就转到一七九师所在的杨家祠堂关押。
　　贺锡龙教授后来回忆，他是作为共产党被捕的，但他不是共产党，不过他是很想成为共产党的。当初还在武汉时，热血青年中就流行着一句最时髦的话：“要抗战，到延安”，贺锡龙自然也是热血青年中的一个。贺锡龙为了到延安，曾经多次到“八办”找表哥，请求他帮忙弄一张到延安去的证明。“八办”是武汉人对“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爱称，表哥是“八办”中一个不小的领导者。不过表哥并没帮他到延安，表哥认为他是贺家长子，对于家大口阔的家庭负有重要责任，不可一走了之。至于抗战，只要他有这个心愿，到哪里都是可以的。到延安不成，贺锡龙又请求表哥介绍他加入共产党。表哥为难地说，在地方上发展党员不符合“八办”的规定，何况中共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没经过考验，哪能成为党员呢？从那时候起，贺锡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未来的某一天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当军统特务把他当作共产党逮捕时，他一点也不怕，甚至有些欣喜，有些从容，也有些英雄。
　　贺锡龙在回忆录中说：“关押期间，对我多次刑讯逼供，迫我承认是共产党员，要我交代出远安党组织成员名单。我在武汉时曾耳闻目睹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政府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深知他们‘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人’的罪恶行径。自念既已被捕，迟早不免一死，不如干脆与国民党反动派拼个‘鱼死网破’。”
　　贺锡龙清楚地记得余涛第一次审问时的情景。余涛一点也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凶神恶煞，反而显得很绅士。贺锡龙没有感到凶险，也就乐于同他逗乐子。
　　“贺先生，你相信什么主义？”
　　“我信仰自由主义。”
　　“可是共产党最恨自由主义了。”
　　“你又不是共产党，是怎么晓得的呢？”
　　“……你晓得三民主义么？”
　　“上中学时在《党议》中读过。”
　　“那你到底相信什么主义呢？”
　　“我这个人糊涂得很，从来就没什么主意。”
　　余涛被他的轻漫激怒了，一吼：“你是*党！有主意得很！”
　　贺锡龙笑笑：“我不明白，中校。什么东西是*党呢？*党为什么就有主意呢？”
　　“*党就是汉*党！就是CP！”
　　“不对，中校，蒋委员长是我们的共同领袖，我宣传抗日，正是领袖所期待的，当然不会是什么*党，也不是什么CP了。所以说，你的指控是不对的。”
　　“你自编历史课本，宣传朱毛，不是CP是什么？”
　　贺锡龙顿了一下，他的确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朱毛”和红军。他的学生黄发行在回忆录中写道：“贺老师经常对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引导学生走上正途，曾记得1940年国民党基层组织想在学生中发展党员，部分学生准备参加，贺教师给学生谈话说：‘只要真正爱国，党派与我何所哉！’所以凡望小第二届毕业生中在毕业前无一人参加国民党。贺老师经常利用周末下午讲故事，把学生集中在教室里，以武侠故事为前奏，待其他老师离校后，话题一转，讲开了红军长征的长篇故事，并教给我们读背毛主席的长征律诗。”
　　贺锡龙所干的这些自然是瞒不住世人眼睛的，他也不想瞒。于是他讥笑说：“中校，你真愚蠢。我只是宣传共产党抗战。如果你反对共产党抗战，不正好成为人家的把柄，说你反对抗战，是汉*么？同时，课本中也宣传了中山先生和委员长呢？”
　　余涛感觉受到了凌辱，狠狠擂了桌子，吼叫：“打！”
　　对贺锡龙的真正考验开始了，他所说的“鱼死网破”的抗争也就开始了。在刑罚中，他体验到了军统的种种非人道。最初的刑罚是两个彪开大汉左右开弓地摔他嘴巴，嘴巴在流血，嘴唇渐渐肿胀，他就从此不开口了，只是高傲地昂着头。接着刑罚升级了，余涛亲手将烧得通红的烙铁印到他的腿上和背上。但他还是不做声，心里却想到了表哥。表哥说过，中共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烙铁烙出来的油脂和黄水往下滴，焦煳的肉味浓烈呛鼻，他终于昏死在大汉们的严刑中。过了几天刑罚又升级了，余涛放弃烙铁而使用“弹琵琶”。“弹琵琶”就是用湿麻绳在他腋窝里来回拉扯，就像锯木厂的工人们拉钢锯一样，锯得鲜血飞溅，肉沫飞溅。“弹琵琶”虽然不像烙铁那样猛烈，却能使伤口腐烂生蛆，以致长期不能愈合，使人终生都不能忘记世上还有“弹琵琶”这样美好中听的刑罚。贺锡龙感到“琵琶”将他的腋窝弹得麻酥酥、辣兮兮又生疼生疼的，这种感觉很快就延伸到了全身。一个腋窝一直锯到骨头，然后再锯另一个，同样锯到骨头才停止。他居然还是一声不吭。
　　经过这种种的刑罚之后，余涛已经一点也不怀疑贺锡龙就是共产党了。那时，在日落西山的国民党人心中，只有共产党才会这样宁折不弯。当他对贺锡龙采用过电刑之后，他就坚定了这种想法，认为他抓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共要人。他以为，对刑罚忍耐的程度是同受刑人的地位成正比的。所以他认为贺锡龙绝非一般的共产党员。
　　电刑被军统内的人称为“打电话”，就是将电话机上的电线分出两极，一极拴在人体，另一极固定在一个金属棒上，只要将电话机猛烈摇起来，再把金属棒按到人体上，人就像打摆子一样不由自主地颤抖和摇摆，随着电流的增大，摇摆就变成了跳跃，然后受刑人会猝然倒地休克。贺锡龙休克过几次，身体极度虚弱，这让余涛担心起来，于是他玩起新花样。他拿着通了电的电笔在贺锡龙的手背上一按，“滋”的一声蓝光闪烁，贺锡龙失声惊叫，整个身子同时跳了起来。屋内行刑的人们都大笑着，觉得很好玩。贺锡龙手背上经电笔按过之后，就留下一个肉坑。不一会儿工夫，那些肉坑就在他手背上星罗棋布了。
　　余涛再也笑不起来了，因为贺锡龙的嘴巴就像死人的嘴巴一样。余涛最后威胁说：“贺小先生，再不说话我就要点你的眼睛了！”就在贺锡龙以为这只是威胁时，电笔已经毒蛇吐芯般点到了他的左眼球。随着瞬间产生的五颜六色的火花之后，他的左眼失明了。贺锡龙出狱后经过数十年治疗也无法复明，连右眼也连带只有零点二的视力，几乎成了瞎子。
　　★党政工作总队、一七九师和中共远安地下党几乎在同时举行了秘密会议，议题也是同一个：如何面对贺小先生的宁死不屈
　　贺小先生死不招供的事实震动了党政工作总队，也震动了一七九师的何基沣将军和远安地下中共组织。非常巧合的是，党政工作总队、一七九师和远安地下党几乎在同时举行了秘密会议，议题也是同一个：如何面对贺小先生的宁死不屈？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许多人都紧张了。如果贺锡龙是个软骨头，倒也罢了，问题是他宁死不屈，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了。何基沣将军为此非常焦急，是很自然的。因为余涛一伙拼命在贺锡龙身上下功夫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何将军拉下马。何将军是个以抗日为己任的职业军人，自然不会怕死。但是，如果他倒了，将会给抗战造成多大损失呢？
　　中共远安地下党组织也很紧张。“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白区的地下组织采取了斩尽杀绝的手段，中共地下组织为安全起见，大多是单线联系，所以远安地下党组织根本不明白贺锡龙到底是什么人。通过贺锡龙的表现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无疑。要是他终有一天受不住刑罚而叛变，地下党将会遭受怎样的打击呢？这自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白区纪律规定，凡有地下组织人员被捕，与他有关的一切人员都得转移。现在既不知他是不是党员，又不知他和谁有联系，转移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难道说将远安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出去么？人员分散，山高水远，全部转移谈何容易！地下党组织最后研究的结果是，既然贺锡龙是被军统逮捕的，那么赶紧派人同一七九师地下党组织联系。就这样，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何基沣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中共地下组织。
　　对于已处于奄奄一息的贺锡龙，军统也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果是一致认为贺锡龙是一条大鱼，不能把他打死了。硬的不行，就来软的！
　　★何基沣想，余涛无非是要一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单，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他把搜索队长周正找来，拟定了一份所谓的“中共南远边区特委”名单
　　贺锡龙再一次苏醒之后，他就已经睡在一间窗明几净的房子里了。早上有鸟儿啁啾，晚上有青蛙鼓鸣，白天还有军医为他治病疗伤。甚至连余涛也坐下来同他杀几盘象棋。一切都平静了，岩溶却在地下涌流。由周周林、李祖德和卢鸿赓编著的《佩剑将军在远安》一书中对此案的进程有过这样的描述：
　　“贺锡龙被捕后，何基沣一直替他担着心。他日夜苦思，要用个万全之计，既要能保护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又不要伤害到贺锡龙。他想余涛无非是要一张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名单，我何不来个将计就计。正好前两天搜索队抓住了一个拦路抢劫的土匪张万富，后来企图越狱逃跑被击毙。利用这个被击毙的土匪编造一个假口供交给余涛，因为余涛刚来这里不久，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余涛可能会相信的。主意打定，他把搜索队长周正找来，两人商量后由周下棋拟定了假口供，其中有一份所谓的‘中共南远边区特委’名单……”
　　“第二天，周正主动将所谓共党张万富的案情和‘口供’向余涛作了汇报。余涛不太相信这些口供，却又抵不住它的诱惑，如果是真的，岂不白白丢了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他决定再审贺锡龙，一定要敲开他的嘴，他的交代和张万富的口供如果相符，就可定案了。”
　　在余涛再审贺锡龙之先，贺锡龙已经受到一个“勤务兵”屡次三番的暗示。那天，他很无聊地将一叠用来招供的材料纸往地下一掀，有一张纸竟然飞了起来，上面写满了细而小的铅笔字。浑身一紧，他飞快地读下去，原来要他招供的内容全都在那上面了：
　　中共南远边区特委组成名单：
　　贺锡龙，汉阳人，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望家冲小学教员；肖液垓，天门人，组织部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远安县县长；杨醒龙，远安人，农运部长。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远安县洋坪联保主任；刘桂三，远安人，军事部长。公开身份是远安县望家联保主任…………
　　天哪，贺锡龙在心里惊呼，怎么回事？这上面全是国民党远安县政府要员和各乡镇地主恶霸。这太像一个玩笑、一个游戏、一出闹剧了！军统岂会相信这么一个哄孩子的玩笑、游戏或是闹剧么？但他很快陷入沉思，看来这绝不是一个玩笑！他隐隐感到这是地下党的要求。想到这里，一抹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中共地下党终于重视他了！
　　他开始认真考虑这份供词，首先想到的就是刘桂三和肖液垓，别人他并不熟悉。他感到这样做有些不义，对不起肖液垓了。肖液垓在省城党政专科学校读书时，贺锡龙的叔父贺有年是教务长。后来贺有年当上国民党省参议会秘书长，还对贺锡龙讲到过肖液垓，说他是个高才生。再说肖液垓也没什么恶迹呀！至于刘桂三，贺锡龙一提到他就会把牙关咬得很紧。这不仅是因为刘桂三罪恶滔天，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对贺锡龙有杀子之仇！
　　他的儿子叫羿儿，羿射九日，即抗日的意思。那是他与刘桂三彻底绝裂之后的一天晚上，只有四岁的羿儿突然食物中毒了，当时就双眼失明，人事不醒，请来的医生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施救。贺锡龙和妻子赶紧背起羿儿拼命往姨父家跑，希望姨父王尊九能够妙手回春救下他们的宝贝儿子。冬夜，山高月小。他们在严寒的荒山老林里赶路，仿佛行走在无底的黑洞里。驴头狼的凄厉叫声，夜老鸹的呀呀悲鸣，随风游走的磷火伴随着他们。贺锡龙一边跑一边唱起了羿儿最爱听的《流亡曲》，可他们还没跑到姨父家羿儿就死了，贺锡龙和妻子除了痛痛快快地哭，什么都干不了。羿儿走得实在不该，羿儿只有一岁就能背唐诗，两岁就能唱《流亡曲》，三岁就开始练书法。羿儿是在《流亡曲》中诞生的，也是在《流亡曲》中离去的。羿儿的人生就是流亡。连夜安埋了羿儿，贺锡龙就跑到望家冲擂开了刘桂三的大门。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贺锡龙既嚎又叫的样子不仅使刘家大院的家丁们悚然惊心，也使刘桂三有些胆怯。贺锡龙指着刘桂三的眼窝说：刘桂三，现在我已经无牵无挂，不怕你了！
　　想到羿儿的死，贺锡龙心里透亮了，也轻松了。不管这份供词有多么滑稽，也值得一试。于是，他决定承诺中共地下组织的要求，和军统特务们玩一玩这出游戏。恰在这时，余涛找他来了，余涛拿着那份名单往贺锡龙面前晃来晃去，大声说：“贺小先生，不管你招不招都无所谓了。对于你们的CP组织我们早已了如指掌！”
　　贺锡龙朝那张纸扫了一眼，这就足够了，余涛的那份名单同他自己手中的那份名单是一模一样的！贺锡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于是我就顺着国民党特务的主观想象，编造了一个所谓‘中共南远边区特委’的假组织，把远安县伪官吏以及土豪劣绅等五六十人扯进去了……军统特务们愚蠢得很，竟完全按照我的假供逮捕了五六十人。”是的，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急功近利，利令智昏。可以想象，如果能够破获一个包括何基沣将军在内的庞大中共地下组织，他们将会得到多少好处呢！
　　★军统特务不仅逮捕了他所提供的人，而且逮捕了近百名无辜者！这一发生在远安县的离奇案件，就是所谓的“远安*党案”
　　贺锡龙说，军统特务不仅逮捕了他所提供的人，而且逮捕了近百名无辜者！这一发生在远安县的离奇案件，就是所谓的“远安*党案”。余涛自然是如获至宝，也不管什么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迅速就把这份名单上报到党政工作总队去了，同时也报给一七九师一份。然后，大逮捕开始了，严刑逼供也同时大规模展开了。
　　杨家祠堂昼夜不宁，执刑人的吼叫声和受刑人的哀嚎声交相呼应，受刑人的血水与执刑人的汗水四处飞溅。可以想象，严刑烤打下的口供会有什么可信性，于是胡说八道，东拉西扯，雷打急了往树上指，被捕的队伍迅速壮大。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军统特务竟然抓了一个姓冯的疯子。那人因妻子同野男人私奔而疯，流落街头，一天到晚自言自语，不时还吼一嗓子“郎在高山唱山歌，姐在屋里织绫罗”之类的情歌。
　　远安县望家乡的退休教师刘宝丰写了一篇回忆录，题目叫《“远安*党案”之我见》，记录了这起冤案被扩大化的情况：“1942年，我在远安县青丰乡中心小学教书，这年春季的一天，在洋坪区当区长的二哥刘镇初托人带信，要我速去洋坪，有事相商。接信后，我当天赶到洋坪，二哥见到我的第一句就说：‘余涛说你有*党嫌疑，叫你到他那儿去交代问题。’当时我因为心中无事，也就毅然赶到杨家祠堂。余涛见到我说：‘我同你二哥刘镇初很好，所以没有直接逮捕你，不过……希望你能如实地交代*党在远安的地下组织及活动情况。不然，要受皮肉之苦的呀！’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小学教员，不知什么*党，更不知什么活动情况。’余涛见我矢口否认，就把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和熊修民(远安附城乡乡长)在一起。从熊修民口中，我才知道最近几天的情况，余涛不知在哪儿弄到一份中共名单，就把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和各乡乡长都捉来了，日夜对他们严刑烤打，还使用了电刑。由于逼供，被捕人只有乱说一气，造成了当时远安县一起大冤案。这个冤案涉嫌人之多，时间之长，是远安历史上少有的，造成了社会紧张空气，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都市解密：震惊蒋家朝野的“远安*党案”（续）
　　由于“远安*党案”闹得朝野皆惊，吸引了特务们的注意，这才使得一七九师同新四军巧妙合作，打了一个大胜仗，重创驻守当阳的日本鬼子，连鬼子的旅团长横山少将也一命呜呼了
　　当这一百多个“*党”启程押往当时的临时省城恩施时，一七九师在前线的阻击战打得正烈。前有大战，后有大狱，是国家的大不幸哪！这是贺锡龙至今心口还隐隐作痛的地方。
　　尽管何基沣要忙于战事，但他还是抽出时间接见了即将上路的贺锡龙。这是贺锡龙同何基沣的第一次也是人生惟一的一次见面，由此可见，军统特务要通过贺锡龙整倒何基沣，确实是望风捕影。贺锡龙在《我深切怀念的何基沣同志》一文中这样描述了他们的会见：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基沣同志是战斗在敌人营垒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但从我们会见的谈话中，我认识到基沣同志是一位真正的爱国军人。起码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基沣同志会见我，是我在远安押解恩施前一天的下午，他夫人也在坐。当我在一七九师特务团的一个青年军官带领下走到基沣同志住所时，基沣同志和他的夫人都起身让座。这和我在一七九师参谋处受审讯时的气氛不同。开始，我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惯于使用的一种软化手法，态度淡然。基沣同志看出来了，淡话—开始他就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也是一个读书人，曾在北京大学念过书。后来投军进保定军官学校……一九三七年与吉星文将军一起打响了全民抗战的第一枪。讲到这里，他猛然高声说：‘我是抗战到底派，我是坚决主张抗战到底的！’听了这句掷地作金石声的话，我对基沣同志不但消除了敌意，而且产生了敬意。我问何师长，为什么我积极向老百姓宣传抗战，教育学生爱国，政府却反以为我是什么‘特*、*党’呢？这是我与基沣同志交谈的第一个问题。基沣同志只说了一句‘是忠是*，历史自有公正’的话，未作正面回答。我又提了一些问题，基沣同志有时不作答，有时环顾左右而言他。”
　　“谈话结束，基沣同志夫妇留我吃饭，我再三辞谢不吃。基沣同志说了几句风趣话：‘你是关云长，我可不是曹操。曹操款待关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关公没有推辞不吃呢。关公若是老饿肚子，后来哪有过五关斩六将的劲呢？’基沣同志的夫人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这话其实含意很深)。晚饭是两荤两素，一汤和一大盆馒头。当时，这顿饭虽不丰盛，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席盛宴。饭罢，已到傍晚。基沣同志送我到大门口，握了一下我的手，神态严肃地说：‘人各有志，好自为之。’这八个字的临别赠言，我想，就是基沣同志当年代表地下党组织对我的教导与勉励吧！”
　　囚途路漫漫。衣衫破烂的囚徒们和荷枪实弹的军人们组成的奇异队伍搅乱了深山老林的寂静，从远安出发，穿过奇峰迭起的荆山山脉，过了长江再进入险象环生的武陵山脉，他们走得实在太慢。一百多个“*党分子”，无一例外地都受到过严刑烤打，身心俱残，便只能一步一捱地走向死亡。伤势最重的还是贺锡龙，他的两腋已经腐烂生蛆，只要张开臂膀，雪白的蛆虫就会纷纷下落；他的双腿因为过度的烙刑，也使他行走艰难。在整个荆山山脉中，他都是由押送犯人的军人用担架抬着的。临走前何基沣将军特别关照过，要尽快让贺小先生的伤势好起来，并派有军医一路照顾。那位军医在途中为贺锡龙熬鸡汤，洗伤口，无微不至。贺锡龙倒有些过意不去了，军医说，都是师长安排的，他不敢不执行。
　　在深山的悬崖古道间，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贺锡龙。人们像长链一样一个接一个地贴在绝壁上缓缓往上移动，突然，中间像掉了一环似的，有人“呕”了一声，随着要命的嚎叫坠了下去，一直坠落到尚在谷底的贺锡龙面前——死了。
　　那是一个不在最初的“*党名单”之内的无辜者，那些兵们准备将其扔到老林里算了，可是贺锡龙和犯人们一道，坚持要他们在树林里造了一座坟。自此，那座坟就在贺锡龙心里挥之不去。他为此而内疚，甚至感觉到了罪恶。怎样才能冼除自己的罪恶于万一呢？
　　接着，另一件事又使他心神不安。一过长江，一七九师的押解队伍就将犯人移交给了行政公署。这一移交，贺锡龙的待遇立即恶劣起来。因为他是“匪首”，行政公署特别为他准备了一个站笼。站笼的铁柱上排满了尖锐的铁齿，稍一动弹就会刺得浑身肿痛，以至皮破血流。他就那样通宵在里面站着，不时袭来的瞌睡使他吃了大亏，歪来倒去的被铁齿戳了一夜。第二天天亮时，人们看到他已经肿得像城隍庙里的“十大天王”了。恰在这时，县长肖液垓出现在他面前。两人都吃了一惊，都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肖液垓把他看了许久，突然说：“贺先生，哪晓得你是一个以怨报恩的人哪！你硬把我搞进cp，良心何在？”
　　☆★人们都把仇恨的目光投向他，有人开始猛摇那个铁站笼。肖液垓赶紧拦住了：“算了，都是难中人哪！你们看，他不是把自己也害苦了么？”贺锡龙裸衣控诉军统严刑逼供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的举动极具轰动效应，一时被朝野作为传奇故事四处传讲
　　贺锡龙身上的伤疼痛难忍，但他心里的伤更加疼痛。有个念头在他心里蓦然生起：是不是可以反供呢？为了那些无辜者，也应该反供呀！可是他无声地摇了摇头。这是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而他本人又是在内心底里庄重承诺了的，他得做一个男子汉！
　　终于到了省城恩施，新一轮更加残酷的烤问就开始了。不用详述那些烤打过程，贺锡龙每天听到的“新闻”就够他心惊肉跳的了。有人断了骨头，有人被挑了脚筋，有人命丧黄泉……烤问告一段落，省政府组成了庞大的会审团进行所谓法律程序。这个会审团由第六战区长官部、省政府、省党部、三青团、民讯会、党政工作总队组成。这是空前的，被时人称为“六堂会审”。该案的100多个人犯作为证人列席旁听，被审者当然是范小先生。
　　六堂会审，说明国民党政府对此案是多么重视！贺锡龙回答法官的提问时在大堂上走来走去，仿佛在思考什么。突然，他有些神经质地吼叫起来：“我要反供！”
　　“我们正是要你反共的！”一位法官不知是没听清还是要故意调侃。
　　“这种游戏再也不要玩下去了！法官大人，我以前的供词都是假的！”贺锡龙继续在吼叫，他的叫声在大堂内有力地回响，震撼了每一个审讯者和被讯者，都以为他疯了。贺锡龙拿定主意反供并非容易，最终让他起而反供的原因是三条，一是不忍再看到无辜的鲜血；二是已经有流言传进监狱，大意是中共南远边区特委书记贺锡龙已经叛变了共产党；就算国民党不审判，也将会受到共产党的审判；三是何基沣派来一个参谋探望过他，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由于“远安*党案”闹得朝野皆惊，吸引了特务们的注意，这才使得一七九师同新四军巧妙合作，打了一个大胜仗，重创驻守当阳的日本鬼子，连鬼子的旅团长横山少将也一命呜呼了。这位参谋还说，“远安*党案”是个假案，贺小先生应该尽早从中脱身。贺锡龙恍然明白了什么，这才决定以反供来结束这个案件。可他并没想到让自己脱身的事。
　　法官问：“这事不为你不起，不为你不落！你明知他们无辜，为何要诬陷呢？”
　　贺锡龙突然脱掉上衣，露出累累伤痕，边走边说：“为何招假供，这就是原因！只要有一点良心的人就会一目了然。完全是你们屈打成招造成的。你们用烙铁烙我的肉体，你们用麻绳锯我的腋窝，你们甚至连美国最新的刑具——电椅也用上了！置人死地，无所不用其极，是你们一贯的手段。在这种种刑罚中，真是生不如死啊！于是，我被屈打成招了……可是，我没想到我的假供会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被捕者和我一样，屈打成招。没想到他们屈打成招后，会连累这么多的无辜平民，甚至连疯子也不放过！”
　　法官问：“贺锡龙，他们招出的人都无辜，你招出的人就不是无辜的？”
　　“是的，虽然我招的也是假供，但我的良知告诉我，决不能连累无辜者。”
　　“你招的全是党政基层组织的要员和骨干，难道都是cp？没有一个无辜者？”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cp，我只知道他们有罪。那些贪官污吏，难道没有罪恶吗！我之所以招出他们，就是要借军统之手，为民伸冤，为民报仇！这有什么不好呢！”
　　“被告，不能在法庭上诽谤地方长官。”法官严厉地警告。
　　“法官大人，请允许我用事实讲话，让您明白我的话并非诽谤。”
　　法官们相视良久，居然点头应允：“准许被告讲话。”
　　于是，贺锡龙以刘桂三为例，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法庭演说。贺锡龙裸衣控诉军统严刑逼供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横行的举动极具轰动效应，一时被朝野作为传奇故事四处传讲；尤其是他的法庭演说，连在座的刘桂三也吓出了一身冷汗。数十年后的某一天，当贺教授回忆当年的演说时，依旧激动不已。贺教授有超凡的记忆力，当初的演说扰在昨日。
　　他的法庭演说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准备的，他说：“远安僻处荆山，天高皇帝远；可是，那里却有一个土皇帝，就是刘桂三。每一位新任县长都要去拜山，就像朝拜皇上一样，否则县长就坐不稳。自民国十四年起，已有三位县长自请调出，一位县长挂冠出走，两位县长被诬降职……刘桂三富甲千方，仅围绕住房的碉堡就有四座，虽是一个小小的联保主任，却号称刘半县。不仅如此，他甚至拥有一个营的私人武装，计有机枪、步枪、手枪300余支，还有连县保安大队都未配备的电话、放毒器和防毒面具等等……”
　　贺锡龙的话引起了审判席上的*动。他们无法想像，刘桂三竟敢目无国家**私建武装。贺锡龙真是一个辩才，一开始就将刘桂三一剑封喉了。贺锡龙继续压抑内心的冲动，以他平实而不加感情色彩的语言叙述着：“两年前日寇犯我鄂西，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这位刘半县竟敢打劫抗日的队伍……”那时，抗日军某部后方医院向深山转移，他们抬着担架、背着医疗器械，艰难前行。刘半县不仅不给予援助，反而趁火打劫，拦截掉伤病员，男人统统被打死，女人统统被强*……那是一个清冷的凌晨，法官大人，当时你们也许正在美好的梦乡，也许正在洒扫庭除，也许早已投身到火热的抗日中去了。当时的前线也许激战正酣，我们的战士在阻击，在冲锋，在流血，在牺牲，在忍受饥饿，在抵抗寒冷……
　　可是此时此刻，我们怎么能够想到在刘桂三的统治下却在发生着荼毒同胞兄妹的事情？那个清冷的凌晨，我们可爱的抗日战士怎么会想到背后将射来罪恶的子弹？我们可爱的护士怎么会想到有这样的野兽来毁掉她们的童贞。法官大人，那些伤员们医治好了是要上前方杀鬼子的呀！谁能否定他们中间不会出将军？不会出民族英雄？法官大人，那两个女护士被*污后自杀了，还有一个女护士做了小妾。因为这个小护士肩负着为战友复仇的使命才不得不苟且偷生！而这个护士才刚刚16岁，16岁呀，苍天啊！”
　　贺锡龙停了一下，因为他已经热泪满面了。人们被他的演说、被他的满面热泪所震撼，也被他所控诉的这种非人的罪恶所震撼。贺锡龙的声音嘶哑了：“……16岁对一个少女来说，正是花季的年龄，充满着许许多多美好的梦想。她有鲜花一样的脸蛋，瀑布一样的长发……可是，惨无人道的事情却在这位少女的身上发生了。因为她逃跑，刘桂三把她杀害了，还在她的头顶点上了‘天灯’……青春的生命有如洁白的玉器，有如待放的花蕾，然而，玉器瞬间粉碎，花蕾转眼成泥，再也不能复原了，再也没有清香了。”
　　人人都有父母姐妹，人们都感受到了同一的痛惜和憎恨。控诉中的贺锡龙似乎已经心力交瘁：“……法官大人，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不仅没有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受到政府重用的事实吗？法官大人，远安需要青天，远安的人民需要青天哪！”
　　“远安*党案”最终草草了结，除贺锡龙外全部无罪释放，为官者依旧为官，务农者依旧务农。费了老大的工夫，结果是一场空，可以想象办案者的恼怒。所以省府主席、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批复文件时才气愤异常，用语异常严厉：“贺锡龙企图颠覆民国基层政府，危害党国利益，破坏抗战，罪大恶极，就地正法！”
　　此案了结后的1947年，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编写的《抗战史料·远安篇》序言中记述了此事，原文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某长(即一七师师长何基沣)驻防远安，苛扰频生。当时邑令肖公(即远安县县长肖液垓)颇不直其所谓。于是某长大怒，意欲以报之；遂多方称陷，与共党嫌疑分子贺某(即贺锡龙)共谋，诬陷县政人员，株及肖公。被逮捕者达八十余人(实际上是一百多人)。幸省府洞烛其情，乃释此数十人于狱。于是此一无妄冤狱，得以昭雪。此民国三十一年事也。”
　　此案了结，不仅是国民党政府高官恼火，受此案牵连的人们也是终生怨愤。小学教员刘宝丰在《“远安*党案”之我见》中说：“从恩施释放回家时，国民党当局没发一分钱的路费，大家饥寒交迫，吃尽千辛万苦，最后才回到家中。途中还拖死了傅霭如、焦林安等人。”
　　作为死刑犯，贺锡龙被单独关押在恩施的清水塘监狱。一月之后，肖液垓去看了他，还给他带去了两瓶豆瓣酱。贺锡龙显得很轻松地说：“县长大人终于官复原职了。这次让你吃了我的亏，现在你可以说我是害人终害己了。”
　　肖液垓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愿伤害一个快要上刑场人的心。他把豆瓣酱递给贺锡龙：“这是鄂西名产，我已经对后街的小铺子讲了，让他每个礼拜给你送点儿来。”
　　贺锡龙笑了：“再送就不必了，也许我连这两瓶都来不及吃完呢。”
　　肖液垓并不是只是来看看贺锡龙的，而是来报告一个重要消息的。他说：宜昌行政公署专员吴良琛亲率一个团的军队解除了刘桂三以及其他地方豪强的全部武装。肖液垓为此而激动：“贺兄，还得感谢你呀，往后的县长们再也不用给刘桂三他们拜山了。”
　　贺锡龙只说了两个字：“痛快！”
　　☆★贺锡龙宁愿死去，也不会去干什么军统。这事就拖下来了。1944年底，贺锡龙终于被保释出狱。武汉解放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的年关节姗姗来迟，望着铁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贺锡龙想到自己去延安不成，沦落监狱，一腔报国之志无处伸张，心中悲愤难平哪！于是他写了一首绝命诗。解放后，此诗得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诗的全文是：“夕阳影里独徘徊，寂寞心扉对己开。北向延安终不悔，南寻楚泽有余哀。深忧似海同谁说？孤愤如山自我埋。君子一诺血与泪，不负苍天扫尘埃。”
　　这里的“君子一诺”，就是指当初制造假供是为了承诺中共远安地下组织的某种要求。事实上正是这样，由于“远安*党案”的掩护，远安地下组织才能够全部安全转移，等军统特务们回过神来，地下党员们已经转移到敌后的当阳根据地秘密集中了。也由于它的掩护，何基沣将军才腾出手来一心同敌寇进行殊死战斗。
　　贺锡龙在监狱时，外面的营救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首先是何基沣同贺锡龙任省参议院秘书长的叔父贺有年积极行动，会同贺锡龙的舅舅李四光(著名的地质学家)以及名流严立三、施方白等人多方努力，才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送集中营受训。
　　还有一个极少为外人所知的内情是，如果没有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运作，贺锡龙也是难逃虎口的。戴笠认为，一个教书先生居然把一个子虚乌有的“边区特委”编造得天衣无缝，不仅骗过余涛之流，而且还把整个长官部、党政工作总队和战区统帅部糊弄得团团转，甚至连军统也浑然不觉，就足以证明贺锡龙是个智力非凡的人物。而如此大才不为党国所用却“沦为共匪”，实在是执政者的失职。于是他大胆决定，改判贺锡龙为无期，再派一个少将处长亲赴恩施面见贺锡龙劝降，为军统所用。
　　结果自然是相反的，贺锡龙宁愿死去，也不会去干什么军统。这事就拖下来了。1944年底，贺锡龙终于被保释出狱。武汉解放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偿宿愿。

鹏城沮人

这个故事我在一本介绍远安抗日英雄的书上看见过,不过书名忘了